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葛姆雷:用VR让观众“登月”
发起人:号外号外  回复数:0   浏览数:1721   最后更新:2019/04/08 13:52:55 by 号外号外
[楼主] 之乎者也 2019-04-08 13:52:55

来源:泼先生PULSASIR


本文选自“第六届广州三年展”的读本和画册《诚如所思:加速的未来》(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12月),版权归广州三年展所有。泼先生发布此文已获授权本文原标题为“前馈:世俗的感性及机械传感”,现有标题系编者所加。封面图片为第六届广州三年展上贝恩特·林特曼&彼得·魏博尔的互动装置作品《YOU:R:CODE》。文中插图来自网络。


前馈:世俗的感性及机械传感


作者:马克·汉森(Mark B.N. Hansen)

译者:顾虔凡


所谓“21世纪的媒介”,我更多的是指一种趋势而非一组物件:这种趋势是,媒介不需要与人类的感官知觉及意识觉醒有任何直接的关联就可以在微观时间的尺度之下运行。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数字计算引发的媒介革命的结果:今天的微传感器与智能设备允许对感官的混淆进行直接的干预,并且这种干预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有史以来第一次,现在的媒介可以很典型地在对人类认知及感知经验产生更多划界影响之前就独立地影响感官的混淆。

从这个意义来说,21世纪的媒介构成了一种新的挑战。它们挑战着我们去建立一种与它们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们与此前的媒介大为不同。与19世纪和20世纪那些典型的记录性的媒介不同,当时的媒介系统与人类感知知觉的耦合与同步形成了某种终极之事——如果不能称之为结构性的前提的话。到了21世纪,媒介不仅仅抵制任何形式的直接同步,此外还会针对那些人类与媒介系统简单直接的同步而质疑媒介模式的可行性。面对今天媒介所处的环境性效应——就其定义而言,所谓的环境性效应发生于我们的意识之外——我们必须通过环境性媒介对体验造成的影响来努力揭示其中的复杂网络,并且建立起一种能为其操作提供理解的关系,哪怕这种关系尚不能成为一种独特的代理关系。


超越意识


19世纪和20世纪的媒介,记录的实现主要基于一种体验式的统一性,并且服务于个人及文化的记忆,当然记录并不是唯一的手段。记录性媒介的典型形式包括了单帧的摄影图像、静态照片、电影式的动态影像以及连续的视频光栅扫描。相比之下,在今天的媒介网络中,记录的实现主要基于“次体验”及“微观时间性”的统一性,并且服务对象通常以未来为导向,是当下行动中“非审议性的”那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非传统审议性的”);其典型形式包括了计算性的数位以及模拟通量的一种“细致的铭文”。此外,记录性的设备现在主要是为那些介于我们智能手机的运行所必需的机器以及其他微观计算设备之间的交流所服务的。

如果与人类元素的交互仍旧存在——而且我打算以最有力的方式来论证它确实存在——那它已经失去了其直接性。与以往媒介“内容”的存在不同的是,人类的经验的构成必须是分子式的行为痕迹,这些痕迹所记录的是增量式的配置而非一种整体经验。总而言之,被今天的媒介所存储下来的已经不再是人类的经验本身了,而是记录分子增量式行为的数据数位,而这些数据数位本身并不等同于一幅整合了人类“生活经验”的全貌。

面对21世纪的媒介,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早就该被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媒介应当只用以意识为目标的方式来运作?因为它们在“次感知”“次意识”的层面上处理经验的问题,所以21世纪的媒介为我们提供了针对经验与(更高秩序的)人类经验之间彼此长期关联的悬置,并且应当转而将重点放置于针对经验的异质性及多重标量的范围,因为它的运行紧随着因果效应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从最基础的量子层面一路直达最宏大的宇宙的连续性。在整个扩展期间,经验的意义必然会发挥作用,因为它再也不能简单地假设由我们——我们这些之前有特权的人类——来确定其范围界限。今天的计算性环境以及仿生体的补充无处不在,它们通过从根本上重新配置我们的经验所发生的感官领域来达成消化,而不是通过为我们的意识处理提供新内容,或是为我们提供新的感官能力进而经由我们的化身来达成配置。

