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ANC艺术新闻中文版

弗朗索瓦·杰曼奈

当然，我们总是会说这场新冠肺炎病毒的“大流行病”是可预见的——我们本应当以SARS疫情为戒，很多科研文章已经发出警告，CIA的报告已经对此有所察觉，比尔·盖茨也发出过类似的预警…… 即便如此，然而事实却是，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这场疫情带来了几乎无法想象的后果。

一名戴着面具的妇女走过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关闭前，法国政府禁止所有100人以上的集会，以限制COVID-19传播。© Christophe Ena/Copyright 2020 The Associated Press.

如今，每个人都开始展望和构想一个“后”疫情时代。我们都觉得世界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了，应当把这次刹车重启转化为机遇，——按照布鲁诺· 拉图尔饶有趣味的说法，就是不要“浪费一次危机”——是时候好好总结我们的所作所为，宛如时代正在发出这一邀请。类似的行动不断涌现出来：五十余名议员在线上举行了听证会，从《公民气候公约》中提取建议并持续推进，尤其是“不能再回到从前”的呼吁和宣言已经遍地开花。这是有用且必要的，我肯定不想浇熄这股热情。但我也知道，隔离之后，人们排在首位的憧憬，是重拾往日的生活，恢复正常的秩序：商铺重新开张，同事们再次相见，或者更简单地说，重回工作岗位。思考未来当然是紧急而且重要的，然而从许多层面上来说，这种思考也是很少人才得以拥有的特权。

在这里，我不是要讨论疫后的世界到底应该变成什么样，而是想要提请我们所有人警惕那些对未来世界可能造成的威胁。尤其是，假如我们停留在一些诸如觉得疫情危机“有益于气候”的错误观点中固步自封，或者认为我们在疫情隔离中习得的经验同样也应该“适用于保护气候”的想法，将是非常危险的。

正在发生的疫情

是一场对气候的灾难

在封锁之前和封锁期间中国空气污染水平的卫星图像，图片由NASA提供

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正在急剧下降。我们正在达成《巴黎协定》的目标——该协定要求年度减排量在2.7%（2100年全球气温将达到最高+2°C）到7.6%（+1.5°C）之间。比起环境政策，公共健康方面的措施对减排产生了更为显著的效果。举一个标志性的例子：2020年3月，世界航空里程总量同比减少了三分之二——对于那些汽油税的支持者来说，即使在他们最疯狂的梦里也不可能奢望一个这样的结果。然而，如果我们认为这场危机对保护气候来说是一次意外获得的机遇，那就大错特错了。毋庸置疑，疫情让我们养成了一些习惯，比如更加依赖远程工作。但归根结底，恐怕这次疫情危机将会是导致气候进一步恶化的一枚迟到的**，原因如下：

首先，历史教会我们：危机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降低往往会在事后出现反弹。2008-2009年经济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首个实行隔离的国家）的排放量已经基本回到了此前往年的水平。众多经济学家，像克里斯蒂安· 德· 佩尔特斯（Christian de Perthuis，《新冠病毒如何改变气候政策的前景？》https://www.chaireeconomieduclimat.org/publications/comment-le-covid-19-modifie-les-perspectives-de-laction-climatique/）和迈克尔· 利布瑞查（Michael Liebreich，《新冠病毒 - 低碳危机》， https://about.bnef.com/blog/covid-19-the-low-carbon-crisis/

）等相关文章中，都作出了预测：2021年及其后几年制造的排放量并不足以抵消2020年所观察到的排放量的下降，而2019年可能已经创造了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峰值。我当然很希望如此，但鉴于下述的两个因素，我恐怕不能像他们一样笃定。

疫情中关闭的商铺。WYDaily file/Courtesy of Unsplash

在隔离解除之后，各国政府应该会实行全新的经济复苏计划，向全球经济注入几十亿美元、欧元和人民币。但也同样是这些政府部门，近年来一直在抱怨几乎不再有能力介入经济事务。让我们重新看回曾于201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法国经济学家艾丝特· 杜芙若（Esther Duflo）的观点——这是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在我们可见的历史时期中，政府从未像此刻这样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来干预经济。他们将如何做？是否会有像大萧条之后罗斯福新政一样的重新洗牌？还是会重启机器让一切照旧？目前，这些救援计划看起来很不幸地更像是对那些深受疫情打击的化石能源产业适得其反的“救命稻草”。对于这些即将大失血的产业，政府如何还能把最严格的环境限制政策强加给他们？三月底，美国国会投票通过的国民经济刺激计划公布之后，石油、天然气和航空公司（甚至是旅游业！）的股票价格回弹。而就在我写文章的此刻，也就是四月初，一些超大型油轮停泊在大洋中间，装满了石油，等待着油价的回升。

更糟的是：许多政府和企业都把疫情当作请求（有时是获得）放弃环境政策的借口。欧洲推行的“绿色新政”正是疫情结束之后所需要的，却因疫情的出现而备受压力，并由于捷克和波兰政府宣告退出而受到威胁。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暂停了美国本土的环境法规申请，尤其是针对拯救重度页岩气污染工业的相关法规，直至恢复正常。石油工业则试图从当下境况中获利，以促成颇具争议的Keystone XL石油管线（加拿大艾伯塔省-美国德克萨斯州）建造完成。

