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物的艺术 | 陆兴华:做一个“垃圾印象派艺术家”
发起人:理论车间  回复数:0   浏览数:1664   最后更新:2019/09/06 09:43:09 by 理论车间
[楼主] babyqueen 2019-09-06 09:43:09

来源:Ocula艺术之眼  楼润之


展览现场:“埃米尔·诺尔德——德国传奇,纳粹时期的艺术家”,汉堡火车站当代美术馆,柏林(2019年4月20日至9月15日)。摄影:楼润之。


当真相让我们对自我行为产生怀疑之时,它本身会被轻易忽视。


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1867–1956),20世纪德国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其两件作品——完成于1936年的《惊涛》以及创作于1915年的《阿尔斯岛的花园》——曾悬挂在德国总理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以下简称默克尔)办公室的墙上。默克尔在早年之时便对诺尔德作品的色彩美学与动感青睐有加,将其纳入囊中似乎是她的夙愿。[1] 以作品《惊涛》(1936)为例,画面上澎湃的德国北海,在霞光之下涌动出不可遏止的好战气质之余,似乎也流露出一丝不安。在这骇浪之外,默克尔同时收藏的《阿尔斯岛的花园》(1915)又呈现出另一种极性:艺术家使用饱和而浓厚的色彩描摹了盛放的繁花,但画面却隐匿着不可名状的昏沉。这种以表现主义绘画风格所表现的颇具危险感的时代精神(Zeitgeist),是诺尔德作品给人的直观印象。

埃米尔·诺尔德,《成熟的向日葵》(1932)。布面油画,73.5×89cm。底特律艺术学院,Robert H. Tannahill捐赠。© Nolde Stiftung Seebüll。


早在2014年,艺术史学者和专家就已经知会默克尔,学界对诺尔德的生平与作品的看法已然改变,她的收藏将受到波及。彼时的默克尔对此无动于衷。直到2019年,一场关于诺尔德的新展览公之于众,默克尔才开始转变她的想法,并陷入借展与退还展品的两难之中,此外当人们问及其对诺尔德身份的看法时,总理办公室发言人以“这并非联邦政府政策的一部分”而搪塞回去。[1]

对于直面“历史克服”(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2]的德国而言,一众艺术家和作家都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显露出不可规避的矛盾性。除了希特勒崇拜者诺尔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亦曾是纳粹党卫队的一员,更遑论音乐家瓦格纳(Wagner)等人。一方面,或许对于默克尔等人而言,美学与道德可以分开讨论,无需等而观之,画作可以被剜去政治内核,促成对其纯粹艺术表达的共情。但另一方面,作品与作者的完全割裂并不可能,艺术家的创作必然扎根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这种和诺尔德作品在灵魂层面的共情也让人不禁质问:被某种特定艺术风格吸引的背后,除了感官以外,真的别无他物吗?

约瑟夫·戈培尔在柏林举办的“堕落艺术”展览中,左为“罪人”(1938.2)。© Zentralarchiv - Staatliche Museen zu Berlin, © für die Werke von Emil Nolde bei Nolde Stiftung Seebüll Joseph Goebbels。


柏林汉堡火车站当代美术馆(Hamburger Bahnhof)的“埃米尔·诺尔德——德国传奇,纳粹时期的艺术家”(Emil Nolde – eine deutsche Legende. Der Künstler im Nationalsozialismus,展期:2019年4月20日至9月15日)展览,将埃米尔·诺尔德最为新近的艺术史研究呈现在大众的面前,向人们进一步阐释在埃米尔·诺尔德自我标榜的传奇,实则与纳粹密不可分的一生,也将战后诺尔德的神话解构。展览抛出几个问题—— “第三帝国”对于诺尔德产生了什么影响?职业禁令与毁谤将诺尔德带向了何处?北欧主题的画作与诺尔德的政治理想有何干系?战后的诺尔德神话又从何而来?——以作为艺术家的诺尔德和他自己的个人叙事,大众对他艺术作品和个人的观感与理解,以及艺术创作本身之间的动态三角关系进行讨论。

