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达娜·舒茨（Dana Schutz），《Civil Planning》，2004。图片：Courtesy of Sotheby’s

今年5月19日纽约苏富比当代艺术夜场中，艺术家达娜·舒茨（Dana Schutz）于2004年创作的作品《Civil Planning》让拍卖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中。这幅艺术家色彩最为丰富的梦境绘画之一，引发了一股竞价狂潮，连向来十分沉稳的拍卖师Oliver Barker都显得有所退却。几分钟后，这幅由已去世的管理顾问David Teiger遗产所委托上拍的绘画，最终以24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拍前最高估价为40万美元）。这一个价格也创造了舒茨的拍卖纪录，不仅赢得了满堂喝彩，也为Teiger基金会赚得了一笔不小的资产。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Zach Feuer作为舒茨创作《Civil Planning》时的画廊主，表示自己当时同意将这幅画卖给Tieger的原因，是对方承诺会立即将作品捐赠给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简称MoMA）。

纽约苏富比拍卖过后，Feuer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条推文。当他向artnet详细解释这条推文时，Feuer描述称，Teiger在一位美术馆策展人陪同下看了《Civil Planning》，两天后他便打电话给Feuer说：“你直接开发票给我吧。我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文件。这件作品将会被直接捐给MoMA。”Feuer表示很乐意效劳，而Teiger也随即支付了1.5万美元购买了这件作品。但仅过了几周，这位艺术经纪人便接到了藏家的另一通电话，对方表示“MoMA并不很想要舒茨的作品，”，简单来说就是把这幅作品留给了自己。15年后，Teiger基金会最终靠这幅画狠赚了一笔（截至发稿时，MoMA和Teiger基金会的代表都没有回应我的询问。）

21世纪的艺术市场上，这样的命运逆转并不是个例。不过有人认为，在一个对热门艺术家的竞争愈发激烈的行业内，这种现象正日趋普遍。当然，这样一场竞争的最终奖品所代表的现金回报，也越来越散发着吸引力。今年早些时候，也出现了一件类似的复杂案例。已故旅游行业大亨Barney Ebsworth的生前信托将Ebsworth曾于2007年承诺捐赠给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65件藏品中的不少作品，都委托给佳士得拍卖行进行竞拍。

这批作品里，包括了少数几张藏于私人手中的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重要作品之一，作于1929年的《中餐厅（杂碎）》（Chop Suey）。这幅画在11月的拍卖中拍出了9190万美元的价格。由于西雅图艺术博物馆拒绝向《西雅图时报》（Seattle Times）记者提供一份完整的承诺捐赠作品清单，以便和去年佳士得拍卖图录进行对比参考，因此博物馆的整体损失我们无从得知。同时，拍卖行、博物馆和Ebsworth生前信托的代表们都拒绝对此事发表评论。

然而，违背捐赠作品承诺的现象，并不仅限于那些主要的拍卖行委托人。通过和一些现任和曾经的画廊主、艺术家、艺术顾问等人的谈话，我更确信了这种答应将作品捐赠给机构的虚假诺言在这些年里已经不断深入地扭曲了一级市场的运作，让一些有钱人和没有道义的人利用了一番。而对于这种趋势进行更进一步探索时，一些交易中最深层、最长久存在的争议便鲜明地跃入眼帘。

爱德华·霍普，《杂碎》，1929。图片：Courtesy of Christie’s Images Ltd.

竞争的意志

随着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买家数量的增加，以及当代艺术在流行文化中的表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对于某件炙手可热作品的争夺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 这就是问题开始的地方。

“当每幅画都有30个人在争夺时，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艺术顾问Candace Worth这样描述了一些画廊主所面对的旗下最热门艺术家深受追捧的僵局。“我的经纪人朋友们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四次在电话里听客户叫喊道，'你怎么能不把这幅画卖给我？'”

有限的作品数量迫使画廊主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进行选择。然而，艺术界的等级压力使他们无法遵守传统零售市场先到先得的典型原则，相反，艺术经纪人们倾向于通过向德高望重的收藏家提供那些紧俏的作品从而保护艺术家的职业生涯 。这类藏家的人脉关系不仅可以提升艺术家的声望，也可能会有更深入的收藏行为，而且至少他们看起来不太可能在最先看到盈利机会的情况下就翻炒新购入的作品。

在这样一场混战中，某个有意愿买家最能脱颖而出的方式就是承诺将作品捐赠给一家大型博物馆。然而，这种众所周知的策略可能已经被滥用，而Teiger也并不是近年来采用这种策略的唯一买家。

