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昊美术馆
展期：2020年08月08日- 2020年10月31日
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邓恩与雷比（Dunne & Raby）、未来农夫（Futurefarmers）、林育荣（Charles Lim Yi Yong）、劳丽丽、艾丽亚·内薇斯塔（Elia Nurvista）、石青、田村友一郎（Yuichiro Tamura）、唐菡与周霄鹏、童文敏、徐坦、于吉、郑波
策展人：付了了
助理策展人：王子遥
地址：昊美术馆（上海）三楼（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2277弄1号）
更多详情：HOW 新展预告 | 被打断的饭局
作为疫情发生以来昊美术馆的首次群展，“被打断的饭局”试图在这个“被打断”的时刻再次审视人类与我们所置身的自然之间的关系。本次展览中的“自然”与其具体化的论述主体“食物”， 既不是一个分离或对立于人/人工的概念，也不是人与自然二元构建的隐喻，而是作为一系列关系集合，指向一个“连结整个地球的关系网络的自然主体”（Serres，1990）。
在此语境下，艺术家的生产和创作亦是对既有生产系统的干预和打断，并试图提示某种代替性连结和共生的可能。在昊美术馆展厅之外，展览同时试图开启一系列松散的讨论和对话，本期介绍艺术家徐坦的文章《我们是自然的哪一部分？》和展览作品《当我妈迷失在林中时，谁在和她说话？》的创作笔记。
我们是自然的哪一部分?
——逃逸与逍遥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听到“自然”、“大自然”或者是“我爱大自然”这样的说法，包括在一些学术性的讨论、写作里也常常出现关于“自然”的概念，我总在想，既然“自然”这个词这么重要，它究竟是指的什么呢？
我给自己作了一些定义上的明晰，觉得有三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当我们在说自然的时候，我们人类算不算自然的一部分？我想，既然自然是天地万物，那就应该包含人类，人类对环境的折腾、灭绝其它生物，都是大自然的运行一部分。
第二，很多人常常说“我爱自然”，“要保护自然”，或者一到节假日就要出去看看大自然，所有这些话的背后都意味着自然不是我们的，在这种意识里，“自然界”是不包括人类的，而是和人类文明相对的、“野生”的那个世界。因为按照第一个说法的话，我们人类坐在室内就已经是自然的一部分了，又何来”出去看看自然“呢？
“问题，地—土和‘社会植物学’”研究过程，2013
致谢艺术家和维他命空间
2013年，我采访了一个设计师，他在顺德开了一个园子，还种上了一些他喜欢的植物。有一次他出差几个月回来后发现，园子里所有他喜欢的东西都看不到了，反而长出来很多从没见过的植物，他才领悟到，原来自然就是不按照我们人类愿望而发展和存在的东西。曾经还有一位建筑大师（柯布西耶）说过，建筑学很大的一部分功能就是要把人类从野性的自然之中保护和拯救出来，现在拯救的结果却好像反过来了，我们开始建立国家森林公园，拯救“野性的自然”。
第三，虽然我们常常把自己从大自然界中“拔高”出来，但是科学家发现，人类和自然中的许多物种有着相似甚至是共同的基础性结构，比如细胞、DNA、RNA、基因等等，我们人本身，就是动物性的物种。
也正因为我们与其他物种共同的基础性结构，这次的疫情中，病毒才会轻而易举地从动物身上进入到我们身体，给人类带来灾难。疫情让人产生了一种所有人都被打回原型的感觉，我不知道人的原型是什么，但当人类开始因为害怕失去生命和健康而焦虑时，我突然意识到，“想活下去”，这个欲望其实存在于所有的动物，或者植物物种之中，所以，我想问——人是自然的哪一部分？
我会从我的工作说起，2013年，我开始了一个叫做“社会植物学”的项目，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了大量采访以及调查，希望探讨在当今社会快速变化的情况下，在个人和社会意识中，种植、植物界和环境状况意味着什么？围绕这个主旨，我在2013年和2014年期间，跟珠三角近百人进行过谈话，其中包括农民、苗圃行业工作者、政府园林以及城市建设领导部门的专家和官员、拆迁户市民、城市自发种植者、进行种植的艺术工作者、以及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学家等等，并以访谈和调查的内容为基础，在农业种植和种植者、城乡建设及绿化种植、居民自发种植运动三个方向上展开研究。
