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黑齿杂志  Chip Chapin

论不透明性 Ⅰ：

家、迷彩伪装和曼赞纳的迷彩网劳工

我的祖母Rako Araki因为COVID-19新冠病毒去世了，是春分那天的下午，东部标准时间4点，罗斯福医院。在她的灵魂离开病房的刹那，我忽然体会到一种奇特的万物相通之感：和不少人一样，我们都在哀悼着至亲的离世却无法亲身前去道别，被迫压抑住自己想在灾难时刻与家人团聚相拥的冲动。我最后一次看到祖母是通过FaceTime软件，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眼睛和嘴平静地闭着。我的父亲也在，他的面部表情被口罩遮住，脸埋在眼镜后面。而我甚至没有摁下截屏键。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死亡以COVID-19的方式席卷着我们全球化的意识。身为公民，我们的义务是要远离那些挚爱的人，大家各自保持社交隔离，防护好脸和手，不去触碰他人或是自己的脸——我们社会生活的质感已经完全改变。

照片摄影：Jon Hess，2019年11月28日。Rako Araki和本文作者Chip Chapin，纽约。@Chip Chapin

尽管新冠病毒本身并不基于阶级或种族对人类发出攻击，但显而易见的是，美国政府对这一“全球大流行”进行着操控，使其针对并重创BIPOC（即Black-黑人，Indigenous-原住民，People of Color-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的人群。特朗普更是充满种族主义论调地将COVID-19称为“中国病毒”，这些都表明美国政府完全不尊重人的生命，也不尊重国际协议。

最近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共享文档，大家在其中记录从疫情爆发以来各种针对亚裔的排外事件，其中有一条这样写道，

       “我在N号线的地铁上清了清嗓子，有位女士很快朝我走来，问我出现在公共场合是否合适，还问我‘最近有没有回过家’。我反问她，你觉得我的‘家’在哪儿，她答不上来，有点尴尬地在停站时走去了下一节车厢。”

在疫情的背景下，家意味着什么？当归属感与个体幸存与否性命攸关时，我们还必须思考所谓的国家归属感又意味着什么。美国赖以为系的立国之本，正是基于BIPOC，然而，从监狱产业化的规模、边界收紧、警察的权力滥用等现象中，我们目睹了政府的这些控制手段以及对种族主义所行的制度化。当一个国家的权力结构设置并不利于人们的健康和繁荣之时，我们该如何称呼它为家呢？我在种族多元的布鲁克林长大成人，由自己的白人母亲一手带大，但却发现，存在于这个国家公民之间的深层的不平等关系无从调和。我也无法忽视资本系统中那些公然维护着暴力行为的种种诡计。

我看到滥用权力的行为激增，也看到随之高涨的阻力。我希望，在忍受巨大的生命损失的同时，我们可以拥抱一种崭新的、围绕着共享生活的集体意识。以此为基础的未来，要求我们去书写那些不该去世的人们所经历的历史，那些一开始就被政府的系统设计排除在人权之外的人们所经历的历史。现在是时候了，请重写我们手头的小说，让它汇聚成一种能够超越国境边界的叙述。现在是时候了，请围绕着爱、围绕着新的互助与关怀方式展开工作，并绘制崭新的地域疆界。现在是时候了，请彼此保护，请将我们真诚希冀的相处模式奠定成未来社会的根基。

在COVID-19疫情开始以来，就出现了种种针对亚裔人群的歧视，这表明本届政府是如何地利用种族主义去滋生民族主义，以至于煽动并影响到了本国的公民。洛杉矶的《LAist》此前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口头侮辱、攻击、刻意回避：新冠病毒引发针对亚裔种族的“仇视”事件已达1400多起》，其中提到：

       “州众议员邱信福（D**id Chiu），同时也是亚太裔党团核心小组的负责人，一直致力于推广大家在线记录仇视亚裔事件的发生，在提及COVID-19期间针对亚裔的种族主义时，他说这让人想起了美国《排华法案》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囚禁日裔美国人的时代，当时的亚裔经历了许多歧视和非议。”[1]

