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打边炉DBL

策展人江宁（前排左四）在凤和村

广州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新的大型展览品牌诞生了。5月31日下午，首届广州空港双年展在离白云国际机场3公里的空港文旅小镇开幕，这是这座城市新创立的第四个双年展。

中国的第一个双年展就诞生在广州，那还是1992年10月，它举办了第一届后就夭折了。此后的两个双／三年展，都由广东美术馆主办。与前面三个大展不同，广州空港双年展的展场位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凤和村，那是一个离广州市中心有40公里的村庄，人口外迁，是典型的空心村面貌；但它离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只有一个地铁站的距离，并且是广州3号线和9号线的换乘站，就在双年展开幕当天，城市候机楼也在凤和村挂牌，空港快线同期开通，这个村庄的未来，承载着很多的可能性和期待。由于中国的机场周边村落的共同特质和相似命运，广州的行动，又被大量的机场周边村落关注，它们也在等待新的转机。

在广州空港双年展开幕前夕，《打边炉》专访了策展人江宁。在此之前，《打边炉》已经发布了另外一位策展人鲁明军的专访。这个新生的双年展，由他们两人共同完成。采访及编辑：钟刚。

DBL：1992年，广州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双年展——广州双年展；2002年和2005年，广东美术馆又创办了广州三年展和广州摄影双年展。此后的十多年里，广州没有新的以双年展为名的大型展览。这次你们为什么要在广州做一个新的双年展，并且是在机场边的村庄创立了一个空港双年展？

江宁：我最初构想的是做一个当代艺术展或者艺术季，做双年展是很严肃的事情，当时我还没有那么大的魄力，或者野心。当我带徐震看了这次展览的场地——凤和村后，他就跟我讲，在这里，要做就得做双年展！做双年展就意味着以后每两年要做一届，这是一个承诺，并且作品不能凑数，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新作品，还要从学术出发来推动一些讨论，如果做不到这些，就不能叫“双年展”。

在凤和村这个机场边的村子做展览本身就很有挑战，既然挑战，那就挑战大一些，并且主办方支持往这个方向去做，于是我们就奔着双年展的方向来准备。由我和鲁明军担任策展人，展览的策划和统筹由我主要负责，鲁明军主要负责学术主题和作品梳理，而我们共同组织现场布展实施。

场地考察，由左至右为江宁、徐震、鲁明军和张慧©广州空港双年展

DBL：在广州还从来没有人在城中村做大型展览，从广州的城市规划来看，是绕着城中村来做规划的，城中村有其自身的复杂性。这次你们在凤和村做双年展，除了做展览的专业资源的搭建，反而我觉得更需要胆识和勇气。

江宁：首先一个村子能够容纳作品的体量是惊人的，它和美术馆既定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巨大的可能性。我和徐震，还有鲁明军在看场地时，这个村子分为示范区和老房区，中间有一套通道，是一个哑铃状的布局，我们在村子里一边走一边考虑作品的布置，哪里适合放什么雕塑，哪里适合放新媒体，哪里适合架上绘画，我们是在走场地的时候建立了这个展览的框架。由于这个地方太分散，作品再多，也会显得不够，空间会吃不饱，如果按照空间和作品最理想的关系，可能三百位艺术家都不会嫌多，但我们要控制预算，最终确定下来的艺术家是81位。

我们在准备这个展览期间，向艺术家发出邀请后大家参与很踊跃。杨振中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过去大家是没有做展览的场地，只要有展览做，大家削尖了脑袋都要去做。后来展览越来越多，场地也越来越好，艺术家也开始挑场地了。准备这次空港双年展，杨振中感觉又回到了自己刚做艺术时的状态，凤和村这个地方和他们过去的展览场地都不一样，这是一个完全不适合做展览的地方，它反而更有挑战性。我们为每一栋可以做展览的房子建了3D模型，这个工作量相当大，艺术家对于他们的作品出现在这个非常独特的展览空间都很兴奋，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都是因地制宜的，很多空置的老房子留下的生活痕迹，艺术家们如获至宝，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移，做这个展览难度极大的地方是每位艺术家到这里都想尽情发挥，他们的要求都不一样，特别有挑战，也很刺激和有趣。

DBL：这次的展览场地似乎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改造前的临时空间，它们可能会面临示范区的改造，但同时又有其他的可能性，空港双年展在当中就是在试探它的空间潜能。

江宁：如果没有展览在这里发生，这个旧的村落肯定被推倒，或者被改造成示范区的样子。但正是因为空港双年展的发生，主办方投入资金对村子进行了基础的改造，新修了道路，加固了危楼，给展览空间重新组了电路，新装了空调，这次工程款也颇为庞大。这次的投入是试探性的，但我觉得它会不会打开这个村子未来的其他可能，现在还说不准，但它的未来肯定不会只有一个答案。

《与你的时间》／明日代理／玻璃钢、树脂塑料、电子元件／体积可变

DBL：这个展览发生在村子里，要和村民发生关系，在物权意识很强的岭南乡村，沟通起来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江宁：凤和村已被纳入航空特色小镇的发展范围，其核心区由迅和港文旅公司打造成空港文旅小镇，目前已经完成示范区的改造；村子另外的大部分区域，依然像中国的很多空心村一样，房子闲置，人去楼空，但还有少量居民继续生活在这个村子，主要是老人和小孩。我们的很多作品都是在村子里展示，我们需要一户一户去谈，这个洽谈过程当然很困难，但我们认为一定要尊重村民的意愿，要和他们沟通，并达成共识。

