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西弗斯艺术小组 孙墨青、魏静颖译
译者按
在美育领域，理论家与艺术教师一直被视为推动教育的中心力量。相比而言，艺术家在教育中的角色则较少为研究者所关注和评价，艺术家的美育哲学尚有待于展开探讨。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是20世纪下半叶最富远见的艺术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艺术理论家与教育家。1973年，博伊斯与同事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市共同创立了为创造性与跨学科研究的“自由国际大学”（F.I.U.），其创校宣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社会美育观念。博伊斯主张，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创造性。艺术、教育的共同目标即唤起并解放人的创造性，使人们积极参与塑造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进而产生社会启蒙的教育作用。作为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美育文本之一，该宣言的汉译本在本文中首次面世，希望为今日重识美育的社会价值提供借鉴。
署名：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克劳斯∙施泰克(Klaus Staeck)宣言[1]：一所为创造性与跨学科研究而设立的自由国际大学[2]（译文）MANIFEST: Zur Gründung einer Freien Internationalen Hochschule für Kreativität und Interdisziplinäre Forschung
文本作者：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
海报创作者：克劳斯∙施泰克(Klaus Staeck)
翻译：孙墨青、魏静颖
创造性不是从事某项既定艺术的人的专利，而这些人自身的创造性也不仅限于他们的艺术作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创造的潜力，却被竞争的压力和汹涌而来的成功观所掩盖。去揭示、去探索和发展人的创造潜力，正是这所学校的任务。广义上的创造，无论是绘画、雕塑、交响乐或小说，都不只以天赋、直觉、想象力和勤奋为前提，也涵盖组织生活物料[3]的能力，后者可以被延展到其他相关的社会领域。然而我们在考察组织生活物料的能力时，在那些以此为基础的职业：工人、家庭主妇、农民、医生、哲学家、法官或是企业管理者那里可能会发现，他们在职业中所显现和运用的创造性常常并未完全施展。纯粹专业上的考察会将艺术与其他领域对立起来。然而对于不同学科，我们应将其中的结构问题、主题问题和形式问题进行比较。
1977年的自由国际大学工作坊，由博伊斯于第六届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 6)期间开设，居中戴宽檐帽者为博伊斯。摄影：Joachim Scherzer这所学校并不拒绝专业人士，也不对专业技术持反对态度。但它的确否定一种观点，即只由专业人士来评判专业，只由技术人员来评判同行。我们应在民主精神的创造性中探寻事物的理性，而不陷入那种纯粹机械式恶性竞争的陈腐态度中。在这样一种关于创造性的新定义中，专业与业余的概念不复存在，如同那些艺术家“对现实的疏离感”的概念、或者常人“对艺术的疏离感”的概念不复存在一样。[4]这所学校的创立者期待在此工作的外国人[5]能带来创造性的启发。这并非强调，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或者他们必须向我们学习。而是说，他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会唤起一种互动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必须超越与外来文化在纯粹艺术层面上的比较，进而与外来文化在法律、政治、经济、科学、宗教等生活物料[6]之结构层面、表述层面以及词义层面进行比较，并且应延伸到“民主精神之创造性”的探究或发现上。
1978年自由国际大学于意大利佩斯卡拉的一次讨论会，题为“第一产业振兴基金会” (Fondazione per la Rinascita dell’Agricoltura)，右侧戴宽檐帽者为博伊斯。Photo：Tate
伴随着官僚化进程的加剧以及国际上大众文化的迅猛传播，基于民主精神的创造性愈发式微。政治性的创造性被缩减为对决策和权力的纯粹分配。由垄断企业肆意传播的跨国的文化专独与经济专独，导致了观点表达、教育价值与表意能力[7]的流失。由于无法表达观点或丧失了表达能力，创造性、幻想与才智被挤入消费领域，这对于一个民主群体将是有害且有破坏性的，它在腐败的创造性中体现为犯罪性的。犯罪可能滋生于人的厌倦无聊，也可能源于人的创造性无力表达。由于被缩减到消费的层面，其民主的潜能被缩减为偶尔的投票选举，这也标志着民主的创造性被瓦解或被抛弃。与环境污染并行发生的，是人们内在世界的污染。在其中，希望被贬斥为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或幻想。然而人们一旦放弃希望，暴力就会滋生。在这所学校里，我们应对暴力的众多形态加以研究，这不限于武器暴力或野蛮暴力。对于在政治或社会上观点相左的人，这所学校作为一处开放空间将会持续开设研讨课，密切关注社会教养，以辅助观点的表达。
