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革命到彼革命 上上篇
东京宫秋季展，JEREMY DELLER的白卡游戏——从此革命到彼革命，
同样是一个是我十分喜欢的展览，它是一条把艺术串起来的线，
用“地理”来对抗“历史”，
用“块茎”来对抗“大树”，
用“SUPER-POSITION（重叠）”来对抗“EX-POSITION（展览）”
它成为我十分想要的“写作的题材”——
我们如何成为“革命性”与“创造性”？
0 -- 关于所谓艺术评论
我们应该停止“成为艺术评论”。我们应该停止写所谓“艺术评论”。
1 -- “点”与“线”
在量子物理中，一个粒子的“速度”越是清晰，它的“位置”就越是模糊，反之亦然。
所以一个粒子本身能有一个波函数，这个波函数可以由薛定厄方程解出。
在实验室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照片，清晰的表征出同一个粒子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多个不同位置，
同一个粒子，这里指的是相同一个“物质”，而不是同一类“物质”，
而其实，同一个粒子在相同时间里，可能拥有3000多个或更多的“位置”，
然而你无法去测量它的确切位置，因为当你获得其中一个“位置”，所有其他的都会消失，
也就是所谓薛定厄方程的“崩塌”。
这说明一个波函数，其本身拥有接近无限的“可能性”（位置）—“多”
然而一个粒子，你越是确定其位置，它只会崩塌成为“一”。
而用波函数来描述一个粒子，是在用一根线来代替一个点。
粒子如果是“物理点”，那么他们彼此碰撞时会相互影响而使彼此轨迹偏离，
然而在量子场中两个粒子比如电子与其反粒子正电子相碰撞，它们会相互湮灭，
并再产生一对新的正负电子，从新的轨迹射出，
如果把粒子假设为“物理点”，那经典力学在量子场中完全失效。
而如果我们假设粒子并不是零维空间的“物理点”，而是一条一维空间的“线”，
这条线可以有其端点，或者头尾合并为一个圈，
而我们再假设这条线有其各自频率，就像一根提琴的“弦”，这根弦由于振动成为粒子，
那么我们在量子场论中，出现就只是碰撞时两根“弦”之间的频率相互合并并分解，
在时间中的连续历史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弦世界片”。
量子物理中的弦理论，同样的是在同一根一维空间中可振动的线，来代替零维的点。
一根线，比一个点具备了无限更多的可能性，概括性，倾向性，潜在性，创造性。
2 -- 二元机器
如何处理“一”与“多”之间的问题？
坚持论证一元论的人是不坚固的，因为在“一”，与“非一”的“多”，之间，
同样建立了“一”与“非一”的二元。
本体论在现象学产生后崩塌，我们停止论证“是”：
什么“是”人，什么“是”物质，什么“是”意识，什么“是”是……
因为由柏拉图提出的“概念”，即一种纯粹，一种绝对，一种排它，是难以存在的，
柏拉图的“概念”，是要解决“选择”与“判断”的问题，即选择最为纯粹的，最为理想的。
如何判断一个“母亲”是否是一个“母亲”，这个并不困难，
但是我们有了“概念”之后，我们学会了创造，定义概念，我们创造了“理想母亲”这个概念，
一个“理想母亲”的概念是纯粹的，但一个“母亲”，她可以同时是一个“女儿”，
同时是一个“妻子”，同时是一个“护士”…她并不是“纯粹”，
世界上最接近“理想母亲”的是圣母玛利亚，她没有“历史”，她“无沾成胎”。
“概念”服务于“判断机构”。
而在国家中，“概念”服务于“审判机器”。
笛卡儿的二元论—“非物质”“即精神”，“非男”“即女”，“非胜”“即负”……
的一对一二元关系，同样在现象学中成为一对多，
然而一对多的所谓一元，其实上仍然是二元。
而就上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一直以“概念”为中心，服务于“审判机器”。
国家一直占有“审判机器”，因为“审判机器”是最有力的控制工具，
在“审判机器”下，我们只能做“是”与“非”的选择，服务于“二元机器”，
比如说我们只能选择是“男”是“女”，是“学生”是“不是学生”，是“左派”是“右派”，
