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艺术 黑匣子
美墨西跷跷板
近日，两名加州教授罗纳德·雷尔和弗吉尼亚·圣弗拉特洛在边境墙上安装了三个粉色跷跷板，让两侧美国和墨西哥的孩子一起玩耍。这段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疯传，在移民支持者中广受欢迎。但这块跷跷板安装后只存在了一天就被拆除了。以下是“凤凰艺术”专栏“黑匣子”为您带来的相关报道。
近日，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建筑学教授 Rnnald Rael 以及 圣何塞州立大学的设计副教授 Virginia San Fratello 在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的华雷斯城之间的边境墙上，安装了三个粉红色的跷跷板。这个跨越美墨两国的跷跷板立即吸引居住在边境的两国居民纷纷前来“打卡”，并立即收获了各大媒体和全球网友们的一片称赞，其相关视频也在社交平台上疯传。
可以说，它可以被看作是另一种形式上的艺术介入社会的事件，跷跷板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件公共艺术创作，它以作品的形式成为介入公共领域话题的桥梁，以激发公众对该话题的关注。
这对于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所推行的美墨边境隔离政策而言，是具有娱乐式挑衅性的。这仿佛是另一种关于“不要战争、要做爱”的爱与和平行动。Rael 和 San Fratello 表示，在2006年美国《安全围栏》法案通过后，他们在美墨边境上从事建筑工作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个项目的构思，2009年，两人在《作为建筑的边境墙》一书中提出了“跨国跷跷板”的概念，他们认为，这样的装置是在用“幽默和创造力改善障碍的无用性”。十年之后，这个构想终于变成现实。据 San Fratello 介绍 ，跷跷板采用轻型钢材制成，并且将边境墙的墙体本身作为支点，能够快速、轻松地在一分钟内安装好。
▲ 美国-墨西哥边境线上的隔离墙
隔离墙并不是一个当代产物，虽然人们一提到隔离墙就会想起德国柏林墙，实际上，在中国秦朝时期就有了长城这种隔离建筑，它并不是一道单纯孤立的城墙，而是以城墙为主体，同大量的城、障、亭、标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以抵御中原地区以北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这并不是中国古代时期的孤立事件，在明朝时期修筑的明长城，也在该基础上对新的外部威胁进行了军事隔离。
在近代，以军事而诞生的隔离带或隔离墙则更多。一战之后，法国为防止德军入侵而修建马奇诺防线。1961年的德国柏林墙，以铁丝网和砖石为材料的边防围墙，再加固为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反车辆壕沟组成的边防设施，以阻断东西两德之间的交流。以色列政府自2002年6月起，开始沿1967年战争前以巴边界线修建高8米、全长约700公里的安全隔离墙。面对移民问题，如今，美墨边境也在特朗普政府的行动中开启了边境的隔离。
无论是哪种形式的隔离，都意味着隔离两端的某种差异，它们是意识形态差异、文化差异、族群差异，国家形态差异和其他种种对修建者来说具有某种本土威胁形式的差异。这种差异直至全球化时代的当下，仍无法消弭。在当代世界中，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战争对抗阴影中新修建的隔离墙或隔离带已经非常少见，取而代之的，由移民问题而新修建的隔离墙却在增多。
在国家原本边界处依照原有的国防边境带进一步增加国境流动，成为了当代全球时代下的新特征。本土安全是一种常态，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关税壁垒，互联网领域的信息防火墙，物理领域的实体边境线，都属于本质上属于本土安全的多种形态。贸易自由、信息自由、迁徙自由，成为这所有不同类别的隔离带的反面。或者说，隔离与自由是两种看上去既是相互排斥，也是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若自由，则多元，若全球化，则一元化，在多元与自由之间，隔离到底是合理还是非合理，这是一个问题。自由、全球化、一元、多元，似乎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体。
墨西哥电视台主持人Mauricio Martínez在推特上发帖称“这是一个美丽的提醒：我们始终相联系，一方发生的事情影响着另一方”。202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BetoO‘Rourke的拉丁语信息总监Claudia Tristán也在推特上表示：“跷跷板具有神奇的象征意义。边境墙不能让我们和邻居分离”。
如同一种生物学的细胞膜概念，生物不需要细胞膜吗？显然不可能，生物不需要细胞膜，犹如家庭不需要外墙。或许可以说，在激进自由主义中，家庭是不存在内部与外部的区分的，因为家庭的存在，就意味着边界的存在，那是一种膜的概念。但生物膜并不是一种绝对隔离的状态，物质在细胞膜之间交换，则意味着在生物学意义上，隔离并不是绝对的，它是以对本体优化的博弈下产生的选择性隔离。
