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艺术应当是开放的
发起人:不举手不发言  回复数:0   浏览数:1018   最后更新:2020/06/21 21:10:06 by 不举手不发言
[楼主] 陆小果 2020-06-21 21:10:06

来源:蜂巢艺术  杨鉴


“时间,历史,我们:蒲英玮个人项目”展厅入口


时间,历史,我们(Why We Fight)

——无法决裂的历史


文/ 杨鉴



蒲英玮面对未来并没有选择许多创作者们热衷的造词运动,反其道而行之,他选择了以时间雕刻成的经典和历史灼蚀后的碎屑来重新建构一个贴地飞行于真实世界之上的、虚假却可能逼近真实的世界观与未来美学图景。其中包含着对未知将来的信仰和崇拜,亦包含着某种政治、道德和国际秩序的权威存在的可能性,仿佛提示着时间的可逆性与历史的可塑性,以及看似结痂之下依旧具有灼热感的文明伤口。当我们回望过去的几十年,对于不可挽回的时间推移与被铭记的历史我们总是确信着一种知识与理性的力量,未来终究朝向乐观的方向奋进是我们对于人类理性光辉的一种笃信,这里的未来包含了世俗物质世界的想象以及社会和伦理的向往。这样看来,如果公民概念真的存在,就应该拥有着对于未来的规划未来的权利或者是针对方案,另一个层面上意味着在政治权利与社会领域上拥有争夺话语与权威的可能。这些,都是基于此前历史的线性时间观中对于现实世界的批判性思维与针对当下的不满构成,对于未来的向往也因此而被塑造,这一切也作为驱动力裹挟着人们创造与开凿着新的历史。作为创作者,在此对于历史的解读,对于历史情境的构造,都取决于创作者对于当下,以至于未来的理解。


笼统地看,蒲英玮工作方式像是通过对社会主义美学文化考古式的工作,得到了不受时间与地域限制的社会主义美学版图中的最大公约数,用一种赋以崇高性与符号性的方式重新整合,结合当代流行与日常审美,做着一种对于“似曾相识”却深层关联当下的美学呈现。社会主义美学形态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强烈且具体的象征意义与明确的政治目的,而在艺术家的篡改、并置与信息的杂糅之后变为了一种难以简单识别的载体状态,既像是被消弭后的政治美学,又像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学图像,艺术家甚至不介意将其理解为仅仅只是追求时髦与另类的又一次审美思的复兴,对于承载内容的可能性艺术家始终持放任态度。


相比较艺术家为我们呈现的一套颇具整体性的社会主义特征的美学系统,我更感兴趣艺术家为我们带来一个切入国际政治讨论的可能。例如,鉴于国际政治的整体性倾斜拉动了对于有色人群与少数人群及他们所处阶级的关注,而看似“他者”的其他人群其实在这种变化当中同样遭受着生活经验上的冲击和思维观念的改变。艺术家们天然的政治身份为其创作所带来的有效性其实是被时代所选择,就如与其说黑人艺术崛起,毋宁说是被当下选择,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美术史的翻案与重置。蒲英玮通过创作来掺杂虚构的文化和政治身份像是一种将艺术转化为权利的发生方式,在表达个人观点的同时也在正面回应这个时代因为追求政治正确而被容易被遮蔽但同样充满价值与思考的声音。在过去几年中,通过虚构以主观主动携带强烈身份政治色彩的写作、录像、图像、装置、现成物作品,艺术家在此前的作品当中夺取了其它人种、出生、阶级者政治身份者的表达合法性,像是白人左派、非裔欧洲人和亚洲白人等身份概念都被艺术家在创作中“附身”过,并且借由其身份做表达。在没见过艺术家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相信艺术家只单纯的是一个中国身份的华人艺术家。作为人类唯一能够超越经验和知识的一种表达方式,艺术语言的对于阶层与身份的穿透性被艺术家利用,看似一个国际代理人在不停的为各种区域的人群发表异见,但当我们具有整体性的阅读观看其作品时,我们便能发现他这种游牧式的劳作始终还是极为内在的关联其本人的经历和生存体验。在全球化的历史洪流当中,89年出生的艺术家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很难不再援引国际事件、时事变化去讨论其身份政治,以及借由生发的一系列问题。


作为一个绝对的浪漫主义者,蒲英玮不断的深究社会主义美学样式中的崇高性,并且在他宏大的创作综合体中不停的扮演者一个又一个身份特殊并饱含某种崇高信仰的独立个体,以独特方式整合着原始的冲动和文明理性。他将个人经验与挪用过来的“他者”经验与时代伦理做着嫁接,把个人史图像与流传下来的原典资源、图像资源凝固成极富共产主义美学共性的视觉遗产,通过个人的写作与艺术创作将它们占为己有。个人与集体的记忆成为了一种重新象征化的东西,被不停的调动。主观与客观被搅拌在一起,彻底的模糊了作品和观念之间虚假的对立,图像资源彻底的打碎作品拥有本体化的可能,使得他的作品与文学、文献、历史档案之间获得了一种既多元又复合的关系。蒲英玮的观念既可以依附作品也可以脱离作品独立存在一种描述当中,在观念、情境和背景层面展开,从而造就一种新的关系——在作品与观念之间。


具体到本次展览,蒲英玮这次在展览呈现上选择去撕裂其作品中公共与私人的部分,将二者分别呈现于两个大小相仿的展厅,并且在光线、展出结构、视觉习惯上都寻找着几乎对立的方法。在呈现集体与个人之间的一种暴力关系的之下,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勾连与关照关系。