“问题，地—土和‘社会植物学’”研究过程，2013在农业种植的调研中，我在顺德、四会、韶关等地的农村都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一些农民跟我谈论问题的时候，他们多次提到一个词——“自由”。我感到很诧异，这和我们设想他们会对大自然作出的解读很不一样，为什么农民老是在说“自由”这个词呢？我开始回看现场的记录，留意在他们的话语中自由是什么意思，我总结了一下，他们一共提到了12个条件：
首先是饮食的不匮乏，我遇到过一位睿智的老农，他和我说：“自由最重要的是要够吃，无论你多“自由”，一旦人存在于饥饿当中，是完全没有自由的感觉的。”听完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一直在说自己感到很自由，因为现在粮食够了。
“问题，地—土和‘社会植物学’”研究过程，2013
第二点是一位大姐说的，要能掌控自己工作的时间。比如说她今天不想下地上山干活，就可以随心在家休息，在城市公司里打工就不行了，要遵守上下班时间，那就失去了自由感觉的基本保障。
第三是农村的销售和税收政策的放宽。过去，在改革之前，除了每年定时要交公粮以外，有时还要交“任务鸡”，改革开放之后政策相对宽松了，现在农村不仅不用交公粮，而且卖粮食也不收税。
另外是乡村不错的环境和山区空气，都会添加自由的感觉。而且他们知道有一个概念叫做“负离子”，那位老农和我说：“我们农村环境好，山区里有多少的负离子啊”，他还特别诗意地讲：“每当傍晚的时候，我坐在山坡上，看着夕阳，感觉非常舒定”，这反倒让我想起了陶渊明或是古代的文人骚客是如何享受自然的。
“问题，地—土和‘社会植物学’”研究过程，2013有一位农民和我讲，自由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跟私有有关。当一个人拥有了一定的土地私人使用权，比如这块地是你的，你有房子有地才能享受自由。那些出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无论怎么劳动，他们的自由感都会非常匮乏，当他们回到村里，呆在自己的房子和地里的时候，会再次感受到自由。在这个“私有”的基础上，带来了劳动的自主意愿，工作为了自己本身，从而产生自由的感觉。
最后有一点很重要，一位女农民说到，为了维护你的自由，你一定不要多管闲事，不要搞事，有吃的就好好吃，有生活就好好享用。
后来我想了很久，这些大叔大婶大嫂他们谈到的自由，跟我们讲的“公民自由”根本就不是同一件事情。我们农民朋友说的自由，是一种更关乎身体，和“近身”生存空间保障条件下的“自由”。这很像是我们打开动物园的门时，动物向山林窜逃的本能，是生命本身所需要的最基础的保障，和身体周遭安全相关的一种保障，也就是近身空间的安全。有了近身空间的安全，有了足够的生活资料，你才会觉得自己有可能享用一种自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和生命本能相关的自由，我称之为“动物性的自由”。
我们人是一种动物性的物种，这绝无贬低的意思。而这种动物性自由还与我们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和动物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我们最早的祖先伏羲女娲都是半动物半人，和古希腊的神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神都是“高大上”的人，比如维纳斯，宙斯……，在我们的语言中，几乎任何的行为都可以找到用动物的行为作为类比——比如说“狐假虎威”，“狡兔三窟”……，我们常常形容最亲近的人，会叫他们“猪猪”、“狗狗”，并不会觉得自己是比动物高一等的。
“问题，地—土和‘社会植物学’”研究过程，2013
致谢艺术家和维他命空间
西方是强调大家团结起来，声张某些好的理念。中国是不一样的，古代很多文人在政治环境不好的时候便会隐退山林，笑傲江湖，卧虎藏龙。我们把逃逸的人看成是高人，是超越了，不会呆在不良的社会环境里面消耗自己。这样的概念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和美学，这恰好说明了一种内心的动物性自由。
