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实验主义者 译者：杨晓宇
作者：Alice Ming Wai Jim
译者：杨晓宇
编辑：林津
我都已经是黄色的了，为什么还要把自己涂成黄色？黄色是太阳的颜色，是月亮的颜色，是古国河流的颜色。它是高贵的精神，是金子的光芒，是丰收的温暖，是庙堂的力量与信仰。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黄色也可以是危险中的危险、机密中的机密、色情中的色情，罪恶中的罪恶。黄色，也是受迫害者和受压迫者的颜色。
图1：李文，《奇怪的水果》（Strange Fruit），2003年，12幅C版照片之一。由艺术家和iPreciation提供，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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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艺术家李文，在1992-2012年间的系列作品《黄人之旅》（Journey of a Yellow Man）（译者注：英语中“黄种人”与“黄人”皆为“yellow man”，后文该词统一翻译为“黄人”，既表人种，又表视觉形象），是他最著名、历史最早的行为表演之一，这件作品的所传达的不仅是对个人的冒犯，更是一种对政治的冒犯。在亚洲艺术史、批判性种族理论、以及移民与侨民研究的交叉点上，人们离种族与民族的色彩框架永远不会太远：黄色种族、黄祸危机、黄色面孔……这些都是永恒的异族。
李文，出生在1957年殖民时期的新加坡，在后殖民共和国成长，他对自己明显的、带有种族标志的身体形象并不陌生。光头赤脚，除了一条内裤外，赤身裸体，完全被鲜艳的黄色颜料所覆盖，“黄人”在不同国家的城市空间以不同的情境游走，令人叹为观止。这部作品预示了艺术史家、行为艺术家Ray Langenbach对行为艺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评价：“行为艺术，往往处在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处在公共与私人空间之间、处在被挪用的言论、拙劣的戏仿、精致的拟态、以及重构社会仪式之间[2]”。“黄人”第三部于1993年在新加坡首映，当时正值国家艺术委员会对表演艺术提出严格的限制性资助条件之际，因此被禁十年[3]。
图2：李文，《梦之舟》（Dreamboat），1998年。摄影：Andrew Costas Otero，由艺术家提供。
李文的系列作品在2003年资金被削减后仍然继续，他的“黄人”角色偶尔也出现在其它作品中。“黄人”所采用的行为表演方式是日常化的，很少使用道具，最常用到的是米饭和八条红色的链子，有时也会和其它典型的亚洲文化标志相结合，比如红灯笼（作品Strange Fruit，2003）和鸟笼（作品Journey of the Yellow Man No. 5: Index to Freedom, 1994）。在表演最疯狂的时候，表演者赤裸的身体和异常的黄色皮肤极其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自18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在《自然》一书中提出根据肤色对人类进行种族分类的理论以来，“黄人”（Yellow Man）正是无处不在的亚洲人种族刻板印象的化身，他们有着黑色头发和棕色眼睛，严厉、自负、吝啬……，欧罗巴人是白色的、美洲人是红色的、非洲人是黑色的[4]。林奈关于种族概念的理论，以及他之后的其它理论，为科学种族主义打下了虚假的基础，用来为殖民化、奴隶制以及对土地和水域的剥夺行为辩护。李文作品中的“黄人”不是那种魁梧的健美型选手，他骨瘦如柴，肌肉发达，有柔韧性，同时也很有话语权，有社会能力，是一个有行动力的政治家。与该系列作品一致的是，“黄人”对超种族化的身体进行了不加掩饰的建构和解构，融合了严肃、幽默，以及对当下批判性问题的思考。黄人并不总是戴着黄色全身面具出现，有时他会在表演时戴上（或说泼上）面具；有时，他把面具浸在锡盆里洗掉，就像他1997年在The Substation举办的 SeptFest艺术节——“实践与理论中的多元文化”中所做的那样。在那场行为表演的结尾，他给观众们献上用塑料瓶装着的黄色洗澡水，并说道“我也是个水墨大师！”[5]，就像他在演讲中所提到的，这句俏皮话是对新加坡97年艺术节策展人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嘲讽，因为他们把中国书画和书法的特权置于所有其它艺术形式之上。用李文的话说，这种不公平的表现形式“似乎是一种对民族性的偏执”[6]。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6月，华人占新加坡常住人口的 74.3%，其次是马来人和印度人，分别占13.4%和9.1%[7]。新加坡的殖民遗留问题与新加坡人的多种族身份和不均衡的种族资产的复杂性相关联，是艺术家本人以及其“黄人化形”都关注的主题。
图3：李文，Splash! #7 #8号，2003年，8张C版照片之二，109.2×109.2厘米。艺术家提供。
图4：李文，Splash! #7 #8号，2003年，8张C版照片之二，109.2×109.2厘米。艺术家提供。
02
