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墙报
以下文章来源于极昼工作室，作者小昼
文章摘要：在石排镇，金丰溜冰场是杀马特青年心中的“桃花源”。周末晚上十点之后，这里总是挤满了人，灯球闪着五颜六色的光，一群年轻人顶着各种颜色的爆炸头，踩着带发光轮的鞋，溜得飞快。溜冰场中间是一个舞厅，灯光跟着音乐的节奏闪动，他们蹦迪都是站到台子上，抓着铁杆，疯狂甩头。
文丨王丹妮
编辑 丨林鹏
如果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杀马特”，你大概能搜到的新闻是：“《明星大侦探》黄明昊‘杀马特’审美引爆笑”、“佟大为杀马特发型玩坏表情包”。你不太可能直接搜到的一条新闻是：53岁的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李一凡，历时3年，奔波4000多公里，拍了一部纪录长片叫《杀马特我爱你》。在一个“杀马特复兴群”里，300多个曾经玩杀马特的年轻人天天嚷着要复兴家族，“十年之约”、“不再低调”、“重新上街不怕打击”的口号频繁出现。五颜六色的爆炸头、溜冰场炫目的灯光、工厂嘈杂压抑的流水线，以及吃不上饭的饥肠辘辘。杀马特到底是谁？现实生活中的杀马特青年是一群怎样的人？在五颜六色的头发背后，他们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环境？从2016年开始，李一凡在广东、贵州、云南等地，完成杀马特采访67个，网络采访11个，同时，通过在快手购买手机视频等方式，收集了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九百多段，最终制作成一部影片。起初，李一凡认为，杀马特是一种对主流文化的反叛，玩杀马特的年轻人都很张扬、自信或凶狠。事实上，他接触到的杀马特青年大多是留守儿童，十几岁进工厂打工，试图用夸张的造型获得存在感和安全感。通过这场“详实且残酷的调查梳理行动”，李一凡希望将话语权交到杀马特青年手中，让他们自己说、自己拍、自己议论自己。
展览现场，数百部二手手机中正在播放工人自拍的短片。受访者供图。
我最早接触到“杀马特”这个概念是在2012年，朋友给我看了很多网上正流行的杀马特照片和视频。很多人骂他们“土朋克”、“山寨视觉系”、“神经病”，我却觉得很有意思，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作贱的游戏，是一种对主流审美的反叛。当时，网上关于杀马特的讨论不少，也有一些社会学、人类学角度的分析文章，但几乎没有人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杀马特，没有人知道夸张造型背后的他们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于是，我试图通过关键词搜索找到杀马特的QQ群，也号召年轻一点的朋友帮忙联系杀马特，但一直没有人理我。直到2016年，在朋友的介绍下，我见到了“杀马特教父”罗福兴。2006年，11岁的广东少年罗福兴第一次接触互联网。他觉得当时流行的“非主流”很老土，就模仿日本视觉系摇滚乐手弄了个爆炸头，染成红色，配上铆钉衣、低裆裤，拍了照片传到网上。罗福兴上网搜“时尚”的英文翻译，找到“smart”这个词，音译为“杀马特”，PS 到自己的照片上。随后，照片火了，这个词成为风靡网络的亚文化概念，罗福兴也成为了“杀马特创始人”、“教父”、“鼻祖”。见到罗福兴之前，我有很高的期待，网络上流传，鼎盛时期他能号召20万杀马特，杀马特家族里的恩恩怨怨也很有意思。但第一次见面时，我有点失望。罗福兴本人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当时已经把头发剪短染黑，在深圳龙岗区坪地镇一家发廊打工，跟我们说话时很温和，语气里透露着不安，不像网上呈现得那样“嚣张、凶狠、张扬”。他是一个很宅的人，除了在发廊上班，就是窝在6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玩手机。在现实生活中，他几乎不与杀马特家族的其他人来往，也不喜欢跟人深交。这让我意识到，印象中的杀马特和现实中的杀马特形象存在严重错位。那次聊天是在一家小旅馆的钟点房进行的，三个小时50块钱，房间闷热。罗福兴不爱谈论网上关于杀马特家族的传闻，也对我口中的“反抗和审美”毫无兴趣，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讲打游戏以及他小时候跟父亲的关系，讲到玩杀马特的那段时光，整个人突然兴奋起来，说了很多话，主要意思是：杀马特给了他家的感觉。这也是大部分青年玩杀马特的原因。