《社会植物学——捱，动物性的自由”》录像截图，2014-2015年，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对我来说，“动物性自由”这一词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逃逸的本能。中国有一个古老的概念叫做“逍遥”，古代很多文人在政治环境不好的时候便会隐退山林，归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成为孤傲的独善其身者，他们不屑于和“恶”的生活发生冲突，更罔论还要在其中熬日子去改变生活，去联合众人共同改变社会状况。西方是强调大家团结起来，声张某些好的理念，我们的文化却把逃逸的人看成是高人，是超越了的，所以，“隐”，成了我们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这样的概念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影响了我们传统的美学：我从小看国画山水，总有一种非常寒冷的感觉，比如看到《寒江独钓》，大雪茫茫的寒江之上，一叶孤舟，一个戴着斗笠，看起来像个文人的人坐在小独木舟里钓鱼，这是一种至高、至冷的美。我认为在全人类的艺术中，这是独一无二的美学，仅仅是中国绘画中独有的。而对这种孤而寒的美感的崇拜，慢慢扩散到全社会，比如我采访的那位农民大叔傍晚时分站在高高的山坡上，看着夕阳下的周边环境，是不是给他带来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美感和超越呢？当知识分子的“独醒”姿态转换成一种至高至寒的美，我会称之为的典雅版本的“动物性自由”。“动物性自由”的社会价值由这种至高至寒至美的美学伴随至今，经无数辈传播已经延伸到了整个社会，数千年以来一直影响了我们的政治态度，是“鸡犬化”社会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这也是“自由”，和动物性自由的差异。
“问题，地—土和‘社会植物学’”研究过程，2013那么是否享受“动物性自由”的生命体，在受到攻击和肆虐的时候都不会反抗呢？也不是。我们从动物行为来看，特别是草食性动物，他们对于身体，或者近身空间受到攻击和侵袭的时候，都会做出激烈反应，但是都是被动的。我有时候看电视，当猎食者的狮、豹等动物，去捕食草食性的动物群体比如马群和牛群的时候，被捕食者都会惊恐的奔逃。但我偶然也看到那些长着长角的动物，它们偶然地反抗一下却取得好的成果，我老想，它们如果团结起来，协同抵抗肉食兽的捕食，不是很好吗？但是生物本能的行为却是逃走。它们不可能团结起来反抗。
当狮子猎食并且吃饱了之后，暂时收敛了攻击性的行动，会趴在一群草食性动物不远之处休息，那些草食性动物也不逃走，而是处在一个很祥和的共处环境里面。为什么他们要逃走？如果它们成群结队地一同向狮子冲去，争取一下自己的权利会不会好一点呢？后来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动物性的生命基础意识决定了事情的结果。当狮子吃饱了，我们斑马、角马是安全的，就不要去惹事。好好吃草，这么肥沃的草原，要好好享受自己的日子。忘掉过去，也忘掉未来，即使未来还有可能发生新的猎食活动。人类的历史反复说明了和动物活动的相似性，人们常常在邪恶势力面前毫不作为，束手就擒，或是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一旦灾难过去了，当时的危机会被快速遗忘，留下一段记忆的空白。
我开始使用“动物性自由”这个概念以后，遭到一些艺术行业的朋友，尤其是西方艺术圈朋友的批评。这个词的英语Animalistic Freedom 是一位中国朋友翻译的，我想难道因为翻译不太成功？或者还有另外一层原因，批评我用这个概念的人，他们的反感是不是主要从“动物性”这个层面来对人进行描述？认为这种表述有失人类尊严，有一种降级的感觉？一位纽约的老朋友说：“你可以尝试用自由的不同类型来描述这个概念，比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將自由分为四个层次，其中第三层是关于欲望，我查了中文叫做’免于匮乏、贫困’的自由”。恰好因为有这些相似性在里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解读一些人类行为可能更有意思。
我进行的社会性研究显示作为动物性物种的人类，我们可以在动物的行为上解读到人类诸多行为的生命层面上的一些根源。基于此视角，可以是人类研究的一种方式，一种溯源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改变，假设我们在基础的行为上确实难以摆脱生物性的影响，我们又不喜欢的话，可能在未来，我们得呼唤一种意识里的、理性的“自由”，这样能够使我们从生物层面的“动物性自由”中超越和释放出来。