1992年4月，《黄人之旅》在伦敦理工大学（City of London Polytechnic）首演，最初的目的是要“解决中国人的身份问题，特别是李文以及许多新加坡人的华人身份问题，他们仍然声称自己的身份与大陆联系在一起”[8]。在英国，李文经常被误认为是一个中国人，从而面对着民族主义者对他作为一个华裔新加坡人身份的假设。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却以华裔为主，这意味着什么？正如李文所说的那样：“有一种样态叫做散居，这确实会影响到个人的身份[9]”。移民研究学者Brenda S. A. Yeoh和Weiqiang Lin也同意这一观点，他们写道：“新加坡是一个‘散居的孩子’……一个由来自中国、印度、马来群岛和其他遥远地方的移民组成的多国移民世界[10]”。新加坡被英国统治144年，直到1963年才合并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与宗教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1964年华裔和马来族之间的种族暴动；1965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成立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此后，新加坡政府把维护社会和谐放在首位,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
图5：李文，《奇怪的水果》（Strange Fruit），2003年，12幅C版照片之一。由艺术家和iPreciation提供，新加坡。
2018年，新加坡连续第五年被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国家[11]，这个主权城邦和经济超级大国一直以多种族和多神论而自豪，尽管与近邻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不同，华人长期以来一直是新加坡的多数族裔。新加坡于1819年由斯坦福德·莱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作为殖民地中心建立，1826年成为英国在东南亚海峡定居点的一部分[12]。欧洲殖民主义要求在其不断增长的殖民地中提供廉价的“自由”劳动力，经济作物、种植园和采矿活动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也都需要大量工人。1807年，大英帝国废除了跨大西洋的非洲奴隶贸易，这种变化推动了“劳工”贸易的发展，将中国视为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国。正如Lisa Lowe所写，在英国的政治话语中，“中国人被工具化地使用”，从“原始奴隶制”过渡到“自由的契约债务劳动”，作为一个“自由的”但被种族化和契约化的劳工幻想。在那个时代，被奴役者的身体、工作、生命和死亡都被契约者所剥夺[13]。招募的中国契约劳工或负债劳工被当作货物运输，并“被运送到船只上，就像那些运送奴隶的船只一样[14]”。通过东南亚劳工贸易来到海峡定居的中国人主要来自福建省和广东省，他们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到1827年，这些来自中国的劳动力成为新加坡各族群中人数最多的群体，这主要是由于新加坡是前往东南亚英国领土的华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和协调中心[15]。“劳工”这个种族化的过渡性群体，是“黄人”的近亲。正如历史学家Moon-Ho Jung所说：劳工从来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合法的类别。相反，劳工是在奴隶解放时代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种族想象的集合体，是想象者的产物，而不是想象的产物[16]。在殖民时期，劳工代表了亚洲人（在新加坡，主要是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他们是无法被同化的永恒的异族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出生在国外、没有面孔的“外来”劳动力，他们的工作只是为了省钱和然后回国[17]。然而，几十年来不断向新加坡输入的华裔劳动力，使新加坡在1965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多民族主义被写入宪法时，外国人的身份逐渐转变为公民身份，新加坡华裔仍然是主要的民族群体。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亚洲，黄种人作为极端种族化的“东方人”形象，字面上被标记成为“不可磨灭的异族”。当然，李文不是这样的，亚洲人也不是这样的，尽管他们可能在（新）殖民语境中被视为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黄人”系列作品是艺术家在英国的两年旅居期所构思的，在那里他亲身体会到了“黄祸”危机。亚洲人散居地所具有的顽固疏离状态，不仅出现在欧洲殖民地，而且也出现在帝国本土的中心地带。到了十九世纪初，“黄祸”这个邪恶的种族概念诞生，指的是“亚洲人的入侵”，以及所谓的“肮脏的黄种人”对白人国家的威胁。这样的论调一时成为大英帝国，以及北美（现在的加拿大和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和其它地方所盛行的帝国主义话语，限制了华人的身份和移民。受殖民地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报道影响，尽管英国的华裔人口很少，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共话语中，“黄祸”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此外，媒体对“John Chinaman”（另一个泛指所有中国种族的称呼）的报道，称华裔对白人的工作机会产生巨大威胁性，更是加剧了这些国家根深蒂固的反亚仇外心理。“黄祸”论调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构化的种族主义支持，其形式是**一系列针对亚洲移民的政策，如人头税或排它行为。
