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2019年1月1日，新年伊始第一分钟，中美洲人在墨西哥蒂华纳（Tijuana）试图越过美墨边境时，尝试躲避美国边防警察的催泪弹.图片来源：Josebeth Terriquez/EFE/Alamy Live News.
事实与经过
沃伦·B·坎德斯（Warren B. Kanders）成为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董事会副主席，靠的可不单是他卓越的艺术品味。在他七亿美元的资产中，有一部分以免税捐赠的方式支持着惠特尼博物馆的展览。那么，这份慷慨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成功事业呢？得益于社会行动者、学生和记者多年来为揭露日常暴力而不懈进行的共同努力，我们在此或能细数坎德斯的公司Safariland向警察和保安部队（如以色列国防军和纽约市警察局）贩卖警棍、手铐、手枪皮套和防弹衣的生意如何做得风生水起。但我们不妨先从催泪弹说起。
催泪弹是一种化学武器：这种呈雾状的有毒颗粒，能够让粘膜红肿发炎，接触到人体就会激发痛感。皮肤刺痛，喉咙肿胀，眼睛流泪，呼吸困难。这种“不那么致命”的产品不仅能要人命，而且已导致多起死亡，比如去年在加沙，一名八个月大的婴儿Layla al Ghandour在吸入催泪瓦斯之后丧命；今年二月在苏丹喀土穆（Khartoum），62岁高龄的Osman Abubakir因催泪瓦斯窒息身亡；2013年在开罗，警车后车厢装载的37人死于催泪瓦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试用，催泪弹于1925年被禁止用于军事用途。同年，现属Safariland的“联邦实验室”公司（Federal Laboratories）制造了第一批用于对付普通民众的催泪警棍。1925年的《日内瓦公约》中明文规定：“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使用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或设备，均受到文明世界舆论的正当谴责”。但催泪弹在和平时期的使用仍然合法，并且是被政府用在其所代表的公民身上。
对政府来说，催泪弹有用是因为它可以逼迫人群散开，而民众抗议的力量正是来自于集结和共同行动。因此，催泪弹被广泛用于镇压各种斗争和暴动：美国学生1970年在肯特州被催泪弹攻击，正如苏丹学生今年在喀土穆大学所遭遇的一样。在《纽约时报》去年11月发表的一张臭名昭著的照片中，蒂华纳边境墙旁，一名妇女正抓着两个穿着纸尿布的小女孩的胳膊，试图逃离催泪弹释放的烟雾。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其代理机构目前负责监管全国范围的所有“集中营”（即移民拘留所）——就是从Safariland处购买的催泪瓦斯。坎德斯生意兴旺的公司几年前也上过新闻：在针对弗雷迪·格雷谋杀案（巴尔的摩）和迈克尔·布朗谋杀案（密苏里州弗格森）群情激愤的抗议中，Safariland曾向警方提供催泪瓦斯和其他反暴动装备，用以镇压民众。
9·11事件开启的反恐时代，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不断加剧的动荡与不稳定使得催泪瓦斯制造商的利润陡增。美国市场主要由三家公司主导，其中包括Defense Technology，也是Safariland的子公司之一。2015年，北达科他州立岩（Standing Rock）的水源保护者们遭到Safariland生产的化学品攻击。其中一名抗议者起诉了Safariland，因为她的左臂因被弹筒炸伤而不得不截肢。2018年五一劳动节，Safariland生产的催泪弹被用于驱散波多黎各参与反财政紧缩抗议（anti-austerity）的群众。在游行中遭遇催泪弹袭击的九岁女孩Lucía Ruiz Cedeño说到当时的体验：“你的脸开始发痒，眼泪止不住，你不得不跑，呼吸困难。”
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这一切，是因为很多人——记者、社会行动者、巴勒斯坦和弗格森的居民用手捡起这些空的催泪弹罐，寻找上面的公司标识——想让我们知道，并创造了条件让我们知道。 这些信息足以让今年惠特尼双年展的艺术家们以最明确的姿态反对沃伦·坎德斯：退出展览。本该有一场罢展。
五月开幕的惠特尼双年展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展览开幕前几个月，在美墨边境寻求庇护的大人和小孩遭遇催泪弹攻击事件已经使得坎德斯和Safariland公司进入公众视野。部分参展艺术家，出于真诚的政治责任感，必然担心他们的作品会成为给坎德斯洗地的工具。在职业艺术家圈子之外，反对坎德斯的运动也成功激发了那些本不关心“艺术界”的社区组织。同样，绝大多数艺术媒体也一致谴责Safariland。就算是现在，艺术家仍旧可以遵循他们的良知和政治敏感，或是本能的厌恶，在九月末展览结束之前撤下作品。如果错过这次机会，真的就是可耻。
目前，只有迈克尔·拉科维茨（Michael Rakowitz）一名艺术家拒绝参展。组织每周抗议反对活动的是社会行动小组“此地去殖民”（Decolonize This Place），他们与惠特尼博物馆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也意味着影响力有限）。在Hyperallergic发表文章揭露坎德斯与边境催泪弹事件的关系之后，惠特尼的工作人员发表了一封值得称赞的公开信（双年展的两位策展人中，只有一位在这封信上签名），表达他们对此事的强烈反感，并要求领导层“考虑请沃伦·坎德斯辞职”。博物馆馆长亚当·温伯格（Adam Weinberg）对此的回应是，请求大家保持礼貌和“善意”。坎德斯本人坚称他公司的产品不致命，他自己也没去扔手榴弹，而且暴乱怎么说都是危险和不对的，他清楚这一点，因为他长年跟警察打交道。 随后，120多名评论家、学者和理论家签署了一封要求辞退坎德斯的信，并发给了艺术家。大部分惠特尼双年展参展艺术家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政治力量，却只有约三分之二艺术家在信上签名。 （而有一些没有签名的艺术家在其作品“激进性”遭到艺评人质疑时，却表现得非常愤慨。）
集体罢展本可以增强上述每一次声明和行动的力量。但艺术界将自身想象为一个知识和美学探究的有限领域，其中最重要的是包容、代表和讨论。这忽视了眼下正在发生的转变：艺术正逐渐变成文化产业的又一个分支，在这里，和其他产业一样，生产和流通才是最重要的。双年展是进行该项活动的主要场所，因而也是其阻塞点，退出展览可能会产生强大的经济和象征效应，而不仅仅是一种与国家暴力的受害者团结一致的姿态。从美术馆撤展会扰乱定价链条——不仅是作品及其在著名美术馆展出的附加值，也包括博物馆及其支持进步、有社会责任的艺术的价值取向。有时候，艺术那无实体的、宣言式的政治会被迫与真正的政治——即暴力——交手。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