曾在2008-2016年在下东区经营画廊的Lisa Cooley，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其中，一位藏家保证将把作品捐赠澳大利亚一家重要的当代博物馆，从而在200个竞争者中胜出得到了她其中一位艺术家的作品。“他从未说过，‘我希望能够选择作品，’”Cooley指出。“他只是说，'给我一件作品。”她最终说服有些不情愿的艺术家打破常规程序，为了进入一家重要艺术机构的收藏而优先考虑这位客户 。

但是在买家付款并接收了这件作品一段时间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的记忆有点模糊，”库利说，“但他应该是这样说的，'这不是一件真正十分出色的作品，所以我决定不把它捐给博物馆了。'”作为一种安慰，他承诺将这件作品放入一个将巡展至另一个澳大利亚机构的展览中。然而，Cooley很肯定地表示，如此“缩水”的条件实际上并不足以让他超过其他竞争者，排到购买等候名单前列。

位于53街的MoMA入口。图片：© 2006 Timothy Hursley

一流的作品，最低的价格

这些故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他们每个人各自眼中对作品质量的看法。正如Worth所说，“你不能什么东西都用气泡膜随便包一包，就把它扔到MoMA的三楼（进行展示）吧。”艺术机构，尤其是那些拥有良好声誉（和很多选择余地）的机构，在决定是否接受捐赠前都会对提议的作品进行严格审查 。因此，在这些并不存在的机构捐赠中，真正的侮辱并不是藏家们的食言，而是他们把那些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作品占为了己有。

更令人痛苦的是，参与这些交易的画廊和艺术家经常会为了得到“代表”知名机构前来购买的捐赠者（买家）的垂青而给予了大量的折扣。简单来说，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策略：画廊主因为知道自己的艺术家将来进入知名艺术机构后，可以提高身价并吸引更多藏家， 所以现在他们会愿意接受较低的价格来想办法把作品放进美术馆里。而对于那些一直梦想被一家受人尊敬的机构所收藏的艺术家而言，其中的算法就更简单了。这种发自内心的诚恳期许能够迫使艺术家们接受比作品原本价格要低上很多的价位，把它卖给许诺的买家。

另一个令人遗憾的例子，则进一步具体体现了这种紧张的气氛。在接受artnet新闻采访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兴艺术家表示，有一个在多家美国博物馆董事会任职，“知名又急切的年轻收藏家”最近向他提出要购买一件其定价“超过六位数”的作品。藏家本人是代表纽约一家大型博物馆而来，而这件作品的价格已经超过了博物馆的预算。那位自诩为赞助人的年轻藏家以把作品捐赠给美术馆为条件要求40%的折扣，比艺术家以往给私人藏家15%-20%的惯例要多了不少。

尽管这位新兴艺术家仍怀有相当的疑虑，但最终还是同意了销售。随着买家支付了款项并拥有了作品后，艺术家的画廊便开始与博物馆沟通完成最后的捐赠条款。但就在完成书面文件的阶段，买家开始拒绝回复所有涉及交易方的电话或邮件，包括艺术家和博物馆的主策展人。艺术家在邮件中写道，“博物馆提出可以用另一件同样大小的私人委任作品作为交换，进行回购。同时还提出当他们确认了作品在未来会被捐赠到馆内后，可以先保留在藏家的自己家中。”

然而买家不为所动，除了“他们改变了主意”之外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并坚持他们要保留这幅已经付出合理价格的画作。“我永远都不会把那件特别的作品卖给私人收藏，当然也不会以那个价格出售，”艺术家解释道。“所以你感觉自己被欺骗了。”

对于Feuer将《Civil Planning》打折出售给Teiger的做法，他这样回应道：“David不需要钱。这只是为了获得最好的东西，并有可能拿下这笔交易。”

2016年第二轮总统竞选辩论期间，学生在外面推着巨型的球和链条，象征1.4万亿学生贷款的沉重负担。图片：Image courtesy Paul J. Richards/AFP/Getty Images

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

尽管这样的追求其危害也是真实的，但还有一些更基本、更具相关性的因素在推动着它：最简单的生存压力。如果年轻画廊足够幸运，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艺术家名单获得一次巨大的成功——这段时间极为有限，之后艺术家就可能会去更大的画廊。这意味着他们即便在遭受损失后，也没有太多选择藏家的权力。

