周力：创作十谈
来源：澎湃新闻 钱雪儿
时常会在美术馆中“路过”的影像作品被投射在电影院大屏幕上会有怎样的效果？近日，青年实验影像计划“未来未来”在上海外滩博悦汇影城举办线下放映会，10位影像艺术家以各自的影像语言，在流动的时间和图像中展现他们对于未来的思考与批判。
不同于美术馆或是线上的影像作品展示，电影院或许会放大作品的瑕疵，也会让人们更多地聚焦于作品，而项目策展人杨福东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无论这种经验是好是坏，“那一瞬间艺术家都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
青年实验影像计划“未来未来”活动现场
青年实验影像计划“未来未来”活动现场
“过去、现在和未来总是以某种方式连接在一起，对未来的想象、预判和质疑也是对过去的回溯和对当下的审视……未来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它是我们的未竟之事吗？对未来的讨论将趋向何方？”杨福东写道，围绕着这些疑问，10位艺术家以各自的方式给出了答案。在放映的这些作品中，一些影片更接近完整的电影。胡伟的作品游走于回溯和想象，文字、档案、移动影像、电影素材和声音被穿插在真实与虚构的叙述结构中，透过伊朗而揭开战争、欲望与物质之间的纠缠。沈蕊兰的《滞星》将祖母的记忆变成影像，模糊的画面与娓娓道来的叙述、音乐相结合，可以被当作一部讲述个人故事的文艺影片。而另一些作品比起符合观众的观影习惯，更像是一场自我的表达：林科的《卫星》把像素点“狡黠”地变成星星，在大约两个半小时的放映会上，它“稍纵即逝”，却以其独特性而留下痕迹；李明和唐潮的作品则充分地表达着作者的意识与想法，“挑衅”着观众的耐心。
胡伟新作，《未完成的电影》
沈蕊兰，《滞星》
在杨福东看来，“未来未来”的尝试可能会暴露很多瑕疵和问题，但是他期待的更多是年轻艺术家思想火花的呈现，而另一方面，大银幕为影像作品提供了一个标准，即使在线上，也可以以此作为参照，完成对空间的想象和对声音的理解。青年实验影像计划“未来未来”由实验影像中⼼（Centre for Experimental Film，简称CEF）发起主办，CEF致力于影像展映与研究，将在线影像平台与线下电影院相连接，试图建立影像研究的多元生态。杨福东指出，影像艺术家的思维模式往往异于常规电影叙事，“而在常规的影院里放映，就会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可能你会不喜欢，或者会觉得不适，我觉得这样的碰撞也许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交流的经验，或者说是尝试讨论的空间。”
对话｜杨福东
杨福东
澎湃新闻：请介绍一下这次青年实验影像计划的主题，为什么会以重复的“未来未来”作为主题？杨福东：双重的“未来”是对未来的向往和期待，同时也是怀疑或者质疑，有“未来没有来”的意思。你怎么去看待所谓艺术创作的方向，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引申，是这个主题想要探讨的内容。
澎湃新闻：你的很多作品是以传统绘画作为一个源头，这次的影像展是指向未来，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对于过去的隐射，你怎么看未来和过去的连接？
杨福东：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都是此时此刻，很多时候取决于你的参照物在哪里。历史、过去、现在、未来，在某种状态下都是此时此刻的想象。你如何去看待此时此刻你想要做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所有的期待是要从“现在”开始发生。
杨福东《竹林七贤 之一》，单屏电影，35毫米黑白电影胶片转DVD，29'32''，2003年
澎湃新闻：在策展方面，这次为什么采用五位艺术家各自邀请一位艺术家的形式？十部作品的先后顺序是怎样安排的？杨福东：我选择了五位相对我比较熟悉的艺术家，然后我希望这种氛围更宽容和多元，我觉得他们会有自己喜欢或者认可的艺术家，一起共同参与到这个项目里，这可能是一种双层的憧憬，很多东西反映的是年轻人他们对于未来的眼光，会有不同的质感。
在顺序上，不同的艺术家作品有长有短，我们考虑了作为整体的整个片子的播放节奏。线上和线下的某些质感是不一样的，线下你要考虑在场的呼吸感，考虑放片子的节奏，也要考虑这样一个放映空间对于片子的质的要求。我觉得这对于艺术家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无论是好是坏，那一瞬间他们是拿到了第一手的资料。
杨圆圆，《给未来的回忆》
澎湃新闻：此次展览在电影院里进行，不同于美术馆里的影像作品，可以自由地选择停留时间，它需要观众从始至终地持续观看，或者说必须等待前一部结束才能看到下一部，同时性变成了一种先后顺序，你对于这种呈现形式是怎么看的？杨福东：在美术馆里对于观看的宽容度和自由度更高。我觉得观众就像第二个导演，有的影片可能有40分钟，然后他看了5分钟就走了，他和作品的互动就是那五分钟的缘分，然后他带走了对作品的理解、想象或者说“解码器”，之后他会在这五分钟内重新剪辑出一个他的感觉。很多人都是瞄一眼就走了，作品在他眼里可能就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建筑物，美术馆是提供了各种契机或者可能性。
