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Hi艺术  李苏桥

我住的地方离英国自然博物馆不远，疫情期间那里空旷如野，几乎见不到人，所以我常常会散步经过那里。在伦敦封城期的三个月里，眼睁睁地看着它院子里的野草肆意疯长过膝，有一天终于看到有工人在割草了，我猜它要开门了。果然，随着英国政府在六月中旬颁布的解禁计划**，伦敦的美术馆、博物馆从七月下旬开始陆陆续续地开门迎客。

英国政府解禁计划的官宣绝不是我开始期待的那种新增新冠肺炎感染人数归零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喜大普奔的时刻，更多的是无奈之下的带病上岗，国家的财政扛不住了，企业的运营扛不住了，国民的耐心也扛不住了。在死亡人数超过4万后，英国的新冠肺炎新增感染人数降至每日1000以下，死亡人数降到了每日不超过100，与大部分在这里的华人面对病毒严防死守不同的是，本地人对众说纷纭的后遗症并不相信和惧怕：既然病毒不会造成死亡，那就出来嗨皮吧。在小小心心观察了一两个星期后，我也肆无忌惮地开始出门了。古人讲得好，人固有一死，或死于病毒，或死于揪心。

伦敦现在的艺术活动几乎都是那些在今年一季度开幕、然后被疫情中断的，其中有几个与中国的艺术家有关，最重要的是蛇形美术馆的曹斐个展“蓝图”，3月4日开幕，3月20日英国首相约翰逊下令封城，无限期关闭全英酒吧、餐厅、剧院、电影院、体育馆、美术馆等公共场所，曹斐的个展毫无例外地停摆了。我有时早上锻炼时经过蛇形美术馆，看到展览广告孤零零地在海德公园里伫立着，有点像她展览作品里的末日状态。人们生活在这一个像废墟似的地方，城市像失去某种控制或命令消失的状况，估计艺术家也没想到过她的作品多么贴近全球疫情大流行的状态。

海德公园内，关于曹斐在蛇形美术馆的展览海报

本来计划在5月17日闭幕的展览现在延后到9月13日，不过艺术圈在后疫情时代常常提起这个展览人山人海的奇迹般的开幕式，更多人希望这个展览就这么昙花一现那才牛逼，另外据说它成为了聚集性感染新冠病毒的疑发点，就和同期的TEFAF博览会一样，大家聊起来都是谁谁谁不幸在那里中招了。

Hayward美术馆的展览Among the trees，也有一个北京魔金石画廊代理的中国艺术家参加，不过引起我注意的是里面有一幅彼得·多依格（Peter Doig）创造拍卖纪录的作品，我实在看不出来这件作品与展览主题的关联度有多高。伦敦去美术馆看展览的人的确不像我这么势利，非要让友人在作品前留影；他们似乎对这件创造了高价后在很多美术馆——包括萨奇美术馆频繁展出的作品没什么兴趣。

彼得·多依格 《峡谷中的建筑师之家》 200×250cm 布面油画 1991，Hayward美术馆Among the trees展览现场

2018年在伦敦苏富比以1437.6万英镑(折合人民币1.26亿元)成交；2019年高古轩画廊以2500万英镑的价格展出

也有在疫情期间没有任何展览却靠媒体采访出位的中国艺术家。这方面做得出色的人物应该是艾未未了，一如既往地说些让部分西方人喜闻乐见的掷地有声的观点。在接受BBC采访时，他说：“新冠病毒是最大的中国制造。”我都怀疑这是BBC在采访前给艺术家艾未未服了药了。前两天他的纪录片《加冕》：从ICU到火葬场，一部武汉封城史，发行了要收费才可以看。面对全球性的灾难，他一直以来都对艺术圈和地球人类表白的高尚的同情心、普世价值观变成了和中国死磕甚至碰瓷，而且非要碰出火花和财富来。

艾未未Instagram上发布的关于《加冕》的介绍（图片来源：Instagram）

大部分的延期展览和中国艺术家没关系，我自己比较关心的是白教堂画廊的“激进人物：新千年的绘画”, 自从1980年代绘画被宣告死亡以来，新一代的艺术家一直在充满活力的画布上创作，努力融入社会和政治色彩，呼应了菲利普·古斯顿（Philip Guston）的话：“我已经厌倦了所有的纯粹， 我想讲故事。”这话听起来特别牛逼，不过这个展览最牛逼的是它是佳士得赞助的，过去拍卖行赞助一个美术馆级别的展览都是扭扭捏捏的，特别怕商业气息，尤其是这种拍卖业的巨无霸无比浓厚的商业气息会对冲掉美术馆的高雅格调。不过现在也都无所谓了，藏着也是会让人骂不要脸，还不如就觍着脸爱谁谁了。

