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彭可

编者按：2020年的春节必定是很多中国人非同寻常的一段经历。深夜里刷着手机的我们感受着相似的无奈、愤怒、焦虑、悲哀，但又彼此隔离在自己局促的现实中，无力，失语。LEAP，或者大言不惭地说，我——抱歉，一个编辑确实不应该代表一个具有一定公共性质的平台——邀请了周围从事创作的朋友们，用最贴近属于自己的真实的语言写一封信，尝试描述这个春节期间的所看所思。能够在当下做这样的表达是一种奢侈，这是一个任何个人主义的创作都显得苍白甚至令人羞耻的时刻，但这也可能是通向某种希望与共同行动的开始——借用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彭可的话：“即便是这样，无论是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 只有你想好好地活，你才能好好地活。”

11月的厦门很热，我站在展厅里，解释这次的展览标题 “广场爱恋症（Agoramaniac）” 是自己造的词：受 “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 的启发，却是它的极端反面。和非典时期、恐怖主义盛行时期的人人自危不同，它描述的是人在城市公共空间之中，与目光所及的一切共生、共情的体验，从而感受到无比的兴奋，甚至是一种平静的安慰。如此抽象的情感，却是我12岁起所有图像创作的底色。

观众之中，一些年长者漫不经心，大概觉得我的作品“无关政治”，不痛不痒；一些法国人想用二元对立的逻辑套牢我，他们离中国现代性的语言无比遥远，但我并不奢求；一些年轻朋友最好奇，在大部分对外的工作里，我也从他们身上得到最多的能量。一位衣装体面的男士认真地听完了，他走进展场时，跟着涌进来一百多号人，从他的沉默和轻松收获的目光中，我感受到他是一位重要人物。我用流利的英语解说时，一些人也会投来类似的眼神，好像我们之前的无效沟通都不作数，而我丝毫不享受这种注意力。导览四五次后有点累，可能是说话太用力了。拿出手机，爸爸发来我和重要人物面对面的照片，隔着屏幕能知道他是满意的，会发在他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微信群里。在“让父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的路上，我又进步了一点点。

彭可，《星星游乐场》，2019年

收藏级微喷打印，110 × 88 厘米

“彭可：广场爱恋症”展览现场，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

厦门集美新城市民广场展览馆，2019年

我没有相信过语言，虽然我一直在写。真正自由的书写少之又少，我看到大部分人用它夸耀，打压和操纵他人，搭建壁垒却不自知。我称这些文字为没有“信息量”，当它们无意与我分享真正的知识时，演讲抑或书稿，我很快地把目光移开。有时候坐飞机会在呕吐袋上写一些，“我每天像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学习关于这个世界全新的知识”。在我们最后的当代冥想里，时间回归完整，注意力可以集中了。还是得依赖图像和颜色的帮助，甚至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忘了，为什么文字越来越无法承载期待。是因为那些红色标题的文件，它们替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关重大的决定，是某种沉重却沉默的核心，而我们并没有参与其中。

1月回到上海赶工，不打算回家过年。我想自己不坐班，没必要给春运添麻烦。去年我做了一个项目“流动 The Flow”，本来想叫队伍，但英文里找不到合适的词。我创造了很多角色，给他们做了轻巧但具备功能性的造型，找了身边气质相近的朋友、熟人和邻居当模特。他们是一些极少出现在公共商业图像空间的流动人口，项目介绍里只有一句话，我描述他们为“从遥远的地方来到我们身边”。这个项目被今年的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50周年展览委任，要做一个香港在地的版本，作为官方户外广告包裹三辆叮叮车。如果艺博会照常开幕，这三辆车会在港岛行驶一个月。由于要赶在所有人休假之前，从确认到拍摄完成，我们只花了十天不到。那天我和策展人说，希望有一个人物是“记者”，她觉得时局太敏感，担心叮叮车被涂鸦，说要再看看，我还在考虑这个人物应不应该蒙面，冠状病毒疫情就爆发了，香港的反蒙面法自动作废，传闻有数十万武汉人“流动”到了上海，因为上海是离他们最近的、医疗条件最好的大城市。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比我要快太多了。人们开始陷入恐慌，街道严查有武汉接触历史的人。我的朋友覃小诗做了一个虚拟横幅：“今天全国对武汉嗤之以鼻，明日世界对中国避之不及。”

在这个死寂的大城市的黑色新年很安静，因为没有人要过年了。我勉强买够了食物、水、口罩和清洁用品，跟进微博上令人窒息的进度，和男朋友争论跑步时是否需要戴口罩，间隙中瞥见哈默美术馆（Hammer Museum）公布了今年的“洛杉矶制造”（Made in L.A.）新锐艺术家群展名单，这些举动都没能带来什么力量。展览中仅有的两位图像艺术家，一位继续记录美国新教徒白人社区，人们对权利与财富的偷窥欲是无尽的；一位拍带有恶魔气息的静物，在一立方米之内见缝插针。

