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文/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苏子滢

译者按：本文收录了2007年11月15日齐泽克发于《伦敦书评》的一篇富有争议的文章“抵抗即投降”，文中齐泽克批判了当前各类左翼抵抗资本主义霸权的方式，包括欧洲社会民主的“第三条道路”、在日常实践中建立新世界尝试，以及后现代多元的、范围广泛的抵抗等。他认为这些抵抗方式不能击垮资本主义，只会让资本主义愈加顽强地重生。齐泽克重点批判了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在《无限的诉求》（Infinitely Demanding）一书中的立场。克里奇利认为反抗者必须“在远离国家的地方从事抵抗政治”，“ 用不可能的诉求轰炸国家，谴责国家机制的局限性”；齐泽克则认为这是一种道德主义立场，这样的抗议者针对的不是“公开的独裁政权”，而只是“自由民主国家的虚伪”。这种道德主义抵抗能古怪地与权力“共生”，如在反轰炸伊拉克的游行中，抗议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国家方面也借民主示威的事实强调说，他们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是为了给伊拉克争取同样的民主权力。随后，齐泽克又为很有争议的前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辩护，认为他在权力内部推行改革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齐泽克的文章招来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反对者认为齐泽克的主张意味着让左翼放弃反抗、不再参加反战游行、选择与权力妥协。其中，大卫·格雷伯为克里奇利辩护，他认为克里奇利是一位懂得向反资本主义行动者学习的知识分子。资本主义并非无法击垮，相反它必将因其无限扩展、无限累积的趋势走向灭亡。在那之前人们应当积极寻找和实践替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方案，为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在社会运动中实际地构建替代方案的人合作。

齐泽克在对批评者的回应中，否认他的观点是向权力妥协。他再次强调那些“提倡从权力的缝隙中抵抗的人”才是真正的妥协者，他们站在安全的地方维护自己的道德优越性，在一些情况下，他们开展抗议的位置与国家意识形态“分配给民主抗议的空间太过契合”。在回应中，齐泽克承认资本主义并非永恒不死，但他认为现有的反抗者都没有能力提出取代资本主义的构想。

斯拉沃热·齐泽克

人们能从过去的几十年吸取的最明显的教训之一是，资本主义是不可摧毁的。马克思把它比作一个吸血鬼，在今天看来这个比喻凸显出了这样一点：吸血鬼被刺死之后总会复活。
今天的左翼对全球资本主义霸权及其政治补充（自由民主制）的回应有许多种。比如它可能接受资本主义的霸权，但继续在其规则范围内争取改革（这就是社会民主制的第三条道路）。
或者，它可能承认其霸权将继续存在，但仍然应该从“缝隙（interstices）”中继续抵制它。
或者，它承认所有斗争都是徒劳的，因为这霸权如此无所不包，除了等待“神圣暴力”的爆发，就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一种革命版本的海德格尔的“只有上帝才能拯救我们”。

或者，它认识到斗争的暂时性无效。这一论点认为在如今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中，真正的抵抗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全球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复苏之前，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捍卫福利国家的残余，提出一些我们清楚当权者无法满足的诉求来和他们对抗，否则就只有退回文化研究中，在那里安静地从事批评工作。

或者，它强调说背后有更深层的问题，即全球资本主义在根本上由技术或“工具理性”的原则导致。
或者，它假设人能够颠覆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但不是通过直接攻击它们，而是通过将斗争领域重新聚焦于日常实践，人们可以在日常实践中“建立一个新世界”；这样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基础将逐渐被削弱，国家将在某个时刻崩溃（这种方法的典范是萨帕塔运动[Zapatista movement][1]）。
或者，它采用“后现代”路线，把重点从反资本主义斗争转移至多形式政治意识形态的霸权斗争，并强调话语重述的重要性。

再或者，它主张认为人们可以在后现代层面上重复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决定性的否定（determinate negation）”：随着如今“脑力劳动”的兴起，社会生产和资本主义关系之间的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尖锐，这使“绝对民主”第一次成为可能（这是哈特和奈格里的立场）。

这些立场并非对某种“真正的”激进左翼政治的回避——事实上，他们试图克服的恰恰是这种“真正的”立场的缺乏。然而，左翼的失败并不是过去三十年间发生的全部。从中国G。C。D领导的历史上最为爆发性的市场经济发展，以及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人们也可以汲取意料之外的收获。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搞得更好。在英国，当时的撒切尔革命是混乱和冲动的，充满不可预测的突发事件。而将它制度化的是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或者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布莱尔将一个（最初表现为）偶然的历史事件事件提升为一种必然。撒切尔本人不是撒切尔主义者，她只是她自己；真正形塑撒切尔主义的是布莱尔（而不是梅杰[Major]）。