本文为《打边炉》策划的“吹水集－林间十问”的发言稿
项目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调查、研究一些来自东亚地区的人以及有东亚背景的人，他们对于人和植物世界，人和“自然环境”关系的看法。
调察和受访者所在地点，分别在广东，京都，新加坡，旧金山。
通过这些采访，并且在采访之后又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我意识到，在东亚的文化背景中所存在着的一种特殊情况。
在进行了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我力图尝试体现在东亚的社会语境里（其中有一案例是发生在旧金山的华人社会），传统的文明和当代文化混合成为一种信念，并且这种混合意识对人和自然世界的关系描述，显现出一种特殊性，和相似性。
在东亚文化里面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就是在意识和思想的主导方向上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涤和规则，相信科学，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主流价值。但是同时还抱有东亚民族的一些基本的信仰和价值，而这些价值只能称之为“地方信念”（local believe），出现一种二元并存的世界观，就是，即相信科学主义，同时又相信东亚的地方信仰中的各种超验的信念，甚至出现将不同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佛教混在一起相信的情况。在这一点上，西方社会也会有类似的情况，但是东亚社会的这种情况走得远得多，因为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和这些地方信念是不相容的。对于西方社会的多数人，可能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来看这些近似于迷信的信念，但是他们不会相信或重视这些信念、意识的存在可能。“同时存在”，这是最具有特征性的情况。并不是只相信一种，而是同时相信矛盾着的两者，甚至更多。
我们是否将这种现象看成一种“后殖民”的文化现象呢？虽然这些情况并不是发生在“前殖民地”的地区，但是可以看到这是西方文明覆盖全球之后出现的一种特殊情况。
而我认为，如果我们即使接受西方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这些“地方信念”存在的价值。即，如果按照拉康的“无意识”的观念，以及康德的“理性”观念，我们和世界、宇宙之间应该存在着我们人类不可描述，甚至说人类感官所感知不到的关联。因为我们人类只是一种动物性物种。科学不能描述的世界不意味着不存在，而且每个人的个体对环境的感知和关连性也是差异很大的。作为普遍的独立主体不能感受到的自然信息，并不意味着他者也感知不到。所以，在这里，这变成了只是一种态度：科学主义认为科学不能证明的事情，我们必须保持沉默；而我则赞成一种更开放性的态度，即，凡是有人感觉到的事物，都有可能存在，只是不要相信它100%是存在着的。因为我就是一个上面说的，持二元论态度的东亚人，我们的生存，并不是在一个事事都必须被确认的环境里，而是事事都有可能的环境里，只是可能性的“度”不同。
我在现场调查以后，并且对材料进行研究，并且将对现场记录的材料的研究过程也呈现出来，主要以录像方式进行呈现。
2015年对肇庆四会县一个客家村落的一个家庭的访问，受访对象翁志翔先生，谈及这个家庭的母亲如何在某一天早上失踪于村后边的山林里，发动了近百人并且找了一天，不见踪影。第二天她却自己重现了，翁先生描述这一天的故事，翁先生的母亲在重现之后，讲述了她失踪的这一天的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翁先生的讲述，充分的体现了在中国农村当今，人们对人和环境，自然和灵的关系的理解和“直观”的叙诉，以及某些来自于local religion的信念。
“当妈妈迷失在山林，谁在和她说话” －录像截图，2015