1967年，自由国际大学尚未成立时，博伊斯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教学。© BPK/Stiftung Museum Schloss Moyland/Ute Klophaus/© DACS 2019这所学校的创立者从这一前提出发：自1945年（德国）严酷的重建时期起，货币改革呈现出鲜明的特权化，财富极度积累，与此同时教育也充斥着纯粹的获利性和消费性思维。在此背景下，许多认知和观念萌芽被埋没了。一些幸存者原本现实的想法，比如把生活作为生命本身的意义，也被贬斥为空泛的浪漫。纳粹的血与土的信条[8]，使得我们的土地受到破坏、无数鲜血抛洒、我们同传统与环境的关系毁于一旦。此时此刻，我们为了每一棵树，每一块尚未开垦的土地，每一条未被污染的小溪，为了每一个老城区不被毫无思想性的重建所毁坏而去抗争。这些努力也几乎不再被视为空想，而被视为极具现实意义。谈论自然环境也不再是一件浪漫而不切实际的事了。德国特色的两套政经系统无休止地竞争、比拼效益，在这个过程中，两者都去争取、且也获得了世界的承认，但个体的生活价值却从此丧失了。然而这所学校正是关于生活的价值的，在此应当发展一种团结的意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启发是学校开展工作的基本前提，不应再对教师和学生进行制度化地区分。学校的活动将面向公众开放，也将在公众的注目之下开展。在以创造性之名而进行的展览和行动中，这所学校开放的、跨国界的特性将得以充实。
1978年自由国际大学活动海报，于德国Achberg市国际文化中心。海报上写：“每个人都是艺术家-通往社会有机体的自由创造”，博伊斯。
为了鼓励常人发现和探究自己的创造性，在初期艺术家可以加入对话，不是以教导的方式，而是尝试传达和解释其创造性的组成元素，以及元素之间如何协调。在此需要揭示，为何艺术中的法则和秩序在面对社会主导性的法则和秩序时，两者总是无可避免地处于矛盾中，而这种矛盾本身却又能激发创造性。这所学校不是以树立新的政治和文化导向为目的，也不应以发展风格、或提供工业和商业中可使用的模式为目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发现和促进民主的潜力并应将其诉诸表达。在一个日益被广告、政治宣传、文化产业以及媒体所左右的世界中，人们应为那些普通无名者提供一处讨论空间，而不是仅仅关注社会名流的观点。
本译文经F.I.U.大学的创始人之一、《宣言》海报的创作者、柏林艺术大学前院长Klaus Staeck教授慷慨授权，首发于德国哥廷根大学学刊《嘤鸣戏剧》2020年第10期。在此对Staeck教授与《嘤鸣戏剧》主编敖玉敏博士表示感谢。
原刊详见Yingming Theater：
https://www.cemeas.de/cfp-yingming-theater-journal/
注释：
[1]资料可考的宣言最早发表于1973年，由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作家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共同署名发布。由于译者未在现有的公开资料中查得1973年的德文版本，故汉译依据目前流传广泛的1979年德文版https://www.tate.org.uk/art/artworks/beuys-manifet-ar00850. 署名：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克劳斯∙施泰克(Klaus Staeck)，并获得汉译版发表授权。同时，为尽量还原宣言的早期样貌，汉译的段落顺序以1973年英文版（1977年德文版同）为准。参考的英文版出自https://sites.google.com/site/socialsculptureusa/freeinternationaluniversitymanifesto[2]此处德文Hochschule直译为“高等院校”，参考英文university译为“大学”，但实质上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具有艺术项目及自治研究机构的双重意义，它是“一所学院体系之外的学校，允许所有学生就读。它作为一所’研究、工作、沟通的组织场所’，以对未来社会进行审慎思考。”参考https://www.arte-util.org/projects/free-international-university-fiu-for-creativity-and-interdisciplinary-research/[3]此处德文为物料（Material），参照后文的生活物料（Lebensmaterial），统一译作“生活物料”。博伊斯所说的物料并不局限于材料，也包括社会元素。对物料的处理与他提出的“扩展的艺术观”密切相关。“扩展的艺术观”把艺术扩展到全社会的问题，赋予艺术重新塑造、改造社会的力量，又称其为“社会雕塑”（德文: Soziale Plastik）。按照Wolfgang Ullrich教授在《扩展的艺术观》一文中的阐述，博伊斯区分了两种雕塑，“他聚焦在对于（软性）雕塑（德文：Plastik）的革新-开放的理解上，这里指的是对柔软的、由‘液体化过程’所产生的物料的处理。”另一种（硬性）雕塑（德文：Skulptur）则指的是“处理固定的、硬性的材料，且必须经过暴力的加工过程。”对博伊斯来说，“（软性）雕塑比（硬性）雕塑更重要。因为（软性）雕塑的原料是‘鲜活的物料’……博伊斯语境中塑造的真正价值……是社会的发展和塑形。”而社会（“社会性的有机组织”）也是“可由自身产生的（软性）雕塑”，每个人之于社会，正如“骨头能自主参与构建生命体的发展”，“每个有机体的元素都有能力影响它的整体形式……因此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也是可雕塑的，并在扩展的意义上艺术性地工作着。”