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参考消息网

美国《外交》双月刊7-8月号发表题为《大流行和政治秩序》的文章，对全球新冠疫情危机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行了预测。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重大危机会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些影响通常是不可预见的。大萧条催生了孤立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也带来了罗斯福新政、美国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以及最终的非殖民化。“9·11”事件导致美国的两次干预行动（均以失败告终）、伊朗的崛起以及新形式的伊斯兰激进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反建制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多地领导人被更换。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一些相对重大的影响追溯到当前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挑战在于提前发现这些影响。

全球权力分配向东转

为什么截至目前一些国家在处理新冠危机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答案已经很清楚，而且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趋势将继续下去。这不是政权类型的问题。成功应对疾病大流行的因素包括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能力。有些国家具备全部三个因素——称职的国家机器、得到公民信任的政府以及能发挥作用的领导人，这些国家表现出众、损失有限。有些国家政府功能失调、社会两极分化或者领导能力差，这些国家表现糟糕，使其公民和经济暴露在危险之中、不堪一击。

全球权力分配将继续向东转移，因为东亚在控制局势方面比欧洲或美国做得更好。中国将从这场危机中受益，至少相对而言是这样。北京已经能够重新控制局面，并且正在转向下一个挑战，即以更快的速度和可持续的方式让经济恢复增长。

相比之下，美国的反应非常糟糕，威望严重下滑。美国政府潜能巨大，在此前历次流行病危机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但目前高度两极分化的社会和不称职的领导人阻碍了国家的有效运转。总统煽动分裂而不是促进团结，将援助物资分配政治化，把作出关键决定的责任推给各州州长，同时鼓励针对这些州长的抗议活动。他还攻击而不是激励国际机构。全世界都在围观，而且目瞪口呆，中国很快使这种对比变得鲜明起来。

“黑天鹅”激发新动荡

悲观的结果很容易想象。多年来，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仇外心理和对自由世界秩序的攻击不断增加，这种趋势只会因为这场大流行而加速。匈牙利和菲律宾政府利用这场危机赋予自己处理紧急事务的权力，进一步远离民主。限制人员流动随处可见，包括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各国没有为共同利益进行建设性合作，而是将目光转向国内，彼此争吵，为自己的失败寻找政治替罪羊。

民族主义的兴起可能造成更多国际冲突。领导人可能会把对抗外国人作为转移国内政治视线的有益工具，或者他们可能会被对手的软弱或全神贯注所诱惑，利用这场大流行来破坏目标国家的稳定或制造新的既成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核武器仍然是一股稳定力量以及所有主要参与者面临着共同挑战，国际动荡的可能性小于国内动荡的可能性。

城市拥挤、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穷国将受到沉重打击。在许多公民无法经常获得清洁水的国家，保持社交距离甚至洗手这样简单的卫生措施都极难实现。政府常常使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不管是有意为之（通过煽动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破坏社会凝聚力），还是仅仅因为无能。例如，印度在没有考虑拥入大城市的数千万农民工将承受何种后果的情况下，就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关闭工厂，导致这个国家愈发脆弱不堪。

在南半球，气候变化造成的流离失所问题已经成为一场缓慢发展的危机。新冠大流行将加剧其影响，使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口徘徊在生存的边缘。这场危机让贫穷国家的数亿人希望破灭，民众的愤怒情绪将会加剧。而公民不断强化的希望被浇灭，这是革命的经典***。绝望的人会寻求移民，蛊惑人心的领导者会利用这一局势夺取政权，腐败的政客会趁机窃取他们能得到的一切，许多政府会进行镇压或者垮台。与此同时，新一波自南向北的全球移民浪潮将获得更少的同情，遭遇更多的抵制，因为人们现在有更可信的理由指责移民带来疾病和混乱。