03
张扬的黄色身体
近一个世纪后，李文基于种族刻板印象的表演《黄人》，将“黄祸”危机集中体现在一个唯一的“中国人”形象中，这在大多数后殖民语境中都不会不被认可。毫无疑问，用一个已经被打上种族标记的身体来唤起亚洲人的异类形象，从根本上说是复杂和矛盾的。然而，正如色彩能投射出一个时代光荣的愿望、失败的理想，以及具有破坏性的信念一样，它们也记录了时代的视角转换和变化发展。黄色对李文的作品而言，除了使其与全球化的种族话语联系在一起之外，还有其它多重含义。正如策展人June Yap所指出的，当《黄人之旅》系列在亚洲不同的地方表演时，它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在印度被误认为是萨杜或萨满，与泰国的“宗教、君主制、现代危机和非法性”相联系，而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表演中，则被解读为宣扬“中国人的骄傲”，虽然这与李文的初衷完全相反[18]。可以预见的是，在大陆和海外散居的华人语境中，以中国为中心主义的解读占主导地位。在中国文化中，黄色与红色一起被认为是吉祥、幸运的颜色，长期以来象征着权力、地位和荣耀。显然，对中国人而言，李文的《黄人》作品继续表达着中国的历史叙事，以及其在21世纪亚洲的崛起。在2000年，李文扩大了他的调色板，“重温”了历史上著名的利用颜料进行表演的作品，如白南准用黑色墨水创作的《头、泥、腿》（Zen for Head, Clay and Leg )（2009年），伊夫克莱因标志性的国际克莱恩蓝（IKB）等。李文在作品《人体测量学修正：黄色时期（后伊夫·克莱因）》[Anthropometry Revision: Yellow Period (after Yves Klein)] (2008年)中，用他自己标志性的黄色颜料代替了克莱因蓝，对人体测定学和人体摄影进行了尖锐的批评[19]。通过对这些经典表演的修正主义迭代，李文不仅能够为当地那些可能不了解表演艺术的观众勾勒出表演构成要素的草图，而且通过使用各种与《黄人》不同的材料，在亚洲背景下有意义地安排每一次“重访”[20]。
图6：李文，《黄人之旅3号：欲望》（Journey of a Yellow Man No.3 DESIRE），1993年，新加坡地铁站。艺术家提供。
图7：李文，《黄人之旅3号：欲望》（Journey of a Yellow Man No.3 DESIRE），1993年，新加坡地铁站。艺术家提供。
对于李文来说，他的作品标题中的“旅行”，与其说是指他所创造角色的游走，不如说是象征着当代亚洲侨民的移民浪潮[21]。但是，随着黄色表演的游走，《黄人》进一步证明了另一种非常现实的、持续的、隐伏的游走形式——即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传播，以及与之相伴而行的黑暗观念。因此，在艺术实践中表演出明显的、带有种族标志的身体也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Rebecca Schneider在她的著作《表演中的显性身体》（The Explicit Body in Performance）中创造了“显性身体”一词，作为一种关于性别和种族的文化批评形式，它“在社会关系中阐释身体[22]”。按照 Schneider的说法，李文的系列作品显然是一个观念明确的身体行为表演，旨在批判多元文化背景下根深蒂固的种族差异观念。令我感兴趣的是，李文将一种本质主义的修辞手法运用到行为表演中，这种修辞手法的效果如此强大，以致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今天对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提倡，并没有削弱“颜色”现状。正如Brian Massumi所写，“我们的整个词汇都来源于符号理论，即使在不可调和的差异中，这些理论仍然与结构性紧密相连[23]”。在新加坡，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讨论仍然是敏感话题，李文的做法批评了新加坡政府自1824年以来通过“中国-马来-印度-其他国家”（CMIO）模式对其公民进行种族划分的做法，即使这个模式已经尽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制约种族不平等，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尤其是马来人的权利，他们被宪法承认为是新加坡的原住民。今天，要成为真正的新加坡人，就必须是新加坡的四个“建国民族”（CMIO）之一。考虑到新加坡的历史，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身份竟然不包括“新”的中国移民，即那些为了填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劳动力缺口，来自中国的公民和非公民、居民和临时居民[24]”。