“囚禁日裔美国人的时代”不是一段广为人知的历史，但对我们当下现实的理解很有意义。在美国，基于种族对特定人群进行监禁的历史久已有之，此类实例也让我们意识到抵抗和解放的迫切性。Rako是在1955年移民到美国的，这距离最后一个囚禁日裔禁闭营的关闭已有十年。

1941年12月7日，日军轰炸珍珠港，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即宣布发动对日战争。随之而来的，是针对居住在美国的日裔公民的种族主义。1942年3月18日，战时再安置管理局（War Relocation Authority，简称WRA）成立，随后的数月间，管理局下令驱逐了12万人（其中超过三分之二为美国公民），并在遍布全美七个州的禁闭营中对他们进行重置和监禁。一个日本人是否拥有美国国籍并不重要，因为当局认为日本人的种族特征凌驾于所有其他属性之上。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可以简短地总结管理局的立场：“日本人就是日本人。”[2]

多萝西娅·兰格为WRA拍摄的照片，1942年4月1日。街上张贴的针对日裔人士的驱逐令，加州旧金山。图片出自美国国家档案。

1942年4月1日，摄影师多萝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受雇WRA战时再安置管理局去拍摄整个重新安置的过程。对WRA来说，兰格已经凭借她此前拍摄的照片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比如她最著名的《移民母亲》（Migrant Mother，1936），[3] 这张照片在杂志和期刊中得到了广泛的发表传播。但是，这次的任务实质非常含糊，而且她和WRA显然有着极其不同的政治观点，这也导致她最终遭到解雇并且所拍摄的照片被扣留了超过五十年之久。毕竟，正如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所说，兰格是“一位坚定的社会观察者，对人类境况投以犀利的关注”——今年春天，MoMA为兰格举办的重要作品展开幕，人们现在仍能在网上远程参观。[4]

在1942年6月前后，由于生产劳动力短缺，统战部门在加利福尼亚的曼赞纳安置中心（Manzanar Relocation Center）和圣塔安妮塔装配中心（Santa Anita Assembly Center）部署了两个大型生产项目。在军队工程师们的监工之下，被拘禁者总共生产了超过25000套迷彩伪装网，用于保护坦克、掩盖建筑物，以使包括日本在内的轴心国无法看清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这种军用迷彩，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法国和英国率先使用，[5] 经过迭代和试验，其设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简化。在描述这种作战方式的制度化时，《捉迷藏：迷彩、摄影和侦察媒介》一书的作者汉娜·罗斯·谢尔（Hanna Rose Shell）写道：“网，是沉浸于自然界的一种视觉性和物质性的媒介，与此同时，它也为摄影图像提供着抵抗力。”[6]

“装饰网”（Garnished Net）的图解，出自《捉迷藏》一书，第118页。由作者供图。

1942年7月，多萝西娅·兰格拍摄了许多禁闭营中生产迷彩网的照片。有人推测，这可能是WRA提出的一项特殊要求，以记录这一特殊的劳作活动为名，展现日裔美国人在战争中的立场忠于美国并且认同自己的处境。兰格所拍摄的照片，并没有完全使这样的期待落空，但作为观看者，照片中蕴含着一种诡异的特质，让人想起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所说的“双重意识”——“一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感受”。[7] 这些迷彩伪装网，它们“由人手工编织，网状地运动着，仿佛某种有生命的植物一般：就像织物构成的一种掩饰”。[8] 而这些照片在多层的“织物掩饰”之中，勾勒出一条介于劳工及其所编织的巨大网状物之间的幽灵般的界线。

多萝西娅·兰格为WRA拍摄的照片，1942年7月1日。曼赞纳安置中心，加州曼赞纳。图片出自美国国家档案。

多萝西娅·兰格为WRA拍摄的照片，1942年7月1日。曼赞纳安置中心，加州曼赞纳。图片出自美国国家档案。

照片在美国国家档案中的图片说明这样写道：“为战争部门制作迷彩伪装网。这是日裔人士在安置中心里参与‘战争和海军部门’的若干个项目之一。”

