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SHARD艺术碎片
“妈妈，再讲一遍我和飞蛾的故事吧。”
这是科索沃艺术家Petrit Halilaj于2016年在家中录制的一段视频。朴素的情景下有着动人的美丽。
视频中，这位叠穿着两件毛衣，戴着老花镜，踩着缝纫机的女性，正坐在没有因工业过度而污染的湛蓝的天空前陷入回忆。如果她的面庞不是一位阿尔巴尼亚族的东欧女性的话。
我们把这些视觉元素符号置换到20世纪最后10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天空下，想必会让许多世纪末出生的年轻人生出共情——就像我们都熟悉的家庭中的那位较年长的女性，总是平和安详地陷入对过去的回忆和诉说。
这正是这个世界的微妙之处——视频安静祥和的表象之下其实隐藏着剧烈动荡。
20世纪最后10年，东方社会主义青年在加速流转的时间中度过迷惘。中国的经历自不必多说。西方社会加速变革，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各种思潮应接不暇。全世界陷入了世纪末的“狂迷”。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一段历史。
艺术家Petrit Halilaj
要进入这位科索沃艺术家的作品、了解他纷繁复杂的身份背景，我们需要穿插一段东欧不那么令人熟悉的近代史。
一切都从毁灭开始。
1986年出生的Petrit Halilaj在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只是一个骑在大人肩头的男孩。很快，他成长和生活的地方一夜之间变成了“前南斯拉夫”。
他出生于科索沃。是欧洲最后一个发生战争的国家。北接塞尔维亚，南靠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原是南斯拉夫的一个自治区。
战争来自科索沃境内的阿尔巴尼亚人和赛尔维亚人的民族冲突。科索沃大部分人口属于移民，九成以上为阿尔巴尼亚人。
1996到1999年发生“科索沃战争”，因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组成游击队争取科索沃的自治权，招來以塞尔维亚为首的南斯拉夫联盟政府强力镇压与种族清洗。超过20万的阿尔巴尼亚人流离失所。
这场战争，造成了欧洲二战以來最大的难民潮。
2008年，科索沃用议会路线独立建国，前后一共不超过一个小时。但科索沃的位置至今尴尬。联合国至今并未承认科索沃，也未将科索沃列为入联观察对象。
“最年轻的国家有着最年轻的国民”。科索沃超过一半人口年龄不到30岁。直到现在，位于科索沃北部的伊巴尔河还是两大族群的分界线。
而不管是阿尔巴尼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归根溯源都属于伊比利亚人种。却上演着一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戏码。
Petrit Halilaj
ABETARE
2017
“ABETARE”是阿尔巴尼亚族人传统的字母学习书。Halilaj和他这一代的所有孩子一样，在1992年至1997年间在科索沃的村庄上小学时，就从这本书中学习阿尔巴尼亚语。当时，塞尔维亚政府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裔的压迫已经达到顶峰。这本书成为他们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介质，代代相传。
展览ABETARE中，艺术家复制了小学课桌上的涂鸦，用金属放大成实体雕塑。
神秘的是，字母学习书ABETARE内的插画像是艺术家生活的先知。书中插画讲到字母P时，描绘了一个叫Petrit的男孩（艺术家的名字）和鸡嬉戏的图景（而鸡正是艺术家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动物）。翻到另一页，画着一个男孩用金属铁丝做字母雕塑（这正是展览ABETARE所做的事）。讲到字母F的插画，画着一个男孩对蝴蝶的追赶（这正是艺术家母亲所讲的他和飞蛾的故事）。
但书中没有画出他将成为科索沃难民。从此开始流亡生涯，成了一个自己民族的“他者”，一个被祖国驱逐的人，一个异乡人。
“家”在他的生命中似乎变成了一个不可能的地方，永远缺席。
Halilaj 2011年的作品Kostërrc中，直观地反应出人和土地的关系：他从家人在科斯特雷尔（Kostërrc）的财产中转移出一方土地，将它搬运至巴塞尔。
这个举动似乎体现了个体对故土的眷恋抑或奢求，也强化了艺术家个人迁徙经历的戏剧感。
大地是永恒的，人类却一直在大地上流动迁徙。
家乡的那块土地，落叶丛生。搬迁至chert画廊展位后，土地表面催生出了的新的青草，展现出某种希冀。
时间再回到视频录制的2016年，科索沃。在这个国家安静祥和的房间，安静祥和的天空下。战争刚刚过去7年。
“在你只有这么高的时候”，这位母亲说到，“不管谁在家里，你都会让大人帮你捉那些飞蛾，然后把它们捕捉在玻璃杯里，观察、抚摸它们，研究它们翅膀上掉落的粉尘。即使很多被你捉住的飞蛾都死了，但如果只有一只逃脱，你都会大哭一场。那时候，很多人在户外工作，太阳把他们的皮肤晒的脱落，你会把这些皮肤碎屑收集起来喂给蛾子。紧接着你的兴趣就是鸡、各种鸟类。”
“我竟然喂皮肤给它们吃？”
Petrit Halilaj
Do you realise there is a rainbow even if it’s night!?