我采访了七八十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在十几岁的年纪离开农村，到城市里的工厂打工。夸张的造型变成了一种符号，将这群年龄、身份、经历都差不多的年轻人连接在一起。很多人说，杀马特QQ群成了他们生活里最温暖的一部分，大部分人都在群里认兄弟姐妹，遇到不开心的事可以在这里找人聊天，手头紧了也能向杀马特朋友们借个10块、20块钱，“在家庭里找不到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有个男孩对着镜头说，“爆炸头会让别人关注到我，哪怕是吵架，起码有人愿意跟我说话”。有个女孩说，玩杀马特会碰到很多关心她的大哥，跟她说，“小妹妹，玩这个没有前途的。”
2017年，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断断续续拍了三个多月，跑了4000多公里，在深圳、东莞、广州、惠州、中山的一些工厂区采访。这群玩杀马特的年轻人跟我讲了很多工厂生活的故事，但直到2018年住到东莞市石排镇——目前杀马特最集中的地方，我才真正地感受到这种生活的贫乏和压抑。
白天的石排镇像一座空城，主干道上只能见到两三个路人，街边楼房的一楼几乎都是小工厂，用铁丝网隔起来的窗户里持续不断地涌出浓重的机油味和轰隆隆的机器声。在这里，每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休息一天到两天，工资2000元到3000元，是普遍的状况。长时间的流水线工作让人打瞌睡，稍不注意就会受伤，有的人在口袋里藏一个酸柠檬，困了就舔一口提神。老板不管工伤，大部分人也不知道怎么争取自己的权益，收工之后，很多人感觉脑袋里塞满了“嗡嗡嗡”的机器声，“不发泄出来，就觉得活着好没意思”。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一部分人选择玩杀马特，像是身体自动打开的保护机制。“总觉得头发给了我一种勇气”，罗福兴说，他当时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坏孩子的样子，“因为坏孩子不会被欺负。”很多玩杀马特的年轻人都是这样，从农村出来，觉得外面太乱，怕自己太朴素被骗，就和兄弟们结伴搞发型和纹身，“像小古惑仔，看起来凶一点嘛”。他们觉得，“头发竖起来，就有了安全感。杀马特家族很庞大，感觉一个人被打，整个家族都会出来帮忙”。杀马特也是对贫乏生活的一种补偿。年轻人在枯燥的工作之余有了新的乐趣：他们在石排公园聚会，跟陌生的“家人”聊聊发型和工厂里的烦心事；男男女女变换着发型与颜色，用最时尚的造型吸引异性；偶尔放假，有人专门穿上红色的皮衣，顶着红色的爆炸头，跑到人多的旅游景点“炸街”……在石排镇，金丰溜冰场是杀马特青年心中的“桃花源”。周末晚上十点之后，这里总是挤满了人，灯球闪着五颜六色的光，一群年轻人顶着各种颜色的爆炸头，踩着带发光轮的鞋，溜得飞快。溜冰场中间是一个舞厅，灯光跟着音乐的节奏闪动，他们蹦迪都是站到台子上，抓着铁杆，疯狂甩头。我看到这些场景时非常震撼，感觉到了他们对杀马特强烈的喜爱和自豪。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认知上的转折点，我决定从场景拍摄转向人物采访。相比用画面营造戏剧性和冲突感，我更想让他们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他们是谁，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什么这么热爱杀马特。
在我见到罗福兴之前，他已经接受过不少媒体的采访，形成了一套比较固定的说法：当年我们玩得很嗨，但那是小时候不懂事，现在长大了，剪了头发重新做人。跟我聊起杀马特红遍网络的那段日子时，罗福兴又骄傲又自卑，很想分享当时的荣耀，但讲得多了又突然止住，像是有所避讳。我接触到的大部分杀马特青年都是这样，对聊这段经历感到不安。大部分杀马特青年觉得自己的发型很酷，家族很强大，但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原来的生活很傻逼、很卑微，他们不想把这一面展现出来，觉得丢人。2010年到2012年，新浪微博上的一些段子手用假发扮成杀马特，以自黑的方式吸引粉丝，制造了一场嘲讽杀马特的网络狂欢。随后，大量网友假扮杀马特进入QQ群、百度贴吧等社群，生产了大量污名化杀马特的照片、视频和故事，大众媒体以歧视的态度对这一群体进行曝光。对杀马特青年来说，这种来自外界的批评和谩骂是突如其来的，原本封闭的小世界一下子遭受剧烈的冲击。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割裂的。有个男孩在采访中说，深圳其实没有什么高房子，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进过市区。