在兰格所拍摄的一张照片里，五位女性正在制作一张迷彩伪装网的挂毯，大约20英尺（合约6米）见方的尺寸。我们在图片上还能看到至少两张类似的网悬挂在背景中。她们在大棚里劳作，面前的网和装饰物层层叠叠地堆积起物质性的边界，这为兰格提供了一个视觉机会去探索一片阈值之间的空间，并将这种迷彩伪装的符号学编织成一套介于可见性、不透明性和战争摄影之间的辩证法。

照片传达出一种同志般的情谊，尤其是前景中的两位女性，她们抬起的头挨得很近。女士们的发式造型时尚，她们衣着整洁，裁剪妥帖，还有图案细节。[9] 和我们的想象不同，她们显得放松而又专注于眼前的工作。不过，她们佩戴着的口罩似乎在暗示周围并不洁净的空气，也让我们无从识别她们的面部表情：布料的不透明，让摄影师无法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被摄对象身上。在《移动图像：摄影及日裔美国人的囚禁》中，学者加斯敏·艾琳德（Jasmine Alinder）认为：“对着镜头微笑，几乎是一种身体反应，并且现在看来可以被解读成是对美国政府这些非人政策的默许和顺从，或者正如某些报纸头条所宣称的那样，是要‘给东京上一课’。”[10]

兰格镜头下的女性劳工没有过多的面部表情，这或许是兰格出于保护心态的一种善意之举。在我看来，兰格在为迷彩伪装网的劳工拍照时，非常清醒并且颇具策略地动用了不透明性和透明性这组反差。通过重复，这些劳动者的主体被密集地编织到了远方，并且展现出一张从可见到透明再到不透明的渐变光谱。在他开创性的著作《关系的诗学》（Poetics of Relation）中，影响深远的马提尼克岛诗人、哲学家艾杜瓦·葛立松（Édouard Glissant）有一篇题为《论不透明性》（On Opacity）的散文如是论述道，

       “不仅要认同差异的权利，还要更进一步地认同不透明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封闭在某种不可渗透的独裁专制之内，而是存在于不可减化的单一性之内。不透明性可以共存、汇聚、编织成织物。[...]不透明并不是晦涩……它已无法再做减化，而这正是针对参与及融合的一种最为持久的保障。”[11]

多萝西娅·兰格为WRA拍摄的照片，1942年7月1日。曼赞纳安置中心，加州曼赞纳。图片出自美国国家档案。

未完待续。原文为英语，由顾虔凡中译。

注释

[1] 请参考https://laist.com/2020/04/09/coron**irus-tracker-anti-asian-racism.php

[2] 加斯敏·艾琳德（Jasmine Alinder），《移动图像：摄影及日裔美国人的囚禁》，（芝加哥和厄巴纳：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3] 参见https://www.moma.org/learn/moma_learning/dorothea-lange-migrant-mother-nipomo-california-1936/

[4] 参见 https://www.moma.org/calendar/exhibitions/5079

[5] 汉娜·罗斯·谢尔，《捉迷藏：迷彩、摄影和侦查媒介》（麻省剑桥：MIT Press出版，2012年），第103页。* 所罗门·约瑟夫·所罗门（Solomon Joseph Solomon），一位英国艺术家，据说是最早发明用迷彩来伪装军方行动的人。

[6] 同上，第86页。

[7] W.E.B.·杜波依斯，《我们的精神努力》，收录于《黑人的灵魂》，最早出版发行于1903年，在线版本可参阅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408/408-h/408-h.htm#chap01

[8] 谢尔，《捉迷藏》，第86页。

[9] 参考《曼赞纳自由报》，1942年8月14日。* 《曼赞纳自由报》由曼赞纳安置中心在1942到1945年间出版。尽管它由被监禁者们自行出版制作，但受到当局的严格审查和编辑介入。