(red)
2017
这条稀松家常的视频其实隐含了很多线索。他的母亲叙述了艺术家从小就表现出对翅膀和颜色的着迷。事实上鸟类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Petrit Halilaj
Poisoned by men in need of some love
2013
2009年，科索沃刚刚独立，国家自然博物馆疏于打理。艺术家决定偷走科索沃自然博物馆大量蝴蝶和鸟类标本，它们因为长年无人保护已经腐蚀退化失去了任何科研价值。
2013年的作品Poisoned by men in need of some love大多来源于此。
2015年，他让活鸡在展览现场随意溜达——鸡是作品的一部分。它们比艺术家看起来更像是一方土地的主人。观众像观看物品一样观看着这些活着的生物。
Petrit Halilaj,RU,2017
2017年，Halilaj在展览RU中亲手制作了许多“雕塑鸟”，它们的身子基本来自于过去在科索沃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他给这些文物碎片安上了鸟类的脚。
展览RU的灵感来自艺术家长大的科索沃Runik市。鲁尼克（Runik）考古发掘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以惊人数量存在于科索沃居民家的后院。
1968年和1983年的考古发掘出该国最重要的历史文物，包括名为Runik Ocarina的乐器。由于90年代科索沃战争，大量文物流离失所，“幸运”地成为了当地人随身携带的玩具。
Halilaj搜集了505件被发现和记录下来的文物碎片并将它们重塑为鸟类的形象，隐喻着人类迁徙和临时居住的流动性。
艺术家和科索沃自然博物馆的渊源令人产生了一种视觉上的亲切。令人联想起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著名的后现代电影《寒枝雀静》。
巧合的是，《寒枝雀静》的导演安德森通过一只鸽子的诉说来反应人类的现状。Halilaj通过鸟类来隐喻人类世的流动迁徙。
Petrit Halilaj
Poisoned by men in need of some love
2013
这段视频还包括另一个隐含信息，艺术家的母亲在讲述自己的孩子如何对带有翅膀的生灵和颜色产生浓厚的兴趣时提过一句：都是一些女孩子喜欢的东西。
艺术家后来回忆，正是这段谈话让他明确了自己的性向。他的身份，除了多元的文化背景，复杂的个人经历，模糊的族群划分，又多了一个性少数群体。然而母亲面前，他很小就学会隐藏自己女性化的一面。
2013年，哈利拉Halilaj首次代表科索沃参加55届威尼斯双年展。在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评审团特别提名。2017年，他获得了马里奥·梅尔兹（Mario Merz）奖和史密森尼艺术家研究奖学金。
艺术家并不希望在人们眼里展示出一个苦情的形象，也避免催生出人们对他难民经历的同情。鸟类总想飞走，大地总想把人留住。
就像作品RU想要传递的：一些长途奔徙的鸟在一个地方停下了下来，在即将去往下一个地方之前，它们跨越了时空在这里见面，它们同时在博物馆里，也在风景中，在时间中，在自然中。它们是来去自如的生物，也是旧有历史的文物。在即将去往下一个地方之前，它们共同分享了时间碎片。
视频中的母亲正坐在缝纫机前，用传统的科索沃织物为他的儿子——艺术家Halilaj缝制着下一次展览要展出的作品——一些巨大的人型飞蛾。
图片资料来自网络、致谢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