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国理论  五角场张生

自去冬今春新冠爆发以来，新冠就不仅仅是一场席卷世界的疫情，同时也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全球化的“传播事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方面新冠的扩散本来就是“传染性”的病毒的传播事件；另一方面，伴随着新冠的病毒传播，围绕其的各种信息的传播也构成了一个重大的传播事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信息的传播对人的影响不仅不比疫情的传播小，甚至比后者还要重要。因为前者是对人的身体健康的冲击，而后者却是在对人的精神发生冲击的同时，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心理，并进而影响到对社会的价值判断以及认同等方方面面的东西。所以，对至今仍在世界各地蔓延并持续的疫情期间的信息的传播的反思，就成暂时遏制住了疫情的我们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工作。

而在疫情的信息传播中，除了关于新冠本身的信息传播，如各国的病疫人数，检疫及救护的措施，疫苗的研制进展等信息之外，在其中还交织着文化的传播，而这也是疫情信息传播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当然，文化有广狭之分，广义上来说，疫情中所涉及到的大到各国防疫方法的设计和实施，小到国民生活方式的调整等都是文化，狭义则是我们所习惯称之“文化”的思想信仰与文学艺术等，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后面这种狭义的“文化”。这是因为，在这次欧美等国的疫情信息传播中，集中“表征”出了其所具有的“文化”特质，并且明显形成了与我们不同的文化传播的内容与样式。概而言之，大致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值得关注，即“思想下沉”，“宗教出场”与“艺术共情”。这三者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彼此关联，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

一，“思想下沉”：对疫情思考的“去意识形态化”

首先，就是“思想下沉”的现象。当疫情在欧美等国开始蔓延后，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那就很多国家的人文学者都主动“介入”疫情，对疫情所引发的各种问题进行批评。但是，他们的批评不仅针对因疫情引发的具体措施这些小问题，还对由此暴露出来的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大问题也予以质疑。与之同时，他们更注意从各种现象入手，去深度“透视”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因素，而且，他们更具有全球视野，并力求对疫情的世界性传播和由此产生的灾难进行“去意识形态”的思考。

左起：阿甘本、福山、韩炳哲

在对疫情具体措施的批评上，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可以说是最早为人所关注的。意大利疫情初起时，阿甘本就率先撰文质疑政府管制措施的合理性，他批评强制性的“社交距离”和“禁足令”的实施对人的自由的权利造成了威胁。尽管他当时因认为新冠的传染性及致死率是被政府刻意夸大而受人诟病，但他对政府的批评却提醒大家注意到了个人权利随时可能被政府以各种似乎合法的理由侵害的可能性。而这样的可能性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意大利一个国家，新冠以来，因为抗疫的需要，很多国家都强制实施了“禁足令”和“社交距离”，而人们行动的自由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因此也对个人权利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即使在我们这里，虽然疫情已经告一段落，可有的“禁令”却至今仍未解除，如有人提议把“健康码”进一步推广，其对个人权利的危害不可估量。这不禁让人对阿甘本的批评的预见性感到深刻。而在对疫情所作的“文化透视”上，韩裔德籍学者韩炳哲的批评颇具代表性。他从东亚和欧洲对疫情控制的结果的差别入手，提出这与不同的文化因素的联系。他认为东亚的儒家文化对服从的要求，以及集体主义的特质，使得东亚地区的人更容易接受政府的疫情管制，如不抗拒大数据的监控，居家隔离等，所以使得东亚对疫情的处理比较好。而德国等欧洲国家注重个人主义，以及对个人权利的关注，使得他们更不愿意服从对自己权利的约束，严守“禁足令”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等，并且也不愿意戴口罩以保护自己，所以，使得疫情发生后扩散较快，并且短时间内很难得到控制。应该说韩炳哲的这个看法过分夸大了文化在抗疫中的作用，但确实每个国家的抗疫也都和自身的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而美国学者福山在比较中美抗疫情况的差别时，他更是提出了衡量双方对疫情的控制的好坏的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别，而是双方的行政管理及动员能力的差别。