[10] 加斯敏·艾琳德，《移动图像》，第19页。

[11] 艾杜瓦·葛立松，贝蒂·温（Betsy Wing）英译，《关系的诗学》，（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0-191页。

关于作者

Chip Chapin用舞蹈和写作阐述有关集体劳动、资源再分配和互助关心的可能。Chapin于亨特学院获得纯艺术硕士学位，于巴德学院获得艺术学士学位，并曾就读于MSA^ [Mountain School of Art - 山艺术学校]和LANDING 2.0。他曾经获得过“科萨克”绘画奖、“安格尼斯·冈得”策展奖学金以及“贝丝·乌夫纳”奖学金。他的写作曾经发表于《Weekend》、《Another Tab of Chrome》、《No Dancing》和《Ginger Magazine》。他的行为表演作品曾经呈现于纽约、洛杉矶、波特兰、柏林、奥斯陆和巴塞尔等地。Chapin目前生活工作于纽约州的恩菲尔德（Enfield），他在那里联合创办了Complimenta Inc.，一个以缩写c.h.a.m.p.s.为名（即come here and move people slowly）的艺术家自营空间。

关于译者

顾虔凡是《黑齿》杂志的主编之一。

来源：黑齿杂志  ChipChapin

论不透明性II: 确定内外之别的界线何在？

在当时的日裔美国人禁闭营中，所有的被监禁者们可以粗略地划分成四种：“一世”（Issei）指的是第一代日本移民；他们出生在美国的孩子被称为“二世”（Nisei/Nikkei）；“返美二世”（Kibei）专指在日本接受了教育的日裔美国公民；“三世”（Sansei）则是第三代移民，他们在被监禁期间大多还是孩子。基于这些分类，被监禁者们在安置中心里可以享有的权益会有所不同，并且进一步由各自的职业和其他特权来进行界定，从而相应地发展出禁闭营内部的政治。

多萝西娅·兰格为WRA拍摄的照片，1942年7月1日。曼赞纳安置中心，加州曼赞纳。图片出自美国国家档案。

只有“二世”会在战时得到工作雇佣的机会——比如迷彩伪装网的制作、圭亚那橡胶的种植——这是政府在《日内瓦公约》中发现的一个能够掩盖强制劳动之实的漏洞。[1] 工作付出确实会得到报酬，但都只是勉强达到最低标准，其中制作迷彩伪装网的被监禁者们是最早获得报酬的劳工。激励措施在表面上不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增长着WRA的生产。学者琳达·戈登（Linda Gordon）在分析多萝西娅·兰格拍摄的迷彩伪装网劳工的照片时指出，

“根据《日内瓦公约》，这些分派的任务和工作是不合法的，因为《公约》禁止让战争囚犯从事强制劳动，吊诡的是，当局往往只雇佣持美国公民身份的被监禁者，以便军方可以声称他们并非战俘。”[2]

多萝西娅·兰格为WRA拍摄的照片，1942年7月1日。曼赞纳安置中心，加州曼赞纳。图片出自美国国家档案。

被WRA雇佣去拍摄这些劳工工作的兰格，如艾琳德在《移动图像》中所说，肩负着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再现表征的任务——要把日裔美国人描摹成忠诚的公民，与此同时还要宽恕自己对他们的监禁。”[3] 尽管兰格的纪录有着自相矛盾的本质，“但纪实摄影实践的建立，使得WRA变得透明。”[4] 不过，就像美国政府对她拍摄的照片进行扣押所证明的那样，兰格用镜头捕捉了WRA不想看到的东西。我在照片中感受到兰格对她的拍摄对象的保护。而且我相信她正是通过一种“不透明”的镜头来实现这种共情——她并不预判眼前的拍摄对象是否会认为自己身受迫害还是想要表达忠诚。与之相反，她让被摄对象正在经历的生活变得有迹可循——从而让未来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们去发掘这段美国政府监禁并剥削本国公民的历史。