有个女孩说，感觉像是活在一个笼子里，除了工厂里的事，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在他们的世界里，杀马特造型是时尚的象征，满大街都是跟自己一样的人。过年坐火车回家，有人三天三夜不敢睡觉，怕把发型压坏，他要顶着这个头发回村里炫耀。对他们来说，这是流行文化的象征，从来没有人说过他们丑，直到移动互联网将两个世界打通。刚开始，杀马特青年还会在网上反击，但随着网友们骂得越来越难听，他们开始变得手足无措，而且大部分杀马特青年不善于表达，只能选择忽略这些声音。后来，他们开始怀疑、否定自己，有些曾经玩杀马特的人变成抨击杀马特的主力，在路上见到发型夸张的人就打。相比线上线下的攻击，更实际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工厂将发型设为招工的门槛，要想赚钱吃饱饭，杀马特青年必须剪掉头发。有人坚决不剪，“头发在人在，头发亡人亡”。12岁外出打工的重庆女孩安晓惠不愿意剪头发，没钱吃饭就找陌生人讨要食物。有一次，她碰见一个夸她发型酷的小孩，就让他帮忙买几个馒头，小孩说，“我看网上的杀马特高高瘦瘦的，原来你们喜欢吃馒头啊。”安晓惠连声应喝，请他多买几个，最后拿到10个免费的馒头，她和堂姐两个人吃了一周。但大部分人都像罗福兴一样，换掉了夸张的发型，接受主流的审美和生活。有人去送外卖，有人去送快递，还有人去做建筑工人……这些工作比工厂对发型的要求更高，他们都得去适应。罗福兴跟我说，哪怕在工厂做十年，他都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没有上升空间，但在杀马特的世界里，他可以很容易成为一个“贵族”。他的话让我想起九十年代的广州，只要你胆子大，随便弄点东西来卖都能发财，每个人都很亢奋，但现在抑郁的情绪很普遍。我记得，有个杀马特青年穿的一件衣服上印着，“何以解忧，唯有暴富”。
这一波打击之后，杀马特几乎消失，后来随着快手的流行，很多人又顶着夸张的发型拍小视频，但他们大部分都是戴的假发。很多杀马特非常排斥假发，因为当初讽刺他们的人就是戴的假发，在他们心中，假发不是杀马特。杀马特刚开始流行时，理发师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弄，美发学校没有教过这些，只能自己尝试：用梳子把头发一点点打毛、喷很多发胶来造型，在头发里插筷子或钢丝定型……他们通过这些野路子慢慢摸索出一套方法，受到大量年轻人的热捧。这些都是玩假发的杀马特青年不了解的。也有很多人觉得戴假发是一种策略，除此之外，把造型做得小一些、染一次性的颜色都是新杀马特对主流社会的适应。在工厂里，他们留着平头，是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下班之后，他们带上五颜六色的假发，就进入了杀马特的世界，家族还在，存在感和安全感还在，他们就可以不去想工厂和生活中痛苦的事情。现在，网络直播给这群年轻人带来了相似的慰藉。我们在工厂区采访时，每天晚上都能看到街边蹲满了玩手机、看小视频的工人，他们下班没事做，又不想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就在路边待着。在一些只有300到500个粉丝的小号里，主播和当初的杀马特青年比较相似，希望在这里获得情感的支持和陪伴。这部影片的大部分素材，也是通过网络渠道获得的。开始，我们发了一则视频征集广告，说是搞了个拍视频比赛，奖金一万，结果完全没人理我们。罗福兴觉得不行，帮我们重新写了两句话：不要押金，日赚千元不是梦。两三个月之内，我们收到了九百多条影片，各个岗位、各种类型的视频都有，到现在，还有人在问我们要不要影片。这种网络的连接很强大，但我觉得跟原来杀马特青年之间的连接还是不一样。通过发型这种身体上的改造，在一个群体之间形成紧密的情感连接，原本不认识的人一起坐在公园里聊天、在溜冰场跳舞，这种关系是很特殊的。原来那群杀马特青年不在了，他们或许是被动地回归了主流社会，或者是觉得不再需要这种安全感主动成长了。对他们个人来说，杀马特可能只是一个人生阶段，但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不会消失的。只要留守儿童的情况持续存在，工人的工作生活状态得不到改变，这群人都会需要一个出口，只是形式会发生改变。就像罗福兴在影片结尾说的，“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就会有被淘汰、被伤害的人，就会有人不被尊重，除非农村消失，但农村是不会消失的。”
杀马特青年在美术馆观看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