埃米尔·诺尔德在慕尼黑,拍摄于1937年1月/2月。图片提供:Helga Fietz,诺尔德慕尼黑艺术交易商Günther Franke 的妻子,诺尔德基金会。© Nolde Stiftung Seebüll。


因为这个展览之故,默克尔办公室里的两幅收藏也被挪动至此展示。“批判的自省并非诺尔德的强项”,策展人Aya Soika和Bernhard Fulda说道。[3] 尽管诺尔德的纳粹党员身份早已众人皆知,但研究诺尔德的专家Bernhard Fulda博士表示:“之前,我们无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因为基金会负责人守护着解释关于诺尔德一切作品的权力,并阻挠我们获得原始信息与资料。”人们惧怕这种对诺尔德形象的批判性研究,是因为或许下一个受到仔细检视的人便是自己。展览复原了诺尔德在纳粹德国时期被驱逐禁止作画时,位于基布尔(Seebüll)的避难所的画廊大厅,并以艺术家1941至1942年的展览陈设为准绳,重新将历史呈现在众人面前。

埃米尔·诺尔德,《上年纪的农夫农妇》(1942年前)。水彩,21.9×16.5cm。Nolde Stiftung Seebüll。© Nolde Stiftung Seebüll。摄影: Dirk Dunkelberg,Berlin。


诺尔德是出生于德国和丹麦边境的农民之子,年少的他便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以基督教为主题,早期的诺尔德绘制了一批以圣经故事为蓝本的画作。1910年,和柏林分离派创始人马克思·利贝曼(Max Liebermann)发生争执之后,诺尔德便被其从柏林的艺术圈子驱逐出去。这次驱逐,也为其后期的反犹主义埋下了伏笔。艺术家政治取向使其展开自圆其说、自编自导自演其个人形象的人生轨迹。在展览中,人们以时间为线索,得以一览二战背景下诺尔德绘画生涯的嬗变。展览将1933年前诺尔德不同创作时期的作品并置,营造充满张力的关系。诺尔德作为艺术家,站立在近乎邪典式的崇拜与尖锐的批评之中,成为众矢之的。

1933年,纳粹政党接管了政府,而诺尔德夫妇也发表公开信,声称要对“德国艺术和犹太艺术进行切割”。这种大肆宣扬的行径使得艺术家遭遇了公众质疑与批评:早期的基督教主题作品让他自己陷入了“犹太艺术家”的尴尬。自1933年开始,诺尔德告别以旧约为主题的基督教画作,转而关注北欧神话,描绘维京人和日耳曼战士,而展览“埃米尔·诺尔德——德国传奇,纳粹时期的艺术家”将北欧神话主题的画作悉数展出,和展览最开始的宗教画作形成鲜明对比。被称为“北欧转向”的决定,似乎也表明诺尔德有机会主义者的倾向。他对自我的成就展现出格外的关注,但却不能过分地对自己的风格进行修正,否则日后他“被纳粹打压的艺术家”形象也将失去可信度。

埃米尔·诺尔德,《女统治者与异乡客》(可能是《北欧人》油画的草图)(1938)。纸上水彩,17.1×22.5cm。© 诺尔德基金会Nolde Stiftung Seebüll。摄影:Dirk Dunkelberg,Berlin。Dunkelberg, Berlin。


颇为矛盾的是,诺尔德作品风格——浓烈的笔触和表现主义的用色——在开始之初就不受纳粹极权的喜爱。在表达了强烈的反犹主义立场之后,诺尔德依旧没有赢得希特勒的青睐,反而和其他达达主义和表现主义画家一样,遭遇放逐和禁止绘画的命运,成为了“颓废艺术”的头号代表人物。在1937年7月“颓废艺术”展览上,诺尔德的33幅作品被挂上了耻辱柱。死性不改的诺尔德继续给纳粹党部写信,表示自己阐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创作的是“德国的、有力的、粗犷的、热忱的”作品。