一些后现代左翼批评家应对这一困境的方式，是呼吁一种新的抵抗政治。他们指责那些依然坚持与国家权力斗争、更不用说夺取了国家权力的人，还停留在“旧范式”中：批评者说，当下的任务应该是通过退出国家权力的领域、创造不受其控制的新空间来抵制国家权力。当然，这和接受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同一个**的两面。这种反抗的政治只不过是第三条道路左翼的赎罪券。

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的新书《无限的诉求》（Infinitely Demanding）近乎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立场。[2]在克里奇利看来，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将持续存在。废除国家的尝试惨败了，因此新的政治必须与国家保持距离：其中包括反战运动、生态组织、抗议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虐待的团体，以及其他形式的地方自治组织。这种政治必须抵制国家，用不可能的诉求轰炸国家，谴责国家机制的局限性。在远离国家的地方从事抵抗政治的理路要点在于对正义“无限地诉求”这一策略的伦理层面：没有一个国家能服从这一呼吁，因为国家最终的“真实政治（real-political）”目标其实是确保自身的再生产（经济增长、公共安全等）。克里奇利写道：“当然，历史向来是由拿着*和棍棒的人书写的，人们不能指望用嘲讽和鸡毛掸子打败这些人。然而，正如极左的积极虚无主义的历史有力地表明的那样，当一个人拿起*和棍棒，他就已经失败了。无政府的政治抵抗不应试图模仿和再现它所反对的极端暴力的主权。

那么，比方说，美国民主党应该怎么做？停止争取国家权力，退入国家的缝隙，把国家权力留给共和党人并发起无政府抵抗运动吗？如果克里奇利面对的是希特勒这样的对手，他又会怎么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确实应该“模仿和反映他所反对的暴力主权”吗？难道左派不应该区分诉诸暴力对抗国家的情况和只能、只该使用“嘲讽和鸡毛掸子”的情况吗？克里奇利立场的模糊性在于一个奇怪的不当结论：如果国家会一直存在，如果不可能废除它（或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要回避它呢？为什么不能与国家一起、在国家之中行动？为什么不接受第三条道路的基本前提？为什么要把自己局限于克里奇利所说的这样一种政治，即 “质疑国家，对既定秩序进行问责，但不是为了废除国家——尽管这在某种乌托邦意义上或许是可取的——而是为了改善它或减轻它的负面影响”？

上述这些话只表明，今天的自由民主国家和“无限要求”的无政府政治的梦想处于一种相互寄生的关系中：无政府主义行动者进行伦理思考，国家负责管理和调节社会。克里奇利的无政府伦理政治行动者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超我，自在地用需求轰炸国家；而国家越是试图满足这些要求，人们就越觉得它有罪。按照这种逻辑，无政府主义行动者的抗议并不针对公开的独裁政权，而是针对自由民主国家的虚伪，后者被指责违背了自己公开宣称的原则。

几年前在伦敦和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反对美国袭击伊拉克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是权力和抵抗之间的这种奇怪的共生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矛盾的结果是，双方都满意了。抗议者保全了他们的美丽灵魂：他们明确表示不同意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当权者平静地接受了这种表态，甚至从中获益了：抗议丝毫没能阻止已经做出的袭击伊拉克的决定，且使这个决定合法化了。因此，乔治·布什对抗议他访问伦敦的大规模示威的反应实际上是：“你看，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正争取的，为了让人们在这里做的事情——抗议他们的政府的政策——也可能在伊拉克发生！”

令人惊讶的是，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自2006年以来的采取的路径与后现代左翼的选择截然相反：他非但没有反抗国家权力，反而是攫取权力（先是企图政变，再是发动民主政变），无情地利用委内瑞拉国家机器来推进他的目标。此外，他还把市区军事化，在那里组织武装部队训练。还有，终极的恐慌：当他开始感到资本对他的统治的“抵抗”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享有国家补贴的超市里的一些商品暂时短缺），他颁布了要把支持他的24个政党合并进一个政党的计划。就连他的一些盟友也对这一举措表示怀疑：这是否会以牺牲给委内瑞拉革命带来活力的民众运动为代价？但尽管这一选择有风险，依然应得到充分认可：这项任务是为了让新党不再扮演典型的国家社会党（或庇隆党[Peronist]）的角色，而是充当动员新政治形式（如基层贫民窟委员会）的工具。我们该对查韦斯这样的人说什么？“不，不要攫取国家权力，只要退出，让国家和当前局势保持原状？查韦斯经常被看做小丑——但难道退出国家权力不会让他沦为“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3]——现在许多墨西哥左翼都称他为“副小丑马科斯（Subcomediante Marcos）”——的翻版吗？如今，是那些大资本家——比尔·盖茨、污染环境的企业和猎狐的人——在“抵抗”国家。