是“革命”是“反革命”，是“好人”是“坏人”，是“病人”是“不是病人”，
是“犯人”是“不是犯人”……
所以组成“我”的，将是各种“现象”，各种“概念”，各种“标签”，
这个在“二元机器”的选择判断后，“我”将被送去“审判机器”。
“我”在“审判机器”之前，永远会被描述成为一个“点”，
“审判机器”永远不允许“我”被描述成为一条“线”，
即“非男非女”“又好又坏”“时左时右”……
3 -- 国家的控制性
首先让我们不要带主观色彩来解读“控制性”这个词，这里的感情色彩一直为“中性”。
国家占有道德与法律各种“审判机器”，同时又有各种机构工具辅助“审判机器”，
“军队”“学校”“工厂”“医院”与“监狱”。
（当然还有各种派生词如“银行”“媒体”“家庭”……）
福科的研究是卓越的，他对“精神病历史”“性的历史”与“监狱的历史”等研究考古后，
试图解释国家的纪律性，惩戒性与控制性。
我们常说我们当代是个信息化世界，什么是信息化？什么是信息？
信息依然是服务于社会的控制性。
传达一个信息，一直就是在试图控制这个信息的接收者。
比如平面设计，要服务于用视觉整理信息，用视觉来重新对信息编码，并让接受者成功用视觉解码，
最后获得信息。
比如公共关系，市场研究，同样是制造信息，找到并定义接受者，编码解码传达信息，
排除噪音，根据接受者反映调整，最后达到控制接受者的反应达到传达的目的。
文化传播真的是在文化传播？
亦或是在历史之中试图对我们进行传达？进行控制？让我们反应而达到某种目的？
传统文化的传承，道德传播，种种手段以防我们突变。
人文风俗习惯，难道不是一种秩序化，纪律化？
何为？控制化是为了我们在“审判机器”面前更加精确，
而最精确的，我们必须在“审判机器”面前选“一”个位置，成为一个“点”。
而当我们被描述成为一个“点”，我们势必缺少了无限“可能性”“革命性”与“创造性”。
4 -- 什么是一个“创造性”行为？
（待续）
东京宫秋季展，JEREMY DELLER的白卡游戏——从此革命到彼革命，
同样是一个是我十分喜欢的展览，它是一条把艺术串起来的线，
用“地理”来对抗“历史”，
用“块茎”来对抗“大树”，
用“SUPER-POSITION（重叠）”来对抗“EX-POSITION（展览）”
它成为我十分想要的“写作的题材”——
我们如何成为“革命性”与“创造性”？
0 -- 关于所谓艺术评论
我们应该停止“成为艺术评论”。我们应该停止写所谓“艺术评论”。
1 -- “点”与“线”
在量子物理中，一个粒子的“速度”越是清晰，它的“位置”就越是模糊，反之亦然。
所以一个粒子本身能有一个波函数，这个波函数可以由薛定厄方程解出。
在实验室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照片，清晰的表征出同一个粒子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多个不同位置，
同一个粒子，这里指的是相同一个“物质”，而不是同一类“物质”，
而其实，同一个粒子在相同时间里，可能拥有3000多个或更多的“位置”，
然而你无法去测量它的确切位置，因为当你获得其中一个“位置”，所有其他的都会消失，
也就是所谓薛定厄方程的“崩塌”。
这说明一个波函数，其本身拥有接近无限的“可能性”（位置）—“多”
然而一个粒子，你越是确定其位置，它只会崩塌成为“一”。
而用波函数来描述一个粒子，是在用一根线来代替一个点。
粒子如果是“物理点”，那么他们彼此碰撞时会相互影响而使彼此轨迹偏离，
然而在量子场中两个粒子比如电子与其反粒子正电子相碰撞，它们会相互湮灭，
并再产生一对新的正负电子，从新的轨迹射出，
如果把粒子假设为“物理点”，那经典力学在量子场中完全失效。
而如果我们假设粒子并不是零维空间的“物理点”，而是一条一维空间的“线”，
这条线可以有其端点，或者头尾合并为一个圈，
而我们再假设这条线有其各自频率，就像一根提琴的“弦”，这根弦由于振动成为粒子，
那么我们在量子场论中，出现就只是碰撞时两根“弦”之间的频率相互合并并分解，
在时间中的连续历史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弦世界片”。
量子物理中的弦理论，同样的是在同一根一维空间中可振动的线，来代替零维的点。