如果这些媒介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所体现出来的这种有思想的宏观的生物——去获取经验的“微观时间性”并据此采取行动,那么它们确实这么做了,而且这正是因为它们绕过了意识及体现,也就是说,因为它们绕过了意识及体现的局限所在。


在感知之下


“21世纪的媒介”就其范围而言大多是环境性的,这就意味着它们对于经验之物质性的影响所基于的更多的是元素性而非感知性的层面。更确切地说,它们通过对正在进行的世俗的感性产物进行塑造,反过来促成了一种感知复合体,在这种复合体中同样能产生适当的感知。

我分析中的一项重要主张所涉及的是一种有利于感觉的感知转移——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应该称其为“世俗的感觉”——这是21世纪的媒介的经验性关联所必需的结果。“维基百科”将感知定义为“通过组织和解释感官信息来获得对环境的认识或理解的过程”。这个定义,在我看来,完美地捕捉到了介于感知和感觉之间的区别,这一点在此也很重要:感知的特点是,一个系统的操作与一处环境不同,并且它涉及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其基于的是自环境中收集感觉信息的系统所表现出的某些行为。由此,我们可以说,感知在比感觉更高的组织层面进行运作,而感觉比感知更“原子化”,因为它涉及传感器与环境之间的特定感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它们而整合到更为统一的感知运作之中的。

有鉴于这种发展,我要宣称:21世纪的媒介所调解的是感觉本身,而这种调解的运作——与我们感官的调解(如麦克卢汉的理论)或是我们过往的经验(斯蒂格勒的理论)都大为不同——主要发生在感知范围之外。相较于调解我们定性的经验本身,21世纪的媒介调解的是这种经验的感觉基础。这种情况对我们必须尊重的媒介运作施加了一种至关重要的限制:21世纪的媒介只会间接或远程地影响更高秩序的经验形式,像是感性感知或意识。它们更为基础、直接的影响是作用于世俗的感性本身的。


一种新的无实体的力量


一种将毒药和解毒剂的双重结构结合在一起的药理性的结构,似乎位于21世纪的媒介的核心处:它们将感性意识从其作为经验仲裁者的特权地位进行降级的同时,21世纪的媒介提供了意味着人类可以获得似乎在降级后丢失了的那些经验。它们切切实实地提供了有关这种现已丢失之经验的数据。然而,相较于写作——自柏拉图开始,药理学媒介的那些哲学性范例——以及其他早先的技术媒介而言,这一药理性结构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写作代替了技术媒介,直接反馈了它所带走的东西。而21世纪的媒介以记忆“自然的”来源交换了一种“人造的”来源,它设计经验模式的交换,也是经验在时间尺度上的一种交换:我们在对环境感知性的理解方式中的所丢失之物,经由一种与这个世界进行扩展的、微观时间性的、数据调解的沟通而重新被获得了,这些丢失之物没有感知性的维度,也并不需要开发出感知性的维度以屈从于经验。

自柏拉图开始,经由麦克卢汉到德里达和斯蒂格勒,从这一媒介修复之线性发展中产生根本突破的是,21世纪的媒介在世俗感性之因果的基础建设中直接进行调解。无论它对人类经验的影响具体是什么,那都是更大的调解的一部分:通过对世俗的感性进行调解,21世纪的媒介同时也对人类的感性进行调解,而此前,这些媒介则处于感觉之下。