迷彩伪装网的高产，可能得益于被监禁者们编织手工艺方面的灵巧，也很大程度地归因于他们的自我激励，而当局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意识到可以借战争之名对他们的灵巧才华进行更多的剥削。同时，《曼赞纳自由报》——由被监禁者们自行出版制作的一份报纸，但是受到美国军方的严格审查——被用作宣传平台以激励这些战时的劳动生产。《曼赞纳自由报》会对报酬、劳工人数、生产力水平和配额等情况进行公示。报道甚至会鼓励劳动中的竞争比赛，他们刊发祝词、认可被监禁者们的效忠表现，还把西瓜作为奖品激励每日产量最多的劳工。[5]

1942年7月8日的《曼赞纳自由报》，图片来自本文作者。

在翻阅《曼赞纳自由报》的档案时，我将报纸上发表过的文章整理汇编到一个共享文档中，并得以审视这些殖民主义的剥削模式，以及将被监禁者们当作劳工的操纵方式。追踪报纸中与迷彩伪装网制作相关的文章时，突出地显现了反殖民主义的理论先驱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用“歪曲的逻辑”所描述的“双重性”，以及“对今天施行殖民化之前先对历史进行贬损的做法”。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中写道，

“殖民主义不满足于仅仅构陷那些身处其中的人，或是将被殖民化的头脑中的任何物质消耗殆尽。它以一种歪曲的逻辑，将注意力转移到被殖民者的过去之上，使之变形、损毁、破坏。这种对今天施行殖民化之前先对历史进行贬损的做法具有双重性。”[6]

尽管存在着种种不利条件，被监禁者们仍然在曼赞纳安置中心里举行各种教育和社会性的活动，包括设立图书馆、举办体育赛事、筹划本地报纸、组织宗教仪式、戏剧演出，甚至发展出了底层的自治政府框架。然而，图书馆里不允许出现日文书籍，报纸受到当局的严格审查和改编，体育赛事受到极端天气情况和设备使用的限制。[7] 而任何试图组织罢工和反抗的举止，都会很快遭到军方的压制，并以隔离、搬迁、撤销特定权益等方式进行惩戒，甚至发生过警卫对被监禁者的射击。[8] 尽管如此，日裔美国人仍被要求在整个监禁期间表达出对美国的忠贞不渝，不仅要向军方的相关人员表达这一立场，还要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向美国公众如是表达。在殖民地的语境中，为了重申其中的原住民文化而做出“文化创新”的努力，法农在对这种现象进行批判时写道，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悖论：在一个殖民国家中，最基本、最初步且最无差别化的民族主义形式，就是捍卫民族文化最强力有效的方式。”[9]

如果我们将原住民这种“悖论”的处境对应到1942至1946年间的日裔美国人身上，那么法农所说的“民族文化”的实质就会变得难于描述。不过，他的分析仍然让我们得以描述美国政府对其公民所施的操纵手段。在2020年的今天，不少主流媒体承认了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针对黑人和原住民的剥削及监禁，但是回到1940年代，有必要意识到这种针对日裔人士的操控机制在当时鲜少耳闻。如今，这种机制被不断地再用，这表明美国针对各个种族都快速地运用了这种非人道的方式，只要这些种族阻挡了白人的进步和资本的积累。如果禁闭营中的人们没有为自己建立任何基础设施，那么对这成千上万遭受痛苦的被监禁者们施行不人道压制的境况就会变得更糟——更何况其中至少一半以上的人视美国为自己的原籍国。

多萝西娅·兰格为WRA拍摄的照片，1942年4月20日。“效忠誓言”仪式现场，拉斐尔·威尔小学（Rafael Weill Elementary School），加州旧金山。图片出自美国国家档案。

法农更进一步，将这种“民族文化”描述为由“整个社会的内部外部以及各个层面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形成，这也让我们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当我们逐层展开这些史实，就会意识到，是确认内部和外部的领土界限在决定着谁、在何地、可以获得何种公民权益。就这些日裔禁闭营而言，其中所发生的是一个特定的有色人种群体被强制着进行一种特定的文化的生产，而这种文化会系统性地将其遗产的多样性纳入并包含在组成部分中。