然而，据报道，这些跷跷板安装完成只存在了一天的时间就被拆除。美国国家边境巡逻委员会（National Border Patrol Council ）主席表示，这些设施只会转移人们对根本问题的注意力。美国国家边境巡逻理事会主席、美国边境巡逻局官员布兰登·贾德表示，这是一场支持移民的“噱头”，将公众的情绪转移到了支持移民的方向上，而不安全的边境会给美国带来危险。在谈到跷跷板装置的创作者时，他说：“这些跷跷板在现实世界中是行不通的，他们不知道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不应该这么做。”贾德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公民可以在边境墙上安装任何装置，只要那些装置不是永久性的即可。他把这一行为比作“坐在政府大楼外的草坪上”。“如果创作者未能移除他们的装置或试图使其永久存在，美国边境保护局有义务移除这些物品。”这提出了一个问题，自由和隔离之间的微妙平衡，到底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评估和评价一项新的隔离措施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在当今世界的政治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隔离与自由的态度和观点是不一致的。在传统意义中，政治倾向分为左派和右派，而两种派别在程度上，激进和保守，又可以分为左翼和右翼。左派强调要建立美好的社会，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比如大政府和福利国家，倾向于社会主义；右派强调要建立美好的社会，必须依靠自由的力量，比如小政府和自由主义，倾向于资本主义。这当中所涉及到的概念，就是本土化与无界化的问题。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和无法取得真正调和的政治哲学问题。在这里，或许生物学能够给予一定的启示，但这种启示并不是道德原理意义上的，它展现了这个世界的一种真相。细胞膜或生物膜机制的建立，就在于保护本体化和利于本体化，而在保护和利于之中，由于膜的两端都是生物系统，所以，膜的机制一定是不同生物系统的博弈所致，在内部与外界之间达成一种均衡上的共存。当然是优先于为膜提供更多能量的一方，或者是为膜所带来的利益最大化的一方。而且这种膜并不是静态，而是一种在时间长河中的动态，依据膜内外的世界改变而发生膜的改变。
于是，在这里，至少从生物学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膜的加强或削弱，或者膜的形态和形式、选择性的变动，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内外两个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而这种变化一定是后滞的，因为内外世界的变化首先优先于膜的变化。当一个膜发生变化时，在人类社会中，我们可以看作是隔离的增强或减弱，或隔离形态的变动，都服务于内部与外部的世界的变动而变动。
如果内部与外部世界的改变对两者而言是促进性的，或者是利益性的，那么膜的机制就会减弱；如果内部与外部世界是对抗性的，或者是侵蚀性的，那么膜的机制就会增强。在探讨这些膜（隔离墙、隔离带）的增强或减弱之前，我们首先得分析其内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并且，不同的膜依据的是各自不同的内外部世界的状况。膜与膜之间的相比性关系是减弱的，但它们的运作机制和变动机制则大同小异。
内外部世界如何影响膜的变动？它一定是依据内外部生物世界中的每一个个体小元素的共同判别，而这种判别的主动权更多源于内部。简单来说，每一个生物体都是由更小的微型生物体的集合而构成，而该生物体与外界的膜的关系，依赖于其内部所有小型微型生物体的共同意志所决定。换句话来说，国家意义上的边界政策，依赖于其国家内部所有成员的共同意志。而这种共同意志依赖于生物传导性。不同的生物传导性特征形成不同的生物共同意志的行动驱力。
换句话说，不同国家政权体制的意志传导性是不同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生物传导性就是权力的另一个代名词。国家决策依赖于何种形式，国家意志的体现就是生物体共同意志的体现。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结果是该国所有国民共同选择的结果，无论是哪种政治体制，都是每一个国民自我选择的结果，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被动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在这个生物学意义上，其国家意志在该层面上具有合法性。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生物体内的各个微型生物体之间，也存在着膜，它们以何种方式来组建整个生物体的共同意志和传导机制，则是它们之间各自需要考虑的问题。当生物体内部的微型生物体对其该微型个体内部与外部世界所导致的不同压力和驱力，将导致该生物体内部的传导机制发生变化。在其中，我们仍然要遵从于膜的法则。
从生物学回归到人类世界，隔离墙的诞生是源于内外部世界的变动而变动，而变动的方向依赖于内部国家（主体国家）的国家意志所决定。我们看到隔离墙发生了，那一定首先是内部与外部世界发生变化了。而隔离墙是否还会发生新的变化，则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内外部世界的变化，以及其国家意志的体现机制是否会发生变化。
这是一道复杂的命题。正如美墨隔离墙所面临的复杂世界一样，既有艺术家为其隔离而抗争，也有其他公众对非隔离的危害性问题而呼吁加强隔离。哪一种力量会更强？它一定依赖于最终的共同意志所决定。美墨边境的跷跷板在一天就被拆除了，或许我们在该现象中，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思考，这种思考，或许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个世界的运作，以指导我们的行为与意志，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