针对数据采取行动


在这些转变之后发生的事就是媒介之运作的加倍或分裂:一方面,21世纪的媒介调解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经验得以发生的感官连续体;另一方面,当它们以人类可以感知的方式预先识别感性的数据时,21世纪媒介作为服务于人类的媒介而发挥作用,就像传统意义的媒介那样。我要反复强调这第二种——补充性调解的核心地位,及其所调解的经验元素的核心地位。确实,要想捕捉21 世纪的媒介药理性维度之单一性的一种方式,是要揭示出它们绕过意识缓慢的时间解析的方式,从而使我们与感官连续体的物质连接以及操作层面的代理都达成最大化的状态。正是因为它们超越了感官感知的时间边界,21世纪的媒介才得以扩展经验:虽然感知意识只有在后者进入到其操作系统的弹出窗口时,在我们现在生活环境中随处可见的技术传感器才有能力在其运作之微观时间性的层面直接捕捉经验性的事件,并且——它独立于意识调解之外地——用可以影响意识自身在这世界中未来代理物的方式,将“它们填充到”(未来或是“即刻到来”的)意识。换言之,当体现出的意识只能等待微观感官的经验来得以体现并且产生自我参照的新兴效果时,从世俗感性中收集而得的微观时间性的数据,使得人们有可能在意识中传达这种感性,以一种其运作不受减弱的方式,并且其延迟时间要短于通过“有机”渠道锻造意识得以生成的解析时间。换句话说,在一个比任何可能出现的紧急效应更早的时刻,从行为中直接收集的数据允许了针对数据所采取的行动,或者说是由那些数据布告而出的行动:数据的直接收集促进了时间框架内的行动,远远超过了感知(和感知性)意识存之于世的时间性特征。伴随着这样的可能性,意识的功能从根本上被重新用于一个更大的设计项目的代理性事物:意识配备着有关其自身构成的感性的数据,它可以切实地设计其自身经验的未来。


非平等审议时间的原则


我们的技术文化对我们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要让我们在没有任何先前意识和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有意识审议的情况之下就采取行动。如果我们来概括这一原则,我们会逐渐看到指定的时间框架和大规模数据收集能力的组合如何共同承担了一个我们不得不经历的认知不透明的系统。因为它通常涉及资本主义产业中引人注目的消费者的反应,我将通过“非平等审议时间原则”来描述这种时间压力与不平等资源组合产生的影响;这一原则表明,(复杂奢侈的)审议的能力,已越来越多地落在资本主义体制机构的一边,甚至可能成为其独断的特权。更确切地说,这一非平等审议时间的原则表明了这样一种在我们当代世界里非常典型的处境,即个人文化消费者所做的决定可以被操控——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有效的“预先设定”——以作为“数字洞察力”成为一种为公司提供利益的微观计算机感知的行为驱动的结果。文化产业可以绕过意识并且直接进入行为、生物识别和环境性的数据。正因如此,它们越来越具备了捕捉我们“注意力”而无须我们任何意识的能力:恰恰因为它将有意识的审议和反应置于游戏之外,躲避意识监督的微观时间性的行为数据就使得今天的文化产业能够在征求和回应的闭合循环之间收紧两者的关系。也同样出于这一原因——意识审议在文化征求的场景中越来越边缘——21世纪的媒介的影响只能通过高阶人类经验模式来被间接且事后地感受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只有前馈循环才能真正地调解因果效力的数据(由21世纪的媒介进行测量、计算和分析),以便将来的意识能纳入其即将到来的活动中。


识总是来得太晚


如果我们有希望干预我们的欲望经由媒介辅助而行的资本主义运作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在这种工具化的闭合循环中引入新的方法来发展“立足点”。在文化研究中占据各种程序核心地位的旧方法——即解码和去神秘化,文化的干扰和塑化等——尽管有着无可否认的贡献,但面对当今媒介营销公司和数据公司残酷的功能主义,也都是无能为力的。它们没有力量,也就是说,作为干预文化生产的物质,对文化过程和产品的任何商议性进行重新占用,这些实践必然发生在文化产品和文化产品之主要影响的事后和侧面,这些面向同时也是当今资本主义文化产业所带来的压倒性资源,以便能“预设”我们的反应。

