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NCA当代艺术

2020年1月26日－2月1日，李怒独自在北京工作室床上呆了6晚7天，期间“拒绝浏览任何新闻报道，拒绝接受任何媒体记者采访”。

这件作品的出处来自列侬和小野洋子在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实施的“Bed-Infor Peace”。1969年3月正是列侬与小野洋子的结婚蜜月，一位名叫汉斯·博斯坎普（Hans Boskamp）的荷兰人借助当时反战嬉皮士“鲜花力量（Flower Power）”运动的影响力鼓动他俩做了这次表演，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媒体记者挤满房间采访床上的两个巨星。

“Flower Power”，伯尼·波士顿（BernieBoston），1967。相片摄于1967年10月21日在进军五角大楼，一名年轻、长发、穿高领毛衣的男子将康乃馨放在宪兵的***管中。

“Bed-In for Peace”，列侬（John Winston Lennon）和小野洋子（Yoko Ono），1969年。

与之类似的另一件作品是谢德庆的行为艺术《笼子》（Cage Piece）。从1978年9月30日到1979年9月29日，谢德庆在纽约工作室里一个11.6× 9×8 英尺的木笼子内生活了一年，笼子里有盥洗台、灯、马桶和单人床。在这一年中“艺术家不交谈、阅读、写作、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木笼的门由公证人贴上封条， 一位律师公证了整个过程，一位助手每天来给他送食物、取走他的垃圾，并为他拍照记录。与此同时，此次行为每月一到两次在上午11点和下午5点接受参观。

《笼子》（Cage Piece），谢德庆，1978-1979。

李怒实施《为和平卧床》有其特殊的时间，2020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二，其间正值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大爆发，武汉封城第三天。从2020年1月26日到2月1日，李怒独自一人将他自己“隔离”在工作室内一张3平米的床上6晚7天，近150个小时，除了洗漱和上厕所，吃住都在床上。 “7天”这个数字代表轮回，也代表重生。期间除了拒绝新闻报道和媒体采访，一切都是闲散的日常：翻书、看片、听音乐、吃东西、喝茶、抽烟、饮酒、发呆和跟家人视频聊天。7天的食物是来自工作室年末剩余的一些东西：鸡蛋、苹果、香蕉、一点点糕点和干果。

这完全是李怒的又一次临时起意，一切都源于那当下的触动，没有深思熟虑的过程，甚至没有充分的准备，全是利用现成之物，有一点改变是把用于工作室的监控器挪到了床前，这样他就不是一个人在卧床。设想另有一台监控器也在监控监控器，另有十台、百台、千台、无数台呢？循环往复如此监控下去，这实际上是成千上万的人在同时卧床。

与列侬和小野洋子的“Bed-In for Peace”和谢德庆的《笼子》相比，“即兴和日常”是李怒《为和平卧床》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区别——没有列侬和小野洋子的“作秀表演”，也没有谢德庆苦行僧般的“清规戒律”。行为，在李怒这里无限趋近于“日常”，非虚构、去仪式和无戏剧化，不管是他的《当我们谈论我们时我们在谈论什么》（2018）还是《移民》（2019）等等都是如此。艺术应当捕捉现实社会头上的虱子，行为需要能够即时感知、发现、指出并勇于扼杀它。可能这就是“performance”被翻译成“行为”而不是“表演”的原因。

虽然李怒《为和平卧床》的形式效仿了列侬和小野洋子的“Bed-In for Peace”，但它在意义上却截然不同：它不是基于宣言，而是基于妥协；它不是要制造新闻，而是要屏蔽新闻；它不是要激起共鸣，而是一次共同失声；它不是要导致模仿，而是一场集体默契。从这个角度来看，李怒不是在复制“Bed-In for Peace”，而是在否定“Bed-In for Peace”。这是李怒的方式，善于用日常反日常，“反”是反射，也是反击。

李怒的这次反击在于行为期间强调“拒绝浏览任何新闻报道，拒绝接受任何媒体记者采访”。除为了屏蔽日常信息的干扰，这一设置更深入地指涉了公共信息透明化、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等问题。他将自己独自“隔离”（囚禁）在一张3平米的床上，床是什么呢？它是人最后的安身之地，是一个社会人能退守的最小活动范围。床对应于艺术家工作室，就好比个体与社区、武汉与湖北、湖北与中国、中国与国际的关系，从这个关系来看，李怒此次的卧床行为是提出了人们在今天应该如何面对越来越全球化和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在全球一系列的灾难事件中和严峻问题前，我们需要共同面对，没有人是幸存者，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更没有道理幸灾乐祸。而这，才是李怒作品指向的更广大的意义。

李怒，艺术家。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雕塑系，获硕士学位。2015年荣获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Bursary大奖。英国皇家雕塑家协会成员。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