“时间,历史,我们:蒲英玮个人项目”展厅B静场


集体意志的纪念碑


第一个展厅中的作品主要由平面绘画和巨幅墙体印刷作品组成。展厅中所有的作品都被某种文字所包裹,这种文字的字体是由艺术家创作的一套“革命现实主义字体”,其融合中文的方块字形、英文文法以及俄文的字体等多种元素与符号,分别映射着由本土现场(中文)、全球化语境(英文)、与前社会主义遗产(俄文)所交错影像下的中国境况。这套字体象征了“中国”在丰富历史性所诞生的特殊视觉形态,而字体背后所叠加的图像则贯穿了由艺术家的个人传记所牵扯出来的诸多命题。《乌托邦指南》在基础的社会主义徽章元素之下添置了浪漫与艺术元素,艺术家像是在强调个人化情感、创造力与理想化的意识形态一样具有不朽性和崇高感。《时间、历史、我们:所有的伤痕与历史都变成诗,诗,诗》是艺术家在直面殖民史的多重与复杂性,它们被美化、遮蔽、强调、篡改或是利用,“诗”此刻不是一种残酷的表达,而更像是面对历史的一种悲壮的无奈之举。《时间、历史、我们:动荡之后,红色模式将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时间、历史、我们:分而治之,隔离成为国家主义最后的遮羞布》、《时间、历史、我们:渔樵问答,人民在冷战市场上购买军火》则像是在合著一部图像散文,宏大至历史的共性,细微到当下的具体国际实事,对于伦理与权力讨论不断被提出。

《乌托邦指南》 2020 综合材料 100×80cm

《时间,历史,我们:所有的伤痕与历史都变成诗,诗,诗》

2020 综合材料 170×200cm

《 时间,历史,我们:渔樵问答,人民在冷战市场上购买军火》

2020 综合材料 170×200cm

《中国资本:热钱 》

2020 布面油画,油漆笔,蜡笔,拼贴,邮票 120×200cm


被可口可乐经典花体写作的“CHINA CAPTIAL”字样、艺术家收藏的跟殖民与国家意志相关的现成品邮票和图像则像是证物般放置在作品当中,提示着艺术家通过视觉所呈现的政治性话语空间中指涉的真实性与纪实感。在这个像是被整体排版整合过颇具纪律性的展览区域内,一堵断裂的展墙上两张写满文字并贴满邮票与邮戳的明信片充满了私人意味, 违和之中有一种面对崇高而宏大的集体意志下的牺牲感,也为第二个展厅的展出交代了必要性和关联的伏笔。


“时间,历史,我们:蒲英玮个人项目”展厅C静场


记忆与泪水,鲜血与火焰的情感与时间之隔离墙


相较于上一个展厅对于形式主义的主观刻意迎合,或许可以不将任何此展厅中的作品视为独立的,并且也不将这些关乎更多方面的作品简单视作平行,艺术家更多的选择是充分考虑了这些作品背后涉及的文化与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试图让观众去了解其个人史的动态发展,和工作方法。


雄跨于长条形展厅两端的破碎展墙扮演了艺术家个人的“记忆女神”(Atlas Mnémosyme)纪念碑。虚构写作与录像作品中提及的“姆波科农场”的仿制现成物、切割后的纪念碑浮雕图像、铁丝网、因政策改变而意义扭转的计划生育录像作品、革命现实主义字体绘画、艺术家父亲手部肖像等元素被置于墙内,火焰、革命录像、哭泣的视频被当做探照灯投射在残墙上并穿透残墙投射在白色墙面上,红色的射灯烘托着“燃烧”中的一切。两块被推倒的展墙分别放置于两个对角,底端的倒地展墙周围被抗议式杂乱涂鸦包围,顶部投射了一个艺术家在演讲与唱歌的视频。视频前半部分被自我审查静音,后半部分演唱了beyond乐队的粤语歌曲《喜欢你》,前段静音部分也只能通过这首非艺术家母语的歌曲,去结合中国当下粤语地区的社会现实去进行推测,浪漫的情歌滋生出另一层饱含政治述求的意味。顶头的另一堵倒墙表面散落着艺术家自己设计的革命现实主义报纸,内容由艺术家主观引用、写作、翻译、设计、排版构成,在意义与意义之间叠加而又消解为一种强烈而指向模糊的政治宣传美学产品。顶部依然设置了一个录像,是一个俯视的带有伤痕的拳头和一个仰视的握拳冲天的手臂录像,8毫米胶片拍摄强调一种模糊的时间感,也隐喻一种持续感与永恒的状态。


通过现场即兴的展陈、公放并相互干扰的录像音频、刻意的昏黄光线,艺术家在削弱视觉强化知觉与其他感官,希望每一次的对于展厅里作品都观看都受到了由环境带来的其他因素影响,艺术家展览之外所工作的写作、演讲、翻译、设计成为一种潜在语境,被带入了展厅现场的纯视觉的经验语境之中。

C厅静场

影像作品:《被**击穿手掌的回忆》2020

8mm彩色负片转2K数字影像,无声 3分30秒

C厅静场

C厅静场

影像作品:《学粤语歌》2020

单通道彩色录像,有声 2分50秒



蒲英玮一系列不间断的工作,所营造的政治性话语空间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对于美学的诉诸,而不存在真正具体的政治诉求与泾渭分明的鲜明立场,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美学这种载体本身的一种可塑性和宽阔的阐释空间。而正是因为这种美学所拥有如此宽阔的尺度,则使得蒲英玮的作品更像是一种警告,让我们警惕那些过去且并不被普遍怀念以至于不愿提及的时代其实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历史具有可逆性,甚至是可以翻转的,有些东西其实依然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的日常与常识当中,只是并没有被识别,却随时存在着复发的可能,除非现实终结,要么这一切不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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