2020年3月15日，巴黎，人们聚集在圣马丁运河的岸边，咖啡馆和餐馆都因为这场致命的瘟疫而关闭。© Thomas Samson, AFP

当然，游戏还没真正开始，事情还有转圜的余地。更何况，欧盟委员会也可能重新抓住机会，将他们的“绿色新政”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十分紧急而必要的。但如果无视这股反对力量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强大作用力，将是非常盲目的，有人并不愿意让疫情成为启动低碳经济的契机。如果继续强调疫情“有益于气候”的说法，我们也将进入观点之争。首先，当许多家庭正在忍受着疾病和隔离之苦、当许多人正在全身心地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时候，提出这个观点并不得体。其次，这种提法会在公共认知中种下一个观念：即对抗环境变化的有效方式是强行停滞经济发展，也就是广义上的隔离政策。那么当疫情过去之后，很有可能所有的环境政策都会引起民众本能的反对。没有人会记得这段隔离时期，就好像它是一段神赐的、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时间……

新冠病毒的疫情危机和气候变化

并非直接相关

我们应该认识到，疫情危机和生态危机都有自然形成的灾难性力量：他们都具有全球性、紧迫性，以及来自科学领域的预警……而疫情危机给我们的深刻教训是：政府是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采取激进的、代价极其昂贵的举措的，——尽管他们常常声称自己做不到——以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然而面对气候变化，是否应当采取同样的措施？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两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

绿色和平德国办公室在柏林张贴告示，提醒市民留意气候变化帶來的白线斑蚊。© Greenpeace / Ex-Press / Markus Forte

如果说那些我们准备实施的对抗新冠病毒的激进举措，从未被用于对抗气候变化，那首先是因为，比起全球变暖，我们对病毒有更多的恐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病毒视作一种邻近的、直接的危险，而我们把气候变化视作一种遥远的、不直接的危险。我们每天都在对抗新冠病毒引发的死亡率、感染率和住院率的曲线，然而气候变化的曲线却把我们指向天边和遥远的目标——2050年或者2100年，已经超过了我们中的很多人对生命的期待值。我们切身体会到个人感染疾病的恐惧，却总是觉得气候变化后果总会先波及他人，波及那些遥远的国家，与我们关系不大。而新冠病毒疫情首先触及的是那些工业发达的地区，并没有把掌握财富和权力的人群排除在外；但我们很难想象汤姆·汉克斯、摩纳哥王子阿尔伯特，或是鲍里斯·约翰逊这些感染过新冠病毒的社会闻达会成为气候变化首当其中的受害者。

显然在面对新冠疫情时，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从推行的防护措施中得到一种立竿见影的、针对我们自身的保护；而面对气候变化时却并非如此——我们实行的举措将在未来显现出效果，而且会首先受惠于那些最为脆弱的国家。因而我们并不能指望自己会于其中立即受益并且直接受益。

我们之所以愿意接受极端的隔离政策，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临时性的。隔离政策施行的时间越久，我们越有可能不遵守它。这是疫情危机的特性：它是在恢复正常秩序前的短暂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气候变化并不是一场“危机”，而是一种不可逆的转变，没有回头路。很可能不会有疫苗制造出来，气温不会就此下降，海平面也不会再回落，一切都不会恢复到“正常状态”。总的来说，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有针对“后”疫情危机的种种计划，但我们却不能展开关于“后”气候危机的计划。真空的一年，或者几周的隔离，并不能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它需要长期可行的结构性转变，而不是短期的临时政策。

瘟疫不是一种诅咒

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的团队为那些被困在紧急避难所或仍住在街头或巴黎和郊区临时营地的弱势人群提供医疗服务。© AGNES VARRAINE-LECA/MSF

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需要的不是相同的回应。然而，我们可以在当今的疫情危机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尤其是那些可以有效对抗环境变化的措施。首先是要建立较过去而言更为严格的战略储备，而不仅仅是去构想一个疫情之后的世界。如果说在今天，如此大量传播的是那些动物传染病——也就是从动物传染给人的疾病，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么多年来对于地球生物多样性的摧毁，从砍伐森林到集中畜牧养殖。

危机本身提供了教训，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国家的意义，集体的意义、公共服务的意义和团结的意义。我们可以从这些思考中获益，无论如何也要提防自然主义或者救世主式的言论，这些言论想要让我们相信自然“要夺回它的权利”，或者新冠病毒是某种“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告信息”。如果说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身处这样的危机，首先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有战略性的石油储备，却没有战略性的口罩储备，也没有足够的检测试剂。

那些自然主义的观点倾向于把疾病看作一种“地球的”诅咒，然而这种观念对我们应对后续问题没有任何帮助。相反地，它将促成生存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策，这些举措的体现则是：贸易受到限制，国家之间的边境关闭，人人生活在闭门幽居的世界和自给自足的社群里。

行走在瘟疫弥漫的城市间的送餐人员，图片来源：REUTERS/Evgenia Novozhenina

如果我们希望未来还可以继续生存在这个瘟疫时代的地球上，就需要发展出更多的国际合作机制，尤其是保护那些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国家和地区。疫情危机激发了我们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团结机制，主要用于保护老弱群体。但这些机制目前主要活跃于国境线之内。像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的作用被削弱了，国际合作也变得支离破碎。在这次全球性的危机前，我们目睹了无数国家的回应，彼此大不相同——我们甚至看到一些国家在机场拦截盗取口罩物资。

矛盾正在于此：疫情危机迫使我们采取的孤立、封闭、隔离的公共卫生措施，与对抗气候变化的环境措施恰恰是反道而驰的，也与我们预防未来的瘟疫向背离。我们应当找到超越国境线的共同点，为了保护每个人都赖以生存的地球：在这种共识下，也只有在这种共识下，才能实现人类可持续的生存。（翻译／许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