让我们再度回到《日内瓦公约》，WRA以雇佣“二世”进行战争生产的行为对《公约》进行规避。《日内瓦公约》最早在1864年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Red Cross）提出设立，以确保能对伤者提供医疗看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9年进行了修订，并在1977年进一步细化，《公约》被确立为武装冲突期间针对平民、战俘和士兵进行人道主义待遇的国际法标准，并且得到了196个国家的认可。

其中的第13条规定是这样写的：“战俘在任何时候须受人道之待遇。拘留国任何不法行为或不行为可致其看管中之战俘死亡或严重危害其健康者须予禁止，并当视为严重破坏本公约之行为。”当我们仔细查看日裔人士禁闭营中的被监禁者们受到了哪些保障和公民自由、又被剥夺了哪些保障和公民自由之时，很显然，美国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中的诸多款项。

2015年，美国因为关塔那摩湾拘押中心（Guantánamo Bay detention camp）再次被指违反《公约》条款，各种罪行中包括拒绝释放也门籍在押人员塔利克・巴・欧达（Tariq Ba Odah），他因为长达八年的绝食抗议遭受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健康恶化。[10]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is）在她出版于2005年的著作《废除民主》（Abolition Democracy）中写道：

“有一个普遍的假设，认为在美国境内永远不会发生酷刑，我想这可能是对的。事实上，在那些最早的、关于侵犯关塔那摩军事监狱里在押人员之人权的对话中，政府官员做出了区别对待：离岸区域内允许何事发生和美国境内允许何事发生完全不同。”[11]

在美国，被监禁的移民人数在增加，而关于如何界定酷刑之边界的问题也继续存在。2018年，有396448人被移民和海关执法拘留所（简称ICE）登记在册，其中的242778人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拘留，另有153670人在ICE的执法下遭到拘留。[12] 此外，全美至少有15个现役的拘留所，其中的许多拘留所根本没有基本设施或提供毯子、食物这些供给品。在此引用一篇2019年发表于《外交政策》期刊的文章：“在拘留移民的禁闭中心里移民可能面临的种种境况，如果放到战俘身上是显然违反《日内瓦公约》的。”[13] 随着ICE报告被销毁，曾经那些冗长的记录着危害人类罪行的文献让人不得不思考，在美国由来已久的种族偏见、新殖民主义式监禁、剥削、侵占和暴力驱逐的历史中，图像和文字是如何进行书写又是如何被删除的。

在近期的和平抗议活动中，警方多次向示威者们投放催泪瓦斯，美国众议院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几天前的一条Twitter对此回应道：“催泪瓦斯是一种在战争中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令人深感屈辱的是，美国的领导人在上周选择对自己的公民使用催泪瓦斯。类似的事情应当永远不再重演。” 1925年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将催泪瓦斯归类为化学战剂，并在《日内瓦议定书》（the Geneva Protocol）中予以禁用。不过，不知为何存在着一项例外条款，允许美国的执法部门使用催泪瓦斯作为针对本国公民的控暴剂。[14] 目前，一群国会议员们正在努力立法以禁止警察使用催泪瓦斯。

在回顾近期的纷争时，我想起了发生于1942年12月5日-6日的“曼赞纳暴动”（Manzanar Riot）。当时有大约3000名抗议者聚集在一起，反对逮捕禁闭营中的Harry Ueno，他是当时厨工工会的领袖，同时反对暴力殴打Fred Tayama，他是“日裔美国公民联盟”（JACL）的一员。为了驱散示威人群，军方先是使用了催泪瓦斯，之后向人群发射**，导致两人死亡、九人受伤。就“曼赞纳暴动”而言，催泪瓦斯被同时用在了公民和非公民身上，这更是有违《日内瓦公约》的明证。

