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斯本文化  陆兴华

马尔库塞提出的“艺术家的批判”这一概念，被社会学家吕克·波汤斯基和伊芙·契亚佩罗（ Luc Boltanski et Ève Chiapello）在《次主义务新精神》一书中当作了当代反资本主义姿态的一个重要招术。[1]在当代艺术中也已成为某一个常规比赛项目，虽然被非议很多，但总是像一粒毒疮一样难以割尽。斯蒂格勒从其技术哲学出发，借对这本书的评论，向我们揭示：这一艺术家式批判是1968年精神中的关于本真性的政治的遗留，实际上是对于当代技术的逃避，一点都不艺术，也一点都不够政治的。艺术家的批判是1968年留给我们的无效遗产。[2]这一作为1968年的遗产之一的艺术家的批判或艺术家的批判特权，在今天太被抬举，被不经思索地拿过来用，是很不合适的。艺术家的批判、我们另外的社会批判和每一个人自己的批判理论指导下的批判实践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而必须给艺术家批判的特权？

本书认为，我们今天必须升级马尔库塞倡导的这种艺术家式的批判，才能在5G时代来建立我们自己的超批判眼光，从当代的技术现实中分枝出来。马尔库塞所代表的这种批判眼光中的那一艺术家的批判，是青年黑格尔派留下来的作风，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以为观念能左右社会，妄图通过改造观念，去替代对社会的改造。如果不能理解我们时代的技术状况，不去锻造我们当代的超批判眼光，艺术家的批判在今天就会阻挠真正的批判的到来。[3]实际上，艺术家式的批判在今天往往都在走向一个共同的歧途：对技术、工业和消费作出批判的同时，也将技术本身当作了罪魁祸首。而我们应该明确告诉艺术家：技术不是罪魁祸首。[4]怪罪技术，将它当替罪羊和出气筒，是错误的，对于艺术家而言，是自我背叛。

实际上，与马尔库塞相反，斯蒂格勒告诉我们，正是面对了由技术带来的人工制品性，我们才能形成自己的欲望，才能从技术的毒性中苏醒过来。而马尔库塞想要我们回到自然状态，逃避这种技术或人工的制品性。[5]可以说，艺术家号召我们逃避甚至反对这种制品性和人工性，有的还向我们示范他们的手工性和心身性，用他们内心的渴望，来对技术后果和生态作出判断，都与马尔库塞一样，是对技术问题的逃避，是掩耳盗铃。他们都不能懂得，我们在今天需要落实的真正的现实原则，其实是直面技术化，是主动迎受技术的毒性，自我治疗而走进新的心理-集体个体化。[6]在这种以手机屏幕和大数据经济的现实性之外，我们是找不到另外的现实原则的。不直面这一真正的现实原则，艺术家式地批判社会现实，是在技术面前顾左右而言他，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马尔库塞所指出的“艺术家的批判”、“来自艺术家的批判”或“艺术本身对技术的批判”等等说法，只是通过反对父权式超我，换一个说法来继续为资本主义效劳。[7]艺术家的批判在当前的资本主义脱-利比多经济中肯定是走不到第二步的。“批判式艺术”这一说法里的“批判”，也是多此一举。因为，所有的批判，在今天的新技术生境中，都在走入歧途，那一最后的抵抗，也是有问题的。相反，斯蒂格勒说，延异式、增补式发明，才是道路，才是艺术。在新的技术场景中，我们首先必须吸纳（adopt），硬吞下我们所要，为此而中毒，再从这种毒性中复苏和醒悟，痊愈未到半，又进一步中毒，这才是我们应该做和唯一能够做的。审美过程就发生在这中间，艺术也是在这中间完成其使命。

那么，马尔库塞倡导的对升华的新形式的革命性组织，在2020年应该有什么样的新形式，才是可行的呢？这几十年来，在对技术和消费后果的理解上，我们都跟着马尔库塞犯了错。更广义地说，我们对于作为技术-书写的数码之毒性的反思，总一次次落入阿多诺、马尔库塞的圈套里。我们应该如何对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理解、对技术与文明的关系和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作出升级?

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对于好莱坞式的文化工业，尤其是电影和电视的批判的要点，是落在：电影和电视作为一种更强烈的欲望投射，短路了我们的想象。既后，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和阿多诺的解释，落在文化工业和消费文化正在使我们去-脱-象征化（desublimation） ，更不可阻挡地被自动式超我所统治这一点上，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一点上，应该从更大的处比多经济的角度，来延伸和拔高他们的批判。斯蒂格勒在重读了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之后，认为后者对弗洛伊德的解释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这主要因为，当代的书写-技术毒性，不是由想象的技术外化所引起（不能光怪“技术的后果”，批判，也无用的），而是由心理权力对药罐（电影、电视、社交媒体）所施加的文化霸权而导致。马尔库塞所批判的技术，我们其实还得当药罐来继续使用，他的拒绝和反抗，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显得太轻率。  

马尔库塞的批判套路，我们太熟悉不过，不读他，我们也一定会从大众媒体上流行的知识分子式批判态度中体会到：激进知识分子与边缘群体和反－文化运动中的青年，必须团结到一起，用嬉皮、摇滚和毒品来反抗。今天，说起如何对抗数码毒性来，我们一不小心也会第一步就滑下这一态度。但是，这一应对很陈旧了，而且也是根本地错误的。这是想要找到一种新的毒品来对付原来的毒品它，在还没有从原来的毒品中分枝出来的情况下，以为这种新的毒品就能解决之后的一切问题，以为它就不是毒品了。为什么我们总相信一种更好的新毒品可以来反抗老的毒品呢？