参看Wolfgang Ullrich. Erweiterter Kunstbegriff. Was war Kunst?: Biographien eines Begriffs.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S. Fischer,2005: 209-228[4]“博伊斯渴望看到非艺术形式的创造性能够获得更大程度的社会认可，他希望以自由国际大学（F.I.U.）打破职业艺术家与非艺术家（常人）的绝对分界：前者是生活在小圈子里的职业艺术家，其创作典型地局限于美术馆和画廊；后者是‘被疏离的非艺术家’，他们的日常活动常常具有创造性，但很少被给予与艺术相当的地位。”参考摘译自http://pinakothek-beuys-multiples.de/en/glossary/free-international-university-f-i-u/[5] “在此工作的外国人”也许不限于在“学校”工作的学者，也指自五十年代起在德国工作的“客座劳工”（德文：Gastarbeiter）。二战后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德国从国外引进了数以百万计的男性外籍劳工，大多从事体力劳动。[6]此处德文”Lebensmaterial”，与前文中的”Material”呼应，统一译作“生活物料”。[7]此处德文”Wörtlichkeit”直译为“文字性”，英文版为”the quality of verbal expression”，即言语表达的品质。联系上下文，此处译者倾向于译为“表意能力”。在本篇宣言的语境中，被经济和政治裹挟的大众文化很容易趋同于一种声音，而这种声音所传达的含义往往是单薄的、非此即彼的。久而久之，我们个人思考的表意能力和社会媒体的发声能力也变得衰弱。因为人常常要借助语言来思考，言语的衰弱也会反向导致思考的衰弱。作者或在指出语言、表意与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
[8]“血与土”是纳粹德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宣传语之一。“血与土”的意识形态是在农业政治化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是近代德国的种族意识形态之一：指民族的生存依靠血（民族的血统）和土地（农业生产的基础），并强调农业的重要意义、农村生活的美德及传统价值。农民的生活形式不只作为城市化的对立面被意识形态化，还和种族意识和反犹意识相关：北方日耳曼民族定居的农业生活和犹太民族所谓的流浪的生活形态相对立。参考：https://de.wikipedia.org/wiki/Blut-und-Boden-Ideologie
博伊斯“自由国际大学”折射的社会美育观念（译后记）
孙墨青
约瑟夫·博伊斯（德文：Joseph Beuys，1921年5月12日－1986年1月23日）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富远见的一位德国艺术家、艺术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一生的创作涉猎广泛，其中，尤以“社会雕塑”（Soziale Plastik）的观念闻名，而由此衍生的“每个人都是艺术家”的观点也已成为他的艺术名片。相比而言，博伊斯的教育家身份和教育思想却较少为中文美育学界所关注。一方面，博伊斯有长达二十余年的教师经历，他的课堂常常极受欢迎；另一方面，他的教育观与艺术观紧密交织，博伊斯本人曾说：“做一名教师是我最好的艺术作品。”而自由国际大学（以下简称F.I.U.）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一项实践。
自由国际大学宣言首次发表于1973年，学校于次年正式成立。促使学校创立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三种不容忽视，即当时欧洲的艺术倾向、教育思潮以及博伊斯自身的现实处境与思想发展。相比此前艺术界对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关注，战后的艺术界更注重艺术与当下社会的关联。博伊斯作为1960、70年代激浪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艺术的意义不应止步于审美，而应触及到个人和他所生活的社会之关系。而在教育方面，得益于战后经济的恢复与高速发展，德国社会对高等人才的需求显著增加。因此，德国大学培育少数精英的传统理念显得不合时宜，高等教育的平民化与民主化逐渐成为新的趋势。自由国际大学即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中。
以自由国际大学命名的德国出版社“FIU-Verlag”，于1991年由作家Rainer Rappmann成立。长期以来，该社专门整理和推广与博伊斯、社会雕塑及其艺术教育理念有关的历史文献与当代研究。