这种心理上的极端忠诚和现实中的挫败感让诺尔德无所适从——“当时”他最大的理想便是成为纳粹的“国家级艺术家”,而这显然因为“颓废艺术家”的标签不能如愿。尽管在多次尝试之后,“犹太艺术家”的“罪名”被“纳粹党员”代替,但艺术家在此期间所经历的遭遇,成为了战后传奇故事主要加油添醋的内容。

埃米尔·诺尔德,《失落的天堂》(1921)。布面油画,106.5×157cm。Nolde Stiftung Seebüll。©Nolde Stiftung Seebüll。摄影:Fotowerkstatt Elke Walford,汉堡和Dirk Dunkelberg,柏林。


展览并不止步于陈列艺术家的作品,而是将相关的档案文献或者书籍也一并陈列。最后,人们伫立于齐格飞·蓝茨(Siegfried Lenz)1968年出版的作品《德语课》(Deutschstunde)之前。整面的书柜上放置着不同版本的《德语课》,参观者从艺术世界步入了文学世界。此书以诺尔德的生平作为创作基础,描摹了画家主人公马克思·路德维希·南森(Max Ludwig Nansen)在纳粹德国期间遭遇的“创作禁令”以及被亲人监视举报的坎坷人生。书籍出版后便大获成功,在全球以20种语言发行。2008年默克尔在她的休假途中,就带上了这本堪称为诺尔德传记的虚构小说《德语课》。[1]

通过《德语课》,二战之后诺尔德的形象得到粉饰与修正。除此以外,诺尔德本人更亲自删除了个人传记中反犹主义的言论。基布尔·阿达(Seebüll Ada)和埃米尔·诺尔德基金会塑造诺尔德作为纳粹政权牺牲者的形象,使之成为了德国战后记忆不可或缺的艺术家。直到这次汉堡美术馆重新审视诺尔德的文献资料之前,诺尔德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遇似乎并没有受到系统性的检视。尽管人们内心都有一杆秤,但战后文学的伤痛,以及对于纳粹历史过程中英雄式悲歌的渴求,最终使得诺尔德塑造了一段具有自我导演成分的传奇。更为巧合的是,这段人设摇摆不定的德国传奇和艺术结合在了一起——因而获得了艺术表达自由的正当性,不再受到历史的影响。

展览现场:“埃米尔·诺尔德——德国传奇,纳粹时期的艺术家”,汉堡火车站当代美术馆,柏林(2019年4月20日至9月15日)。摄影:楼润之。


的确,问题并非是诺尔德本身的作品是否能够进入美术馆,成为博物馆化、机构化的艺术品之一,或是应该从此被搁置一旁,不再提及。恰恰相反,在道德和艺术的争论中,展览“埃米尔·诺尔德——德国传奇,纳粹时期的艺术家”明确地指出,在后真相时代,人们选择一个绝对的立场,对他人进行某种道德审判的行为虽然困难,但并不影响人们尽可能地去探求真相。正如汉堡火车站美术馆重新检视诺尔德的生平与作品,将一段本已板上钉钉的尘封往事重新打开,并清晰地呈现给众人。


对历史事件回访、再思索、咀嚼的行动,比事件本身,更弥足珍贵,也说明了德国“历史克服”的真义——祛魅的同时,也将历史赤裸裸地展现在民众眼前,由得他们评判与解读。


[1] 关于默克尔收藏的讨论,可参考:

https://www.tagesspiegel.de/themen/reportage/bilder-emil-noldes-in-merkels-buero-die-kanzlerin-und-der-nazi-kuenstler/24873370.html

https://www.tagesspiegel.de/kultur/siegfried-lenz-roman-deutschstunde-die-makellosigkeit-ist-verloren-gegangen/24916860.html

https://www.tagesspiegel.de/kultur/nolde-und-die-nazis-warum-sind-die-nordseewellen-so-martialisch/24216940.html

[2]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直译为”历史克服“,是20世纪后半叶德国文化、社会、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历程。《杜登辞典》将“历史克服”定义为“一个国家关于近代史中有争议时期的公众讨论,在德国特指民族社会主义”。

[3]https://www.deutschlandfunkkultur.de/emil-nolde-und-seine-zeit-im-nationalsozialismus-ende-einer.1013.de.html?dram:article_id=44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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