《海峡时报》（Strait Times）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感正在兴起，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对民族身份认同来说比追溯种族根源更重要”，这是对中国国民英语能力不足的典型反驳，因为新加坡在“华人为多数族裔”和“反华人士”之间坐立不安[25]。显然，自独立以来，关于什么构成了新加坡人的身份和 “中国人的特权 ”（Chinese privilege，由Sangeetha Thanapal创造该词）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减少。最近，在中国崛起和新加坡自身经济地位上升的背景下，相关讨论越来越多。从《黄人之旅》中吸取的教训，不仅对新加坡，而且对当前全球政治环境来说，其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黄人”的现场表演会通过摄影和录像再次出现在国际和地方的主要节日和展览中，这不仅与全球行为表演艺术史、新加坡的身份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而且还隐含着当今种族主义和反外族主义的回潮，矛头直指想象中的“东方”——即南亚、东南亚、东亚、中亚和中东，令人不寒而栗。过去以来，对压迫劳工的新的历史关注，并没有消除种族言论，这些言论据称来自国家边界以外的移民和难民。从新加坡在中国崛起中所占的利害关系、到全球城市与中国移民的再碰撞[27]、到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的谈判，再到现任美国总统在种族问题上的分裂式外交政策，“黄祸”幽灵显然没有消退，如今它就在我们面前。
注释：
1. Lee Wen, ‘Journey of a Yellow Man No.5: Index to Freedoms’, artist statement for 4th Asian Art Show, Fukuoka Art Museum, 10 September–16 October 1994.↑2. Ray Langenbach, talk as part of Appreciating Art Lecture Series, Singapore Art Museum, 2011, quoted in Lee Weng Choy, ‘Stars and Spine’, Lee Wen: Variations On The Exquisite Body (ed. Lucy D**is et al.), Palo Alto, CA: Issuu, March 2013, p.67.↑3. 关于1993-1994年艺术家大会对Josef Ng的新年夜表演Brother Cane的争议，其中他剪掉了阴毛，随后被控以公共淫秽罪，并被罚款，见Lee Weng Choy, 'Chronology of a Controversy', Looking at Culture (ed. Sanjay Krishnan, Lee Weng Choy, Sharaad Kuttan and Leon Perera), Singapore: Artres Design & Communications, 1996, p.63↑。Gregor Benton and Edmund Terence Gomez, The Chinese in Britain, 1800–Present: Economy, Transnationalism, Identity, London: Palgr**e Macmillan, 2008, p.287.↑4. Lucy D**is, ‘Wings (Metamorphosis)’, Lee Wen, op. cit.,p.36.↑5. Lee Wen, ‘Will the Real Singapore Art Please Stand Up?’, talk presented as part of ‘Post-Ulu' exhibition organised by The Artists Village, The Substation, Singapore, 7 January 2000, Republic of Daydreams [blog], **ailable at http://leewen.republicofdaydreams.com/re-imagined-self.html (last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8).↑6.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Report: Population Trends, 2016’, Republic of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inistry of Trade & Industry, September 2016, p.4.↑7. June Yap, ‘I Feel the Earth Move…’, Lee Wen, op. cit., p.50.↑8. Lee W., ‘Will the Real Singapore Art Please Stand Up?’, op. cit.↑9. Brenda S. A. Yeoh and Weiqiang Lin, ‘Multiplying Diversities: How “New” Chinese Mobilities Are Changing’, Chinese Encounters in Southeast Asia: How People, Money, and Ideas from China Are Changing a Region (ed. Pàl Nyíri and Danielle Tan),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p.43.