早在此前的1961年，博伊斯即受聘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任纪念性雕塑系的教授。而使他开始构想一所新型学校的，源于他的教育观与所在州的招生机制长期以来的冲突。博伊斯认为，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接受教育的权利应当人人平等。故而他的班级不设硬性门槛，只要有意来学习的学生，他都欣然接收，以至于班上的学生一度达到了233名之多，引起校方与教育部门的不满。1972年，双方矛盾激化，最终博伊斯被解除教职。同年举办的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上，他以开放讨论会的形式继续他的课堂[1]，与此同时也萌生了F.I.U.的构想。1973年4月27日，博伊斯与出版人&艺术家Klaus Staeck、画家&教授Georg Meistermann和记者撰稿人Willi Bongard，一同在杜塞尔多夫的工作室宣布，为了鼓励创造性与跨学科研究，将设立一所“自由国际大学”（Freien internationalen Hochschule，简称F.I.U.）。在这份创校宣言下，博伊斯与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Heinrich Böll共同署名，F.I.U.大学自此宣告成立。[2]
自由国际大学-阿姆斯特丹，官网首页截图，2020-05-10
F.I.U.大学并不是一所典型意义上的艺术学院。它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一所自治性教育与研究机构，也是一项面向人人开放的长期艺术项目。它的特殊性体现在，绘画和雕塑只占课程表的一小部分，更大的比重在于交叉学科课程（Intermediary Disciplines），其中广泛涉及电子工程、知识理论、社会行为学、教育学、感知理论、历史的现象学等领域[3]。它不同于任何一所大学，没有固定的校园和教室，没有预算，不设学分，不颁发文凭。博伊斯和他的支持者们从杜塞尔多夫出****流” 到世界各处，建立起一个个分支办公室和移动课堂，来辅助其在各地展开的艺术与教育项目。所到之处包括伦敦、都柏林、阿姆斯特丹、汉堡、慕尼黑等欧洲城市，后来又影响到日本和美国。
随着博伊斯在1986年去世，作为实存的自由国际大学已于1988年关闭，但由它的理念而起的涟漪影响至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F.I.U.办事机构、出版社及网站依然在探索着博伊斯的艺术与教育理念。
一定意义上，博伊斯的教育哲学拓展了我们定义美育的边界。一直以来，我们的学校美育把重点放在如何向学生传授艺术的知识与技能，关注课程设计与教学法的层面较多，而较少深入探讨艺术教育的价值层面。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博伊斯所洞见的教育图景就已宽广于狭义的艺术教育（传授技能与知识），并且打开了一种超越学科的思考路径：对于一所开放式的学校而言，能否将艺术中的创造精神拓展为唤起学生关注生活、改造生活的创造精神？进而言之，这一路径将我们引向一系列未及广泛探讨、但却更为基本的问题：艺术与教育有哪些共同目标？艺术中的何种价值具有真正的教育意义？两者在何种前提下可以交融互惠？如何唤起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创造性、唤起我们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感？如何拓展人的创造性，使之成为一种面向人人的社会教育呢？以今日的眼光来看，F.I.U.大学独树一帜的教育理念仍然值得借鉴与反思。艺术家、教育家博伊斯留下的这笔思想遗产，仍在激发我们去思考艺术在当今社会中的现实意义，以及美育可能发挥的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侯瀚如.真正的前卫——走向人的艺术——约瑟夫∙博伊于斯和“社会雕塑” [J].文艺研究.1989（1）. [2]GLOSSARY Freie Internationale Universität (F.I.U.).[EB/OL].[2020-05-27].http://pinakothek-beuys-multiples.de/de/glossary/freie-internationale-universitat-F.I.U./[3]F.I.U.大学课程表.[EB/OL].[2020-05-27].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ocialsculptureusa/freeinternationaluniversitymanifesto/
翻译说明：
由于本宣言1973年的原初版本在公开资料中难以查实，因此本译文暂以1979年宣言在卡塞尔文献展中公开的德文版本为准，网络英文版本作为重要的参照。翻译过程中，我与魏静颖博士多次就文意准确性和博伊斯的思想发展进行讨论，她对全文进行了多次修订和校对，并补充了部分脚注。此外，Hans-Georg Füger、徐雪来博士分别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意见，亦对本译文助益良多。最后，要特别感谢F.I.U.的创始人之一、柏林艺术大学前院长Klaus Staeck教授慷慨授权此宣言汉译版的发表。
我们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为符合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尽量规避冷僻的译法。然而与宣言紧密相关的，是作者对当年德国在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的思考，其中不但包含了一些作者独有的概念和用法，而且贯穿着一种深沉的艺术激情，这些都给翻译造成了难度。学力有限，如有不尽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指出，以便及时修订从而更好地呈现原文的思想。
魏静颖，慕尼黑大学对外德语系在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