最后，所谓“黑天鹅”的出现显然是不可预测的，但你展望得越远，它看起来就越有可能出现。过去的疾病大流行助长了末日论、邪教和新宗教，滋生它们的是长期苦难所造成的极度焦虑。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可以被视为这类邪教中的一种，它从一战及其造成的暴力和混乱中崛起。过去，阴谋论曾在中东等地盛行，那里的普通人被剥夺了权力，感到没有机构代表他们的利益。如今，阴谋论也在富裕国家广泛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媒体环境，而持续的苦难很可能为蛊惑民心的政客提供丰富的素材。

重新强调政府效能

尽管如此，这场大流行也可能带来一些积极的政治结果。要打破僵化的政治体制、为早就该进行的结构改革创造条件，往往需要这种巨大的外部冲击，而这种模式很可能会再次上演，至少在某些地方是这样。

考虑到应对疾病大流行的实际要求，专业精神和专业知识受到青睐；而蛊惑民心和能力不足则很难遮掩。这最终会产生有益的选拔效果，奖励表现好的政治家和政府，惩罚表现差的。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近年来一直在不断掏空巴西的民主制度，他试图通过虚张声势来渡过危机，目前正在卫生灾难中苦苦挣扎。

这场大流行将世界各地现有的机构置于强光之下，暴露了它们的不足和弱点。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都因危机而加深，并将在长期经济停滞期间进一步扩大。但除了这些问题，新冠危机还表明，政府有能力提供解决办法，并在此过程中利用集体资源。在未来，挥之不去的“集体孤独”感可能会促进社会团结，推动更慷慨的社会保障的发展。

鉴于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对减缓这一流行病的重要性，很难再像里根在其首次就职演说中那样主张：“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也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私营部门和慈善事业可以取代有能力的政府。

这场危机可能最终会促使国际社会恢复合作。虽然各国领导人在推卸责任，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正在深化他们的联系。如果国际合作的崩溃导致灾难并且被视为失败之举，那么各国今后可能会再次致力于通过多边努力促进共同利益。

美国成了“最大变数”

这场大流行是一次全球政治压力测试。有些国家的政府既有能力、又有合法性，将相对顺利地通过测试，还可能通过改革变得更加强大、更具韧性，为未来的卓越表现打好基础。那些政府能力薄弱或领导不力的国家将陷入困境，趋于停滞，甚至可能饱受贫困和动荡之苦。问题在于，第二类国家的数量大大超过第一类。

悲观的另一个原因是，要想使人对前景感到乐观，前提是具备某种理性的公共话语和社会学习。然而，如今技术专家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比以往精英掌握更多权力的时候弱。数字革命所激发的权力民主化使认知等级制度与其他等级制度一样变得扁平化，政治决策如今常常由充满**味的吵嚷所驱动。这恐怕不是进行建设性集体自我检查的理想环境，有些政体可能直到崩溃都还没有恢复理智。

最大的变数是美国。当危机袭来时，美国由其现代史上最不称职、最能割裂社会的领导人掌舵。这位领导人没有在压力之下改变统治模式。他认为，对他的政治命运而言，最有利的是对抗和仇恨，而不是民族团结。他利用这场危机挑起争斗，加剧社会分裂。美国在这场新冠大流行期间表现不佳，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领导人未能发挥领导作用。

如果这位总统在11月获得连任，那么民主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全面复苏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然而，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深度两极分化的局面可能会继续。在疾病大流行时期举行选举将是艰难的，心怀不满的失败者将有充分动机对选举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即使民主党拿下白宫和国会两院，他们接收的也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国家。一边是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一边是堆积如山的债务和反对派残余势力的殊死抵抗。国家和国际机构在被滥用多年之后软弱无力、步履蹒跚，而重建这些机构将需要数年时间——如果还有可能重建的话。

随着危机最紧迫和最悲惨的阶段已经过去，世界正进入一段漫长且令人沮丧的艰难时期。这段时期终将结束。暴力性质的全球动荡不大可能发生。民主、资本主义和美国以前都证明有能力转型和适应，但他们需要再次创造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