一根线，比一个点具备了无限更多的可能性，概括性，倾向性，潜在性，创造性。
2 -- 二元机器
如何处理“一”与“多”之间的问题？
坚持论证一元论的人是不坚固的，因为在“一”，与“非一”的“多”，之间，
同样建立了“一”与“非一”的二元。
本体论在现象学产生后崩塌，我们停止论证“是”：
什么“是”人，什么“是”物质，什么“是”意识，什么“是”是……
因为由柏拉图提出的“概念”，即一种纯粹，一种绝对，一种排它，是难以存在的，
柏拉图的“概念”，是要解决“选择”与“判断”的问题，即选择最为纯粹的，最为理想的。
如何判断一个“母亲”是否是一个“母亲”，这个并不困难，
但是我们有了“概念”之后，我们学会了创造，定义概念，我们创造了“理想母亲”这个概念，
一个“理想母亲”的概念是纯粹的，但一个“母亲”，她可以同时是一个“女儿”，
同时是一个“妻子”，同时是一个“护士”…她并不是“纯粹”，
世界上最接近“理想母亲”的是圣母玛利亚，她没有“历史”，她“无沾成胎”。
“概念”服务于“判断机构”。
而在国家中，“概念”服务于“审判机器”。
笛卡儿的二元论—“非物质”“即精神”，“非男”“即女”，“非胜”“即负”……
的一对一二元关系，同样在现象学中成为一对多，
然而一对多的所谓一元，其实上仍然是二元。
而就上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一直以“概念”为中心，服务于“审判机器”。
国家一直占有“审判机器”，因为“审判机器”是最有力的控制工具，
在“审判机器”下，我们只能做“是”与“非”的选择，服务于“二元机器”，
比如说我们只能选择是“男”是“女”，是“学生”是“不是学生”，是“左派”是“右派”，
是“革命”是“反革命”，是“好人”是“坏人”，是“病人”是“不是病人”，
是“犯人”是“不是犯人”……
所以组成“我”的，将是各种“现象”，各种“概念”，各种“标签”，
这个在“二元机器”的选择判断后，“我”将被送去“审判机器”。
“我”在“审判机器”之前，永远会被描述成为一个“点”，
“审判机器”永远不允许“我”被描述成为一条“线”，
即“非男非女”“又好又坏”“时左时右”……
3 -- 国家的控制性
首先让我们不要带主观色彩来解读“控制性”这个词，这里的感情色彩一直为“中性”。
国家占有道德与法律各种“审判机器”，同时又有各种机构工具辅助“审判机器”，
“军队”“学校”“工厂”“医院”与“监狱”。
（当然还有各种派生词如“银行”“媒体”“家庭”……）
福科的研究是卓越的，他对“精神病历史”“性的历史”与“监狱的历史”等研究考古后，
试图解释国家的纪律性，惩戒性与控制性。
我们常说我们当代是个信息化世界，什么是信息化？什么是信息？
信息依然是服务于社会的控制性。
传达一个信息，一直就是在试图控制这个信息的接收者。
比如平面设计，要服务于用视觉整理信息，用视觉来重新对信息编码，并让接受者成功用视觉解码，
最后获得信息。
比如公共关系，市场研究，同样是制造信息，找到并定义接受者，编码解码传达信息，
排除噪音，根据接受者反映调整，最后达到控制接受者的反应达到传达的目的。
文化传播真的是在文化传播？
亦或是在历史之中试图对我们进行传达？进行控制？让我们反应而达到某种目的？
传统文化的传承，道德传播，种种手段以防我们突变。
人文风俗习惯，难道不是一种秩序化，纪律化？
何为？控制化是为了我们在“审判机器”面前更加精确，
而最精确的，我们必须在“审判机器”面前选“一”个位置，成为一个“点”。
而当我们被描述成为一个“点”，我们势必缺少了无限“可能性”“革命性”与“创造性”。
4 -- 什么是一个“创造性”行为？
（待续）
从此革命到彼革命 上下篇