↑10. According to the 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Survey published by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See Karen Gilchrist, ‘Singapore Named the World’s Most Expensive City’, CNBC, 3 March 20******ailable at https://www.cnbc.com/2018/03/14/singapore-named-the-worlds-most-expensive-city- to-live-in.html (last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8).↑11. 在Raffles到来之前，岛上有1000名马来人、少数中国农民和该地区的土著奥兰格·劳特人。奥兰格·劳特人居住在该地区的沿海地区，包括直到14世纪才被称为淡马锡（现新加坡）的定居点，直到20世纪初他们被分散到东南亚的孤立地区，被称为“同化”。2000年在《无题》（Untitled）杂志上发表，李文在新加坡河畔的Raffles雕塑旁搭了脚手架，这样公众就可以在同一水平面上看着他；12. Lisa Lowe, The Intimacies of Four Continent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24.↑14. B.S.A. Yeoh and W. Lin, ‘Multiplying Diversities’, op. cit., p.44.↑15. L. Lowe, The Intimacies of Four Continents, op. cit., p.25.↑16. 在新加坡，为了阻止他们存钱回国，新加坡的酷吏们用瓷器代替了海峡结算的货币，这些瓷器只能在各自的钱庄的 "注册酷吏之家 "作为货币使用。 See Roger Loh and Patsy Lee, Coolie Currency: Personal Reflections on Collecting History, Singapore: Invasion Studios, 2015.↑17. J. Yap, ‘I Feel the Earth Move…’, Lee Wen, op. cit.↑18. Adele Tan, ‘Lee Wen and the Untaming of Yves Klein: Art and the Iterative Force’, PAJ: A Journal of Performance and Art, vol.32, no.2, May 2010, pp.18–19 and p.21.↑20. J. Yap, ‘I Feel the Earth Move…’, Lee Wen, op. cit., p.50, fn.5.↑21. Rebecca Schneider, The Explicit Body in Perform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7, p.2. ‘Explicit body artists “peel back layers of signification that surround their bodies […] to expose not an originary, true, or redemptive body, but the sedimented layers of signification themselves.’↑22. Brian Massumi,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23. B.S.A. Yeoh and W. Lin, ‘Multiplying Diversities’, op. cit., p.52. ‘Other’ in the CMIO designation generally refers to Eurasians connected to the first three ethnic groups.↑25. Sangeetha Thanapal, ‘Chinese Privilege, Gender and Intersectionality in Singapor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deline Koh and Sangeetha Thanapal’, boundary 2, 4 March 2015, **ailable at http://www.boundary2.org/2015/03/chinese-privilege-gender-and-intersectionality-in-singapore-a-conversation- between-adeline-koh-and-sangeetha-thanapal/ (last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8).↑备注：文章2018年发表于Afterall，原文链接：
https://www.afterall.org/journal/issue.46/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