2015年春，我在京都植物园，对植物园前园长，京都城市大学植物学教授Shigeru Matsutani的采访，他谈到日本园林文化如何与宗教关系密切，日本园林和欧洲园林的差异，作为科学家，坚定的相信科学的价值和世界观，但是他同时崇拜生命，相信神的能量以及万物有灵，这是一种日本神教的信念。他谈到他亲历的和植物发生感应的经历，谈到科学与灵的关系，也谈到未来人类如何面对环境的破坏，以及相信科学对于未来环境保护仍具有重要意义。
2016年夏，在新加坡采访了Li Anne,一位女性教师以及社会运动人士，她谈到她和植物界沟通经历，如何理解植物的“心态”，如何与大地母亲（地母），进行内在的沟通，她还从事巷子里的耕种，她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浪费表示了很强烈的批判，她邻里好几家中餐馆，都是提供“有机”蔬菜餐饮服务的，但是每天将大量新鲜蔬菜的“边角料”扔到街头的垃圾箱里，她对这种消费方式和浪费十分心痛，她经常会从垃圾箱里回收这些新鲜蔬菜，用来自己吃。2015年春季某天，她因食物中毒而中风，半身不遂，因为邻居不仅扔掉大量蔬菜，同时还在巷子里施放鼠药和杀虫剂。所以她感觉自己是由于先觉而率先死去的“煤矿中的金丝鸟”。
2016年春至秋，我在旧金山做了调研项目，采访了不同的人，其中一位华裔建筑师，同时是社会／社区规划人，Roy Chan，他参与了社会运动，曾经是保卫要被拆迁区域的运动的领导者。他谈到他是如何因为纪念他父亲去世而种植菜园子。
通过种植行为，感受到了生命的循环，能量的转换，血脉的生生不息，感受了老一代华人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能量依然存在着和聚集着，这种聚集会在具体的物理性的场域中存在，而一旦这种聚集了先人精神和能量的场域被拆毁，将使得这种能量的消散、失去，由此他开始了保护这种场域的社会运动，由于自己种植经历所得到的感受，导致他走上了社区维权运动。
“我真的感觉到了” －录像截图，2016
图片致谢艺术家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植物和人类有着一种不可能说清楚“牵扯”关系，在我以往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调查中，采访了许许多多的种植爱好者，当问及为何种植和他们有一种亲密而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往往会给我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是这些回答都令我迷惑或者不能满意，就是我感受到了种植者和植物之间有着一种不可描述的迷恋关系，这种迷恋超过了具体的可说的，和他们告诉我的那些理由。这和人类群体之间所存在的那些“无意识”的情况很相似。徐坦
2018年11月20日
2019年7月13日修改
2020年7月2日再修改
关于艺术家
徐坦1957年生于武汉，现生活于广州和深圳。他是实验艺术工作小组“大尾象”成员。时至今日，徐坦还是保持着他“漫游者”的生活方式。他敏感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变化，不停地追问当代艺术的边界何在。他的工作方式更像是一个思想者，他的一些作品在产生的当时尚无法定义，而在今天更显其存在的意义。徐坦曾参加第五十三届威尼斯双年展，第五十届威尼斯双年展、第二届柏林双年展、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第四届光州双年展、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第十二届沙迦双年展等。2002 获纽约亚洲文化协会艺术家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会）(ACC)2004 获德国国家学术交流基金, 柏林, 艺术家基金，(DAAD Berlin)
关于策展团队
付了了是一位在上海的艺术工作者，现任昊美术馆策展人。她的策展研究涉及社会经济体系与技术发展语境中的艺术介入和批判、现场艺术和公共空间的功能及其边界等。她策划的展览包括“严肃游戏” 、“流动者会议”等，她亦曾经为托马斯·赫赛豪恩、何子彦、厉槟源等艺术家策划个展。
王子遥，昊美术馆助理策展人，2018年硕士毕业于米兰新美院（NABA）视觉艺术与策展学，目前工作于上海。
*图片致谢艺术家
文字整理／Susan Du、Kathy Xu
编辑 ／Murphy、付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