我对敌托邦（dystopia）叙事从来不热衷，因为现实之中可看的要多得多。此时此刻疫病遍布的上海就是蔡明亮的《洞》，一部非常好，但音量调成20%我才能强忍着看完的电影。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二十年，世界还在幻想湿身地狱，但被阉割愤怒的亚洲女性艺术家，已然在地狱中时，还如何再做一个撒旦女孩呢？那种艺术不是一种替代性的活法，而是我们现有的处境。回到赛斯·普莱斯（Seth Price）在作品《再分配》（Redistribution, 2007-）中说的：“就像在医学里，有时为了产生抗体，你摄入一滴你正在抵抗的病毒。西方先进的图像文化想将暴力从自身转移到图像领域。有些东西要求那些暴力依然存在，但以某种方式散落在图像之中，这些图像代表着世界上其他地区正在经受的暴力，对我们来说，除了图像以外，这些地区不以任何其他形式存在。” 而我无意在任何饱和的图像空间里过久地停留。

我逐渐意识到一些，自己必须要打的，关于意识形态的仗。对于创作者来说，这些战场很危险，因为深渊底下并不是无尽的黑暗，只是另一个世界而已。你就选一次，只有一次，你选你是谁，但其实不由得你选择，你只能是你自己。

自我隔离的日子见不到阳光，外面又湿又冷还刮风，生物钟完全颠倒了。我发现自己对走出家门产生了一种恐惧，意识到自己是恐惧的，而产生的羞耻感让人更加失落，这种无力的恐惧就是我要求自己抵抗的“广场恐惧症”。我一直知道自己非常需要“舒适”，但不是贪图享乐。充足的阳光、柔软的布料、平实色彩的花、活泼的动物和干净的水，有这些就足够了。我没有什么“野心”，大部分时候我没有任何想购买的东西。所以住在千禧年上海的市中心人民广场，我依然可以每天持续创作，不会分心。相反，还要刻意离大家被培养向往的乡间生活很远，因为一靠近就很有可能掉进去，再也出不来了。

我缓慢地尝试工作，临睡前收到一封NPR（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图片编辑的冷邮件，问我能不能去武汉与江西交界处的疫区采访。和一个在纽约的新闻媒体图片编辑的朋友确认，她说真是的，他们找中国摄影师都找疯了，没有基本的安全保险，其实很不负责任，为什么不把美国记者飞过来拍摄？我都想回复说，你们别再找中国摄影师了！看着她的回复，我躺在床上想啊，想啊，到底要不要去？那一夜就没有睡着觉，以及接下来的好几个夜晚。

这篇文章写到这里，距离起笔过去了十天。湖南禽流感，伦敦恐怖袭击，四川地震，小行星靠近地球又相继发生了。我没有去疫区采访。覃小诗的横幅应验了，各国开始暂停中国人签证和封锁入境，香港的关口封闭只剩下深圳湾和另外两个。2020.02.02，今天的日期是某种特殊的数字组合，我很幸运，又平安地度过了一天。我的朋友一万今天和我说：小我太小了。是啊，但我们就这样被困在一具身躯和一只脑袋里。“我活着”这件事，每天变着花样切肤地笼罩着我们。小我真小，但每一种感受都太大了。虽然已经竭尽所能地在描述，但把庞大的事件和自己联系起来的时候，我还是只能从一个“年轻创作者”的角度出发，然而和满屏的绝望、愤怒和小心翼翼的憧憬相比，“创作”又算得了什么。毛姆说，“世间的真理都太伟大了，容不下什么新意。” 而我依旧不擅长把一些自认的常识说清楚，最后只是七弯八拐地在一份艺术家基金的申请书里表态，以回应基金会提出的，今天谁来负责全球性的挑战：个人可以负责，即便是这样，无论是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还有很多可以做的。

这几天出太阳了，我逼自己每天起床就戴好口罩，离开家里。街上没有人了，变成了我一直拍的那些照片里的样子。记住广场恐惧时期的世界，日后我们再次拥有公共空间时也绝不要忘记。为什么要爱广场？因为松弛，对彼此的信任，关爱他人的自由，走在阳光里的权利，这些是我们应得的；因为从我们身边夺走它们的人不在这里，从来就只有我们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里；因为只有你想好好地活，你才能好好地活。

彭可，图像工作者与写作者。工作生活在上海和洛杉矶，毕业于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摄影系。她相信“观看”这一静止行为的动态力量，以及图像这种包罗万象且自由深远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