例如，Lisa Cooley承认尽管有个藏家没有兑现将收购的作品捐赠给澳大利亚博物馆的承诺，但她还是与对方达成了又一笔交易，是一位完全不同的艺术家的作品也没有任何不确定的捐赠承诺（Cooley表示，幸好第二笔交易没有任何捐赠保证，否则她就需要一位律师参与进来。）在谈及未能实现捐赠诺言的藏家时，Cooley说“还有很多人仍在向那位藏家出售作品，包括那些并不会容忍这些闹剧出现的国际大牌画廊，所以我认为那都是一次性的交易”。撇开其他不谈，至少他付钱很快，而大部分客户却连这一点都还做不到。

同样地，向那位曾许诺捐赠的买家予以40%折扣的艺术家也承认，他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保证一定的经济来源和摆脱债务。”但这么做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了整个团队。他们写道：“最后，画廊主会给我很多压力，告诉我卖不卖这件作品会造成两种不同的结局：要么画廊明年继续开着，帮助所有代理艺术家，要么关门。老实说，我觉得我别无选择。”

“这是一个有捕食者参与的主题，”艺术家继续说道。 “他们在猎捕弱者。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缺乏道德的藏家会利用年轻的画廊和艺术家。因为对手会陷入绝望和软弱，因为他们（藏家）可以这么做。”

法庭中一切就位，正在等待证人。图片：Friso Gentsch/dpa (Photo by Friso Gentsch/picture alliance via Getty Images)

责任真空

当然，并不是每个捐赠者都会因为贪婪而最终反悔。有时，艺术机构的管理层或是机构目标发生变化时，赞助人也就有了理由重新考虑捐赠的问题。同时，博物馆本身一些不当行为也会使一个潜在捐赠者想要回避与机构的过失产生任何关联的可能性。有时，在许下承诺和履行捐赠之间的这段时间，财务状况也可能发生突变，对捐赠者的生存（或是其经济支付能力）造成威胁。

“比如说，一个家庭会面临市场崩溃、经济衰退以及其他商业问题，”律师Barbara Lawrence指出，他是Herrick, Feinstein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兼信托和地产主席。这种糟糕的情况导致了强制执行法律的困境，特别是考虑到诉讼会产生的负面效应。“问题是，如果真的极端情况出现，使得一个家庭需要这件承诺捐赠的作品来维持生计，博物馆是否真的要扮演坏人，向他们追讨这件作品？

即便买家承诺的捐赠最终因为某些显而易见的不当理由而落空，机构、画廊和艺术家都还是必须进行同样的实际分析。比如，切尔西画廊主Julie Saul代表一位客户落实了向纽约一家大型机构捐赠一件影像作品的全部工作，但客户却为了把作品留给她的儿子而反悔了。“她说她从来没有收到我们关于[捐赠作品]的回复，但是我们给她看了一整套关于这件事的电子邮件存档，”Saul告诉artnet新闻。

尽管Saul掌握了这些证据，并且知道这么一出戏会让她的艺术家和博物馆觉得“自己看起来像个白痴”，但她从未考虑过对藏家采取正式的法律行动。由于一家机构被人觉得很喜欢提起法律诉讼的话会对未来的捐赠产生寒蝉效应，所以博物馆通常也出于这些令人讨厌的理由而拒绝起诉那些反悔的捐赠者们。

这些纠纷通常都在背地里发生，因此相关的专业标准和法律也相对不明确。Lawrence指出，虽然美国的公共政策倾向于认为对于机构的捐赠承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关于其强制执行的可能性还有几种不同的理论（其中一种说法是要求博物馆采取行动，例如在新闻材料中讨论他们“对捐赠承诺的依赖”。）艺术博物馆馆长协会也没有具体的指导准则，告诉美术馆该如何在自己的章程中说明未兑现捐赠的处理方法，而是让每个成员机构自己解决。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Lawrence将对抗一个食言的捐赠人的选择定义为一种“商业决策”。那么，即便是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它是否值得付出这样的成本和可能的后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最终结果多大程度上是合理可行的？

这种撤回捐赠承诺的举动在2019年也可以被视作艺术市场的一个缩影，或是整个世界经济的缩影：最富裕的人利用他们的优势来对付那些最接近掉下深渊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后者只有很少的资源，而且也没有什么追求正义的动力。所以，对于那些对游戏规则了如指掌的无良买家而言，问责制几乎不存在。如果这样的现状继续下去，新兴的画廊和艺术家们就真的要小心了。

文 | Tim Schneider

译 | Ela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