应当由此吸取的教训是，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并不是坚持那些 “无限”的诉求——我们知道当权者无法兑现它们。当权者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无法兑现它们”，这样一来，“无限诉求”的态度就不会对当权者构成问题：“你的苛刻要求提醒我们，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这很好。但可惜，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在现实中我们只好凑合满足于可能的东西。相反，我们该做的是用有策略地精心挑选的、明确、有限的诉求来轰炸当权者，这些诉求是他们无法用同样的借口来开脱的。

来信
第29卷，第24期，2007年12月13日

在斯拉沃热·齐泽克关于左翼新现实主义的论点的说服——不，在它的规训下——我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投身于劝阻那些计划在反对轰炸伊拉克的街头抗议中“保全他们的美丽灵魂”的人（《伦敦书评》，11月15日）。我已经给我的国会议员写了一封信（她算是一个反战的煽动者，所以如果我的干预没能产生直接效果，齐泽克也可以原谅我），大意是：“虽然我满怀尊重地承认美国代表我的利益，也承认它有权利和义务用武力保护这些利益，但我可否提议你提出这样的建议：把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限制在每个核设施50个掩体**以下，总**量不要超过，比如说，每个地点半个广岛核弹？我能否请求克制地使用贫化铀弹？我知道到这或许过分侵犯了行政部门的特权，但你能否向那些知情人士提议，在最终确定目标之前对情报进行复查？哦对，还有附带的损害……我们能否达成一个严格限定在总统之间的协议，在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由圣城军对圣城军提供秘密的医疗援助？”在我看来，这些似乎是“有策略地精心挑选的、明确、有限的需求”。它们一定会有用的。

T.J .克拉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坐在家里观看电视上播的野蛮行为”似乎是斯拉沃热·齐泽克抗击资本主义的新口号。他写道，数百万人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示威游行起到了“使这个决定（伊拉克战争）合法化”的作用，游行只是让“抗议者保全了他们的美丽灵魂”。齐泽克卓越的辩证洞察力让我们看到，所有未能完全实现目标的斗争都是对现状的合法化。因此，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的事件肯定也使戴高乐主义政权合法化了，古巴革命延续了美国对拉丁美洲的统治，印度独立让大英帝国合法化，1848年革命让欧洲的反动合法化、民权运动让美国的种族主义合法化。如果现在美国攻击伊朗，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不能上街反对它。也许这位哲学家应当做的，不仅是以令人困惑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该试图改变它。

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
国际社会主义杂志（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伦敦E8

读了斯拉沃热·齐泽克为乌戈·查韦斯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辩护后，我想起了伍迪·艾伦的电影《香蕉》（Bananas），其中艾伦扮演一个名叫菲尔丁·梅利西（Fielding Melish）的产品测试员，他加入了“圣马科斯（San Marcos）”山区的一群游击队员，这是一个拉美右翼军事独裁政权。游击队领导人气势汹汹地挥舞着*，以同样的自信舞动着他的革命口号和切格瓦拉式大胡子，承诺解放的日子即将到来。一旦游击队获胜，他会把官方语言改为瑞典语，并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把内裤穿在衣服外面。委内瑞拉人还不会说瑞典语，但查韦斯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欲望，使他们离说瑞典语更近了一步。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副小丑马科斯”。

安德鲁·贝尼舒（André Bénichou）
法国楠泰尔
第30卷第1期2008年1月3日

斯拉沃热·齐泽克是个讨人喜欢的挑衅者和一个有天赋的智力喜剧演员（《伦敦书评》，2007年11月15日）。有一次他谴责像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这样行善的资本家，坚称资本主义是个无可救药的结构性暴力体系；下一次他又告诫左翼，根本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机会。有一次他拥护列宁，称他的目标是永远摧毁所有的国家，下一次，他又主张必须捍卫国家作为反资本主义的唯一堡垒。如果你让齐泽克评论一本书，那么读者不太可能了解到这本书的多少内容。因此尽管他充分注意到了西蒙·克里奇利的《无限的诉求》，却主要从其自身目的出发。