最后，我想向他们致意：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托尼·麦克达德（Tony McDade）、瑞雅·米尔顿（Rhia Milton）、雷米·菲尔斯（Rem’mie Fells）、艾哈迈德·奥布里（Ahmed Aubrey）、布雷娜·泰勒（Breonna Taylor）、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塔米尔·莱斯（Tamir Rice）、雷莎德·布鲁克斯（Rayshard Brooks）、奥卢瓦托因·“托因”·萨劳（Oluwatoyin “Toyin” Salau）…… 这是因为仇视黑人和警察暴力执法而丧生的黑人中的几例。我只希望，这些损失能让我们意识到，要继续在我们的社会中将民族意识指向反种族歧视。请读一读安吉拉·戴维斯谈到废除监狱时的思考，她最近在接受电视节目《现在，民主！》（Democracy Now!） 的主播艾米·古德曼（Amy Goodman）的采访时说道，

“要了解，受暴力保护的安全并不是真正的安全……这事关各种议题的互相交叉……我们所要求的是一种除罪化的进程，要意识到对安全、安保的威胁，并非主要地来自于那些被定义为‘罪’的事物，而是来自我们的国家机构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有关健康、暴力、教育等诸多问题……因此，对废除刑罚的指向实际上是在重新思考我们的未来，社会的未来，经济的未来，政治的未来。”[15]

此为文章的下篇。原文为英语，由顾虔凡中译。

注释：

[1] 请参考链接中的“Article 50”：https://www.un.org/en/genocideprevention/documents/atrocity-crimes/Doc.32_GC-III-EN.pdf。

[2] 琳达·戈登（Linda Gordon）等人合著，《扣押：多萝西娅·兰格以及被审查的日裔美国人禁闭营照片》（纽约：W.W. Norton + Co.出版，2008年），第34页。

[3] 艾琳德，《移动图像》，第23页。

[4] 同上，第41页。

[5] 《曼赞纳自由报》（加州曼赞纳：曼赞纳安置中心出版，直至1945年）。请参考链接：https://www.loc.gov/item/sn84025948/。

[6]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康斯坦斯·法灵顿（Constance Farrington）英译，《全世界受苦的人》，（纽约：Grove Press出版，1961年），第149页。

[7] 请参考 《日内瓦公约》中的“Article 38”，链接同注释[1]。

[8] 同上，请参考“Article 78”。

[9] 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第177页。

[10] 请参考 《日内瓦公约》中的“Article 110”，链接同注释[1]，并请参考这篇报道，链接：https://theintercept.com/2015/09/11/obama-administration-accused-ignoring-geneva-convention-refusal-release-74-pound-guantanamo-detainee/。

[11]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is），《废除民主》（纽约：Seven Stories Press出版，2005年）。第71页。

[12]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拘留所（ICE），《2018财年ICE的执法及拆除行动报告》。

[13] 劳伦·苏金（Lauren Sukin），《美国对待移民比对待战俘还要糟糕》，发表于《外交政策》期刊，2019年7月26日，在线版本链接：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7/26/the-united-states-treats-migrants-worse-than-prisoners-of-war/。

[14] 请参考链接：https://theconversation.com/tear-gas-and-pepper-spray-are-chemical-weapons-so-why-can-police-use-them-140364。

[15] 请参考链接：https://www.democracynow.org/2020/6/12/angela_d**is_on_abolition_calls_to。

关于作者：

Chip Chapin用舞蹈和写作阐述有关集体劳动、资源再分配和互助关心的可能。Chapin于亨特学院获得纯艺术硕士学位，于巴德学院获得艺术学士学位，并曾就读于MSA^ [Mountain School of Art - 山艺术学校]和LANDING 2.0。他曾经获得过“科萨克”绘画奖、“安格尼斯·冈得”策展奖学金以及“贝丝·乌夫纳”奖学金。他的写作曾经发表于《Weekend》、《Another Tab of Chrome》、《No Dancing》和《Ginger Magazine》。他的行为表演作品曾经呈现于纽约、洛杉矶、波特兰、柏林、奥斯陆和巴塞尔等地。Chapin目前生活工作于纽约州的恩菲尔德（Enfield），他在那里联合创办了Complimenta Inc.，一个以缩写c.h.a.m.p.s.为名（即come here and move people slowly）的艺术家自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