4 -- 成为程序在福柯所描述的惩戒性社会，纪律性社会中，每个人的识别系统并不复杂，我们只需要一个签名与一个社会身份号码。而巴勒斯所描述的当代控制性社会，我们的个人识别系统只需要一串数字。惩戒性社会的没落是由于人民设定了“逃跑路线”，人民在远离社会，然而社会进化成为控制性，社会正在“成为虚拟”，“成为主机”，这种社会迫使人民也正在“成为编码”，“成为程序”，你并不需要多强大的想象力也可以预知到不远的将来，我们会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钱已经完全虚拟化，你需要的只是一张卡，这张卡不只是连接着你的虚拟帐户，还连接着你的信用帐户，这张卡还是你家里的钥匙，是你办公室的钥匙，是你交通工具的钥匙，你居住社区的钥匙，是你的护照，你的身份证，这张卡而已无时不刻的告诉主机你的坐标，我们不需要通过你的样貌来识别你，因为整容可以提供给你无限样貌可能性，你可以转换修改DNA与蛋白质折叠，当然指纹与虹膜也不再能够被识别，甚至你可以转换个人体内电磁场，再没有任何物理特征可以识别个人身份，我们都将会被程序化，成为一张卡，成为一串号码。 越狱里面描写了这样一个叫“公司”的幕后组织，在绝对的控制之下，对任何威胁都给予追杀，权力之可怕让许多“主角”插翅难逃，不只你会被追杀，与你有过联系的人一样难逃劫难。惩戒性社会的权力中心在于国家，但控制性社会的权力中心可以不是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公司”。 电视剧英雄里面莫利的能力是十分可怕的，她可以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坐标，在这种绝对控制下，你只能不断的逃，只要你一停下来，你就会被找到，你必须成为一条无法预知的线，成为一条“为知”的逃跑路线。 5 -- 逃跑路线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他们伟大，是因为他们都在逃，他们没有任何逃跑计划，没有任何逃跑路线，他们一直在做的，只有逃。 “逃跑”，是争对“黑洞”这个概念而言，黑洞的设定，本身就消除了逃跑的可能性，是一个绝对权力，一个“吞噬”，质量之大连光都无法逃逸。 狄厄尼索斯在逃，厄俄普斯在逃，西绪福斯在逃，哈姆雷特在逃，维吉尼雅·沃尔夫在逃，卡夫卡在逃，陀斯托涅夫斯基在逃，黑泽明在逃，尼采在逃，凡高在逃，佛朗西斯·培根在逃……去年奥斯卡《老无所依》，描写的就是一条完美的逃跑路线，《时时刻刻》，3个不同时代女人的“逃离时间”，“逃离女人”，《一往无前》，名字本身就是一条逃跑路线，强尼·凯什的“逃离音乐”，你甚至可以说《穿越美国》跟《阳光小美女》都是逃跑路线，在“逃离自我”…《穿越美国》十分出采，主角本身就有十分迷离的气质“逃离男人”，“成为女人”，但她在发现自己变性之前还有个正在青春期儿子，她又必须下决心横穿美国去“成为家长”，在遇见她儿子之后，她又必须“逃离家长”，而带自己儿子回父母家时，她自己又因为在“成为孩子”而想“逃离孩子”，而在自己孩子爱上自己之前，她告诉她儿子真相，她失去了她孩子，使她又一次“逃离男人”，而结局戏剧化的她不只真正“成为女人”，而且“成为母亲”。这个本身就一直游历的点“男与女”“夫与子”“真相与谎言”，在这条逃跑路线中“成为母亲”。 伟大的艺术家哲人们，大部分一生都是疾苦悲哀的，大部分都善无善终，自杀的自杀，服毒过量的服毒过量，顽疾不医的顽疾不医，精神分裂的精神分裂，这是个现象？还是逃跑路线中的最后一关？德勒兹晚年顽疾不医，一辈子都在贯彻游牧精神的他在95年跳窗自杀，而且临终的他几个月没有出过半步门，当代社会的巴托比。 6 -- 何为一个创造性行为安德列·马勒豪说过：“艺术，是唯一一个抵抗死亡的行为。”“逃离死亡”，“逃离遗忘”这些都是很强烈的概念。德勒兹说：“艺术，是一个抵抗（阻力性）的创造行为。” 物理在创造功能，哲学在创造概念，艺术在创造感官，写作在创造性格，一个创造性行为，是一个不断抵抗社会控制性的行为。写作也好，艺术也好，他们目的绝对不在交流，交流是在传达“信息”，是在试图“控制”观者，“催眠”观者，而创造性行为恰恰是在抵抗这种控制性，哲学家从来就没有企图成为“人民老师”，德勒兹在何为哲学中写到：哲学不是冥想，哲学不是交流，哲学不是意见，哲学是很纯粹的在创造概念，回答问题。艺术家不需要哲学来做艺术，数学家不需要哲学来解方程，人民不需要哲学来生活。 如何创造？或者说如何抵抗控制，保持创造性，保持革命性？先要逃。不需要任何逃跑计划，不制订任何逃跑路线，之中你才有两件最具备创造性的事物发生：“相遇”与“成为”。 7 -- 狄俄尼索斯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