陆平原的作品《1984》是在四栋房子中间架上俄罗斯方块，这都需要跟村民去谈，方案改了多次，终于谈妥了四栋房子，但最终在作品实施的时候，有一栋房子的业主改变了主意，不愿意在它的房子上出现这个作品，最终《1984》就只在三栋房子实施了。业主不愿意，你碰都不要碰，敲个钉子都不行。还有毕蓉蓉的作品的实施，与楼下准备入驻的商户产生了冲突，艺术家为了保持作品的完整性，要求将一楼的墙面保持原样，但商户基于运营的考虑要求墙面刷白，门口要立招牌。我们和双方进行了沟通和协调，大家有商有量，互相妥协，就像划好了一条三八线，满足了各自的需要。

《1984》／陆平原／2019／综合材料／尺寸可变

这个展览发生在村里，并且还是物权意识非常强的岭南村落，和在白盒子空间做展览的挑战和遭遇都非常不同，这个展览就是一次探索和试验，它是野蛮生长的展览，不是策展人按照一个主题来选择艺术家严密实施的展览，我们的展览主题叫“极限混合”，它不仅是主题，还是这个展览的状态，没有哪个作品能够统领这个展览，也没有什么线索能够贯穿这个展览，没有线索就是它的特点，它就是非常真实的极限混合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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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L：你的老家是浙江，但很早就到广州了，并且还学会了讲粤语。讲讲你和珠三角的渊源和情感。

江宁：我第一次来广州是1990年，当时我在上海教书，我的一个同学的亲戚在广州开了一间工厂，需要设计师，这个工厂就是白云区人和镇石湖村，暑假的时候我就过来了，当时广州的村子的活力让我大开眼界，工厂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汇聚到珠三角，那个时期的珠三角乡镇生活对于来自上海的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可以看到香港电影和电视，广州的美食也很诱人，当然那个时候赚钱的机会也多，在广州做了三个月炒更的日子后，回到上海我就辞职了，1991年正式到广州工作，直到2009年才开始到上海。

当我因为做空港双年展重新回到人和，我发现现在的村子和二十多年已经大不一样了，当时的活力和民间的生猛劲已经消逝了。空心化的村庄的衰败景象，让我挺受触动的，当时的活力演变成如今的无聊。我在想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去重新激发这个地方的文化可能性，它的能量还是在的，只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个引燃的动作，而做一个双年展，也许是有效的方式。

烂尾楼成为一个七层楼的展览空间

DBL：这次的空港双年展，上海的艺术资源注入到这个岭南村庄，你是如何思考上海和广州这个地方的关系？

江宁：我们在筹备期间就和主办方有一个共识，就是不刻意和本地艺术力量去做互动，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种激发性的对话关系和冲击力。我在广州和上海都生活和工作了相当长时间，我认为这两座城市的文化在骨子里是相近的，都很包容，兼容并蓄，虽然上海会精致一些，广州会更粗犷更野一些，但他们都和城市自身延续下来的传统艺术冲突性地并存在一起，比如上海的当代艺术和海派艺术，广州的当代艺术和岭南画派，冲突并不是坏事，有冲突才有持续，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处在平衡的状态，你需要不断打破平衡。两者之间应该是互相激发、和平共处的关系。

比如徐震这次做了一个招财猫的装置，广州人喜欢招财猫，但这次它是受伤的，缠上了绷带，徐震从本土文化中发掘一些视觉符号，但不是去取悦，而是有些调侃，希望带出一些思考。这次的作品和这个村子的关系，我认为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制造了一种冲突关系，广州人喜欢到村里找野味，广州人的鼻子特别灵敏，哪个村子里有美味都会扑过去，当大家在村子里发现有很棒的作品，这就会对平常的认知产生冲击。

《I’m fine!》／徐震®／2019／充气雕塑

对于村里的居民也是如此，一开始会对这种反差产生好奇，时间长了就习以为常了，如果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放一个关公像，大家可能看都不会看，因为这是他们习以为常的物件。我觉得当代艺术进入村子的意义就在这里，它能制造冲突感，通过冲突把常态化的空间能量和社会潜能激发出来。

连接不同展览空间的巷道

DBL：既然这个展览是按照双年展模式来做的，做了第一届，然后呢，有什么计划？

江宁：首先这个展览不是一个展出三个月都撤离的展览，一开始做这个双年展，我们就希望有些项目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比如我们请艺术家张鼎在示范区（空港文旅小镇）开了一个酒吧，这是他的第三代“金吧”作品，前两代是试验性和装置化的尝试，这次是真实地开了一个酒吧，这是一个由金、灰、红三个空间构成的酒吧，取名“Golaad club”，它会在这个“小镇”上长期经营，也许会成为大家的打卡地。

《GOLD CAN MOVE THE GOD》／张鼎／2019／综合媒介／尺寸可变

这次展览结束后，没顶公司和香格纳画廊会继续在这里停留一年，香格纳画廊是以“展库”的方式进行空间运营。我希望这个地方以后能有艺术家的工作室进来，形成自身的一个艺术生态，而不是总是需要导入大量外部资源，它自身就具备内容生产的能力。以后再做日常性的展览，只要定好主题，做一个艺术家工作室开放日，就可以形成这个地方的艺术内容。

至于未来的第二届空港双年展怎么做，我想规模可能会更大，展览场地会更多，极有可能出现多点联动的情况，未来想象的空间很生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