而在他们的思考中，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明显的去意识形态化，所以，他们对疫情的思考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和批评的对象。因为危急关头，恰是思想的关头，也是各个国家的思想最为突出的表现出自身特质的时刻，对其进行批评，也可以更好的理解各自的思想传统和方式。在这种“思想下沉”之中，各国的思想家们既展现了各自不同的思想方式，也显现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传播了自身的文化。而我国则因为疫情中人文学者的“介入”不够或者在公共空间“音量”过小，大多依靠一些从事政治对策研究的学者发声，这些人习惯于从敌我关系入手对疫情进行泛政治化的解读，导致对疫情的阐释过度意识形态化，从而产生较为生硬的“宣传”的效果，使得人们在接受上产生阻力的同时，也对我们文化的传播造成单一化和过于政治化的印象。

二，“宗教出场”：精神慰藉的多元化

其次，是“宗教出场”的现象。当疫情在欧美各国扩散后，很多国家的宗教组织就立即出现在疫情救助的现场，从精神上的慰藉到物资的援助多管齐发。其实宗教组织对此次新冠疫情的关注和救助很早就开始了，比如在我国武汉疫情爆发不久，1月26日，教宗方济各就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举行的三钟经祈祷会上特地为中国的患者进行祷告，祈愿大家尽快康复并能战胜病毒。不久梵蒂冈的大药房和当地的华人基督教会还在意大利各地购买并捐赠了约70万只口罩送给中国。但这只是欧美的宗教活动的冰山一角。在欧美各地，随着疫情的弥漫，更多的宗教组织都投入到疫情的各种救助活动之中。当然，在如今的现代社会，宗教组织对于人的救助虽然有物质的支援，但更多的还是体现在精神上。

3 月 15 日，83 岁的教皇方济各不顾自己感冒离开梵蒂冈，前往罗马的两座教堂为民众祈福，希望新冠疫情能够尽快结束。

不过，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之所以会积极参与疫情救助活动，这与宗教本身所带有的救济功能密不可分，也与宗教的传统密不可分。在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爆发期间，就有许多神职人员在照顾和救治病人中染病去世的。而此次疫情在意大利爆发后，相似的一幕似乎又在重演。据相关新闻报道，在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疫情中，除了医护人员的“逆行之”外，其中还有一个“逆行”的人群就是神父。他们不避危险，努力奉行自己的教职，或者是到医院看望染病的信徒，送去精神的安慰，或者为不治的信徒举行临终的宗教仪式，以履行神圣的义务。正是因为频繁与病人接触，再加上新冠所具有的强烈的传染性，所以，到三月份的时候，意大利已经有60余位神父死于新冠，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殉职的医生。虽然人们对神父此举也有争议，但是，不得不承认，当病人在染病后，神父送来的精神的慰藉也是重要的。因为医生只能医治人的身体，但病人的精神状态同样也需要呵护。而在新冠这种烈性传染且致命的疾病面前，尤其是爆发初期缺乏有效药品和救治的情况下，人们的恐惧不安更加强烈，这时神父的安慰可以疏解病人的情绪，为医生的治疗尽可能提供良好的精神准备。

而在欧美国家宗教组织活跃于抗疫现场的背后，则是宗教作为西方社会的深层文化维度的体现，换句话说，宗教在西方社会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尽管近年来欧美国家随着世俗化的无所不在，宗教组织平时在人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似乎已经若有若无，而且宗教生活也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但在社会的危机时刻，宗教就如地下的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迅速恢复其内在的活力及潜在的影响，从而宗起到安抚人心以及缓和社会情绪的巨大的作用。

相对而言，我国的宗教组织所发挥的各方面的力量都非常有限。这也使得不管是对于病人的精神救助也好，还是对于普通人的情绪缓解也好，都不可能通过宗教来予以救助和释放。因而所有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医护人员身上，很容易产生社会矛盾。而欧美等国因为有宗教组织的参与，使得精神慰藉多元化，从而也更有利于病人的康复及社会的情绪疏解。

三，“艺术共情”：情感交流的共通化

再次，就是“艺术共情”的现象。在这次疫情中，因为“社会距离”的保持，特别是“禁足令”的实施，使得人们的正常交往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人们只能宅在家中，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有鉴于此，欧美等国特别注重艺术的共情作用，很多艺术团体和艺人借各种各样的线上的表演来传达并沟通人们彼此的情感，以凝聚人心，共同度过这段难忘的时光。当然这其中也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募捐活动，以支持具体的抗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