克里奇属于这样一小批知识分子，他们相信那些积极参与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人或许有重要的话要说。他试图理解这些斗争者在尝试什么，并思考他自己所掌握的工具或许有什么帮助。他的书并没有简单地提出一种列维纳斯式的、被理解为对他者的无限责任的伦理学，但这本书本身便是一种实践伦理学的尝试。齐泽克似乎从原则上反对这种做法。如果你抛开他那些装腔作势，那么他真正传达的信息是，知识分子一直是、也必须永远是权力的**。他不能直截了当地这样说，所以他用了一系列修辞技巧来表达这个观点——主要是通过使用“我们”这个词。“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是左翼（因为左翼显然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但“我们”似乎也包括从托尼·布莱尔、美国民主党到东方一些国家的现任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因此，“我们”显然不能在原则上反对****和审讯室，因为我们真正的兄弟姐妹不是那些被它们炸死或绑里面的人，而是那些按下按钮、计算施压位置的人。

我打算提出两个点供读者考虑。首先，资本主义并不会永远存在。一个无限扩张和积累的发动机，按其定义便不可能在有限的世界里永远持续下去。如今印度和中国正作为彻底的参与者投入进来，似乎有理由假定在至多50年内，这个体系就将达到物理极限。无论那时我们的结局如何，它都不会是一个无限扩张的系统。它不会是资本主义，而是别的东西。但这并不能保证情况会变得更好。情况可能会更糟。我们能否至少思考一下更好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撇开别的不谈，现在不是叫停思考替代方案的时候。并且如果一个人真的愿意思考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还有什么办法比和目前正在构建这些替代方案的人合作更好的呢？

为什么选查韦斯作为例子？为什么不选，比如，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4]？莫拉莱斯和查韦斯不同，他确实是被真正的社会运动推举上台，并始终对运动负责的人。我们能想象齐泽克，哪怕在他的幻想中，耐心地倾听埃尔阿尔托（El Alto）的直接民主集会的要求吗？查韦斯也许是个卓越的表演家，但他也是个掌权的政治喜剧演员，除了愉悦观众以外，他并没有真的负起责任。
大卫·格雷伯
伦敦大学金匠学院

第30卷，第2期，2008年1月24日

我的批评者们提出了以下这些说法（来信，2007年12月13日）：1.我传达给左翼的信息是，没有克服资本主义的机会；我们能做的就只是“坐在家里观看电视上播的野蛮行为”；2.我提倡中庸的现实要求，而不是追求不可能的大目标；3.我通过抹消西方民主左翼，支持像查韦斯这样沉迷权力的独裁者。这些从同一篇短文中解读出的互相排斥的立场，表明我触到了一根敏感神经。
大卫·格雷伯会认为我“真正的信息”是“知识分子一直是、也必须永远是权力的**”，真的是很奇怪。相反，难道不是那些提倡从权力的缝隙中抵抗的人，比如西蒙·克里奇利，才认为与权力的直接接触会把知识分子变成**吗？在我看来，退回到如此安全的自我道德说教，正是腐败的极致。
我的观点是，左翼无法提供真正的替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方案。是的，确实“资本主义不会永远存在”（是那些提倡新抵抗政治的人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国家会永远存在）；资本主义将无法应对它自己产生的矛盾。但是这种消极的洞察和基本的积极愿景之间是有差距的。我认为今天的候选方案——比如反全球化运动等——无法完成任务。

那我们该怎么办？只要保持适度的谦虚，避免自我满足的道德说教，那么一切都有可能（也不可能）。我知道，当左翼发起抗议运动时，人们不应该以其具体要求得到满足的程度来衡量其成败：比起实现眼前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提高批判意识和找到新的组织方式。然而，我不认为这适用于反伊拉克战争的抗议，因为这种抗议与霸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秩序分配给“民主抗议”的空间太过契合了。因此这些抗议者没能，哪怕是在最低程度上，威胁到当权者。抗议之后，政府和抗议者都沾沾自喜，仿佛双方都成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斯拉沃热·齐泽克
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分校

[1] 译注：萨帕塔运动，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时，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爆发的以维护当地印第安人利益为目标的运动。他们反抗西班牙帝国主义，发起武装斗争，同时建立了反叛萨帕塔自治市镇，以公民集会的方式进行决策，经济上废除了私有产权，实行合作社。

[2] Verso，第168页，£17.99，五月，9781844671212。
[3] 译注：原名为拉斐尔·文森特（Rafael Sebastián Guillén Vicente），是墨西哥起义军的一员，萨帕塔运动的发言人，也是作家和政治诗人。
[4] 译注：玻利维亚的印第安原住民政治家，前任玻利维亚总统，从政前是活跃的工会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