但电影、电视和社交媒体本来已经是药罐，里面都有一半是毒品，不需要到它们之外去找毒品，将它们当作药罐就可以。接着去拍出好电影来治电影之毒，才是正路，而不是像阿多诺要求的那样，用艺术电影来对抗好莱坞，用更先锋的艺术来对抗文化工业。斯蒂格勒还提醒我们，用药罐时，我们是要用毒品的这一部分，去抵抗另一部分。如果只依赖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弄出来的新的毒品，就会短路掉我们身上原来能够运用药罐中的那一积极的治疗性的那部分能力。

为什么我们总在渴望新的毒品，来逃避当前使我们中毒的这个毒品?。为什么总会有下一个马尔库塞来向我们提供这一新毒品？弗洛伊德在《文明与其不满》中其实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人使其器官完美，后果就在我们身体上造成新的错失（default）：我们越来越难以满足自己了。于是需要借自外部的毒品，需要更毒的毒品。人就是这样的像酗酒者那样的生存。决不能认为一种新的毒品就能解决其问题的。人是技术生命，是在技术器官之间延异下去的。所以，承认人的技术式生命本身的这种药性和成瘾性，我们才能正确对待这个文明中的技术后果，而这正是斯蒂格勒的技术思想对我们的用处。

人的性兴奋区离开肛门区越来越远，越来越不能像动物那样**了：越来越成为象征动物，美也越来越人工性了。人正在被自己的符号、技术和工具带向不归路。这使得人的性满足越来越难。于是，留在我们生活中的情诗、宫廷之爱式的升华装置，对我们成了某种讽刺。我们总需要某种办法，绕开我们的身体、性兴奋区和器官，来达到满足。中间所使用的这种替代品，就是毒品。如果我们需要一部苹果手机才能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满足和兴奋，那它就是毒品。但是，寻找新的药罐，寻找新的毒性，并不是最终办法，尽管苹果手机会有无数个版本。

我们此时需不需要一种新的毒品的一个重要的测试标准，由弗洛伊德和拉康都强调的美与性兴奋区之间的联系的松紧来决定。人直立后，嗅觉退化，造成人的性兴奋区转移，外界的万物的美，与人的性兴奋区之间的联系，随人的器官进化，而不断改变。这种美越来越带上了药性。但是，也正是在这种既毒又疗的状态中，美才能产生，来填补器官缺陷的人的象征活动，才能继续和深入。对这方面，马尔库塞显然理解得太僵化了：技术的后果适应人的感官，永久地剥夺了我们的器官的功能。人失去这些功能后，后者就会转移到另外的器官上，各器官是在不断对其作出重新分配和分享。而器官的新功能总是增补式的：器官学式和谱系式的，而不是像马尔库塞认为的那样，是被这个时代的历史特殊性所决定的，格外险恶地被决定，仿佛我们是知道那一不曾受技术药罐影响时的那一正常状态似的，仿佛能回到那一正常状态去似的。

总之，马尔库塞和他的广大追随者们尤其是艺术家们一直以来都错误地认为，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有技术、文化工业和消费对于个人心理-生态的破坏。他们对弗洛伊德的

在《象征苦难2：感性的灾难》中，斯蒂格勒向我们指出了艺术家除了走向批判之外的另一条道路，那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去成为这个人类世、全球变暖之灾难时代里的体外化式个人化的模范。[8]艺术家能够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有高超的批判理论或批判能力，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有进入野蛮的更好的能力，因为更有能力动用身上残存的魔法，而能够在与时间的关系中找到一个例外时刻，哪怕在控制论机器甚至量子机器平面上，也能开始其个人化，并成为我们的集体个人化的教练。我所热爱的艺术家的工作领域，因此也是我的政治、科学、爱的实验室和试验田。但在工业革命后，艺术家就成了专家，想要批判社会和文明的艺术家，是在专业化之下犯了专家瘾了。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都压抑了技术问题，所以才会对这个文明、社会伦理和艺术取这样的消极态度。问题不在揭露和责备，而在新技术时代里的新的感性谱系下的新的器官术时代里，我们如何带着技术的药性，去走向体外化式个人化。而这一点上，艺术家是能向我们作出示范的。他们是身处技术-感性苦难中的精神工作者，是我们的集体精神机器的构想者，[9]鼓励着我们一起、同时去解决由新技术引起的政治、经济和艺术问题。

[1] Luc Boltanski et Ève Chiapello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Gallimard, 1999, p, 18, p. 24, p. 28, p. 153.这两位社会学家最后要求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的压迫性，去找到“真正的需求”,找到更个性化和更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模式(ibid., p. 153)。于是就转向艺术家的工作及其批判精神。斯蒂格勒是从技术的药性、器官性的体外化式个人化过程来批判这一源自马尔库塞的关于艺术家式批判的迷信的。

[2] Ibid., p. 39.

[3] Ibid., p. 72.

[4] Ibid., p. 103.

[5] Ibid., p. 69.

[6] Ibid., p. 78.

[7] Ibid., p.81.

[8] Bernard Stiegler, De la misère symbolic 2. La catastrophè du sensible， Galilée, 2005, p. 251.

[9] Ibid., p. 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