我挺喜欢展览中丹尼尔·里希特（Daniel Richter）的参展作品Tafari，三米高的巨画，灵感来自有关非洲难民乘坐小船穿越地中海到西班牙的新闻报道，超大的橙色充气橡皮艇载着难民在乌黑的海水里漂浮。

丹尼尔·里希特作品Tafari，白教堂画廊“激进人物：新千年的绘画”展览现场

参加展览的十位画家，除了“60后”的丹尼尔·里希特（Daniel Richter），妮可·艾森曼（Nicole Eisenman）和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外，其余几乎都是“80后”画家，甚至还有一位“90后”的画家莎巴拉拉·塞尔弗（Tschabalala Self），除她之外，还有母亲是黑人的肯尼亚艺术家迈克尔·阿米蒂奇（Michael Armitage，b.1984）、美国的达纳·舒茨（Dana Schutz，b.1976）、伊朗的塔拉·马达尼（Tala Madani，b.1981）、俄罗斯的三亚·坎塔罗夫斯基（Sanya Kantarovsky，b.1982）、英国的瑞安·莫斯利（Ryan Mosley，b.1980）、美国的克里斯蒂娜·夸勒斯（Christina Quarles，b.1985）。一算女性艺术家就有六位。也许是不谋而合，当代艺术圈现在最清晰的、市场和学术一拍即合的统一认识是：受到高度欢迎的艺术家除了作品本身之外，必须具有的标签是：“80、90后”、女性、少数族裔，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国家如伊朗、黎巴嫩等等。

与国内媒体谨小慎微地讨论“80后”艺术家不同，英国的艺术媒体一点不吝惜对他们的赞美，甚至对“90后”的艺术家也毫不犹豫地直接加封市场和学术双桂冠。莎巴拉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位年轻的美国哈林出生的“90后”黑人艺术家，艺术批评界评价她用的最让我牢记的词汇是“反毕加索”。自2018年以来，莎巴拉拉的作品一画难求，她的艺术作品出现在Rubell博物馆、迈阿密的Astrup Fearnley博物馆、奥斯陆和Hammer博物馆的藏品中。去年10月，她的作品Sapphire（2015）在佳士得拍卖行的夜场，以近40万英镑的价格售出。在今年的佳士得春拍夜场中的表现仍然火热，作品Spare Moment（2015）以22万英镑成交。

莎巴拉拉  《Sapphire》 213.4×157.5cm 油画 颜料 织物 丙烯酸 画布 2015

成交价：39.525万英镑，2019佳士得伦敦

莎巴拉拉 《Spare Moment》 157.4×111.7cm 油画 颜料 织物 丙烯酸 画布 2015

成交价：21.25万英镑，2020伦敦佳士得

在我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国内迟到的春拍终于落下帷幕。远远地看，成绩斐然，捷报频传，大家兴致高启聊国内春拍时，居然都用到了“内循环”这么耀眼的时髦字眼儿。其实从来就没有骚出圈儿，哪有什么“内循环”“外循环”，中国当代艺术从来没有一个已经存在的庞大的内需，有的一直是为数寥寥的拥有美术馆的收藏家如王薇、乔志兵等等和从业者的坚持到底和热情似火；除去诸如尤伦斯（Ullens）等等西方早期购藏中国当代艺术并获利颇丰的所谓美好的本世纪初期的双赢时代，中国当代艺术也一直不是西方收藏家的宠儿，现在在西方体系里仍然保持活跃的艺术家寥寥无几，人数和受关注度不及亚非拉的人口小国。春拍个别路段的拥堵和人声鼎沸创造的辉煌，都是拍卖行察言观色，战战兢兢给资本端上来的一道菜。春天来的是满汉全席，秋天就会上法式大餐，冬天可能就是卤煮火烧了。逗着收藏家乐呵开心呗，千万不能太认真，认真了就容易假辉煌，误以为找到捷径可以登上各种人生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