在电影院里，反而像是封闭的纵深的一条路，你必须陪着它走下去。很多的叙事电影会在封闭的空间里营造这样一条路径，各种情绪被调动起来，变成了这条路径上的花花草草。这种叙事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他们的思维模式可能不是常规叙事的表现方式，而在常规的影院里放映，就会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可能你会不喜欢，或者会觉得不适，我觉得这样的碰撞也许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交流的经验，或者说是尝试讨论的空间。
唐潮，《日落指尖》
澎湃新闻：现在美术馆里有很多影像作品可能越来越往装置的方向发展，比如和周围的环境结合，或是运用VR、AR等各种技术，但是在电影院里，似乎是回到了一个二维的感觉。你怎么看这一点？杨福东：我觉得分成两种。一种是在艺术空间里呈现的艺术影像，更多地是艺术家思想上对于美的理解，有很多实验精神。随着时代改变，新科技介入，很多艺术家可能有不同的思考和尝试。所以我觉得像VR也好，所有这些暂时被称为“不确定”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艺术空间里应该更多地尝试和开放地去看待，因为它们会是未来做艺术的一个重要路径，现在的年轻一代艺术家熟悉这些技术媒介，知道怎么去发展成未来艺术的模样。
另一方面，现在影院里的电影，大家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标准的、传统的、待消费的情感产品，很多长篇电影是用这种方式做，但这不代表未来。影院也不会一直是二维的，也许以后会更加多元。比如现在国外的很多电影节也在尝试跟艺术的互动，在关注VR、人工智能等。大家都是在找一个合适的表达方法，或者展示空间。
马海蛟，《时针》
澎湃新闻：回到这次项目的初衷，为什么要在电影院里做这样一个展览？和美术馆相比，你在策展上有什么不一样的考虑？杨福东：首先是因为“未来未来”线上展明年1月才开始，这次更多的是一个线上制作的线下发布，同时把影院当成了一个替代空间，多了一层放映的质感。
影像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电影圈所谓的“作者电影”，艺术家往往是把影像当成创作媒介和表现语言，来表达他个人的思想观念，很多东西不具备常规电影里的那种标准形式，在某些地方就会显得另类。
“未来未来”这样的尝试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但不管怎样，年轻的作者都会获得不同的经验。在策展的时候，我期待的更多是年轻艺术家思想观念的呈现，哪怕作品不是很完整，但是希望可以有火花冒出来，甚至是尖锐的，或是某种新艺术的味道。
大银幕需要的是完整的成品，它会暴露很多瑕疵。但是在这样的技术指标之下，以后你往线上走，同样会在乎质感，比如在网络里对空间的想象、对声音的理解。有这样一个标准的影院的感觉，或许可以在技术指标上帮大家把这种意识提上来。
澎湃新闻：你自己涉猎绘画、影像等不同的媒介，如何决定用怎样的媒介去讲述一个故事？
杨福东：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画画，然后考上美院，后来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当代艺术：装置、行为表演、录像，我觉得影像这方面的创作有吸引力，就会用影像来创作很多东西。现在我觉得不要被某种特定的媒介限制住，而是你觉得有的东西适合用绘画，就用绘画做，有的像最近在香格纳的展览“无限山峰”，就是绘画、摄影等结合在一起的多元影像。
我觉得更多时候首先是有艺术家自己的创作理念，然后围绕着这个去营造，去选择媒介。
杨福东《无限的山峰—是风 之二》，木板、素描、丙烯、摄影，2020年
澎湃新闻：这种对媒介的利用会有一点像拼贴的过程吗？杨福东：没有。我觉得随着时代媒介的发展，很多艺术家的拼贴和早年的那种拼贴艺术是换汤不换药的，只是从报纸、图片的拼贴变成了线上的，或者三维图像、视频的拼贴。这种气势都是平面的拼贴，而现在更需要的是建筑式的拼贴，你要把你的思想立体地搭建起来，而不是表面和散落的。这种立体的拼贴是一个心理的状态，思维的状态，也是此时此刻的状态。我觉得有点像拼贴的过程，把综合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就想到要去用它才去用它，是这种感觉。
我们有时候聊天也会说，现在很多艺术家随着时代媒介的发展，比如新科技数字，在很多方面与早年的拼贴中的在某些质感上是换汤不换药的。
澎湃新闻：技术在影像艺术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你觉得中国的影像艺术发展三十年以来，技术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想象力吗？
杨福东：以前我们用胶片拍摄的时候，因为开销很大，所以会珍惜每拍一条的机会。但是现在不会，因为它的方便，这种轻易的获得反而造成了一种浪费。这是双重的消耗，你拍的时候有很多消耗，后期制作的时候，面对大量的素材，你在“海选”的时候很可能丧失你的精准度。
朱昶全，《我伪装起来了，就在你面前》
陈轴，《伤心蛋糕》
对于现在年轻的艺术家，我认为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没有事先就规定好谁是引领者，而是取决于这些拥有独立思考的这些年轻艺术家，他坚持做他的事情，然后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会感受到他的力量。澎湃新闻：最近有些怎样的新作？
杨福东：今年的作品主要是展览“无限山峰”上展出的这些，接下来到明年春节这一段会缓一缓。艺术家的工作也不可能天天做，有点像是古代的信使，你准备好背包，然后骑马奔赴驿站。沿途的风景和感受可能都是创作上的一些快乐。你到了下一站，小包一摘，喝点水歇一会儿，然后再准备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