这种从影响中重新占有的分离,是由于有意识的审议作为决策制定的一个要素而被边缘化了:文化的重新占有是针对某一文化产品做某事的审慎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的重新占有总是发生得太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错过了标记线。而凭借其针对基础设施元素为我们的反应提供信息的复杂方法,今天的文化产业越来越能够将我们有意识的审议工作从循环当中切除了。


解放“感性过剩”的抗争


不过,这种失去掌控中有一个重要的反面。同样的技术促成了文化加速以及对审议时间进行资本化的征服,它们可以被用来进行我们认知操作的“技术分配”,而这种方式可以扩展我们的代理机制,且不需要通过意识对这样的扩展进行记录——无论是在操作层面或实时层面。当代技术文化这种恰当的药理学方面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在对审议时间进行征服时,今天的数据驱动型文化产业开发了研究工具和技术,这些工具和技术也可以作用于根据权力制定延迟的认知感知系统,这些系统根植在数据的力量以及向前推进的能力之中。如果这种技术上分散的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在文化影响之运作时刻上重新获得某些中介机制手段的话,也就是我称之为感性之运作性的存在,那么这个中介机制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以此前被意识占据之地的骄傲作为代价。

技术分布的后现象学阶段的开始,带来了人类机构在人类经验之感官条件上进行基本扩展的潜力。随着智能设备和微型传感器现在对我们生活世界的填充,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来获取我们经验的各个方面——从适当的环境元素到身体体验——否则那将超出我们感知意识模式的掌握。然而,这种潜力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被开发,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文化产业所利用了;为了在消费者过去的行为和他们可能的未来活动之间建立起极其具体的闭环回路,就需要广泛地收集和分析行为痕迹,即感性数据,而今天的文化产业已经很大程度上选择了21世纪的媒介的开放性潜能。

这本身就使21世纪的媒介成为政治性的论争。在当代文化产业的影响下,我们必须努力保持21世纪的媒介开放性潜能,并将其部署到“人文主义”的目的之上,不是狭隘工具而是广义和开放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因为它们增强了人类经验的强度或改善了人类生活。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为解放“感性过剩”而抗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获得那些固有的解放和过度的“感性过剩”——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来附加于新关系的产生。这种斗争的目标使这样的当代资本主义势在必行地减少:在具有特定功能目的的狭窄联合中,将潜力降低到完全工具化部署的程度。


“前馈”(Feed-Forward)


这种经验的分散——以及体验式的现状——是我称之为“前馈”的体验结构。这种前馈结构决定了高阶(人类)体验的不同元素——每一种体验本身就是一种体验——会统一起来呈献给意识,这种统一的实现基于各种围绕着即将来临的未来时刻的融合。与21世纪的媒介的相关经验模型是一种植根于感官异质性和多元化经验核心的模型,在其中,感官生活使其依赖于感知知觉和意识中的表现,并且通过人为的技术手段变得可以直接解决并且可以被预先识别。因此,当代体验的“前馈”结构包括了两个不同的要素:一是感觉的因果和物质的自主性,以及与任何高阶呈现相关的不同的感性水平;二是事后的意识感知和意识的重新描述,以及因此未来或刚刚来的更原始、自主的感性的影响。

我在这里想要扩展“前馈”的意义,它必须在操作上区别于“反馈”的控制论概念,以及用于神经科学(作为反馈的对应物)的前馈概念,来描述感受的途径如何从大脑传达到感觉的神经末梢。后两种概念化(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异)的利害关系是在系统内部发生并且为了维护系统功能的操作。相比之下,这里讨论到的前馈结构的利害关系是对技术系统(21世纪的媒介)收集和分析的感性数据所进行的彻底的介入,它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技术-生物性系统(监督性的意识)不是为了维持后一种制度的运作,而是为了扩大其对自身情况的物质因素的访问和其(潜在的)代理。因此,动态平衡让位于强化,因为复合前馈循环开始以螺旋形向外延展,这只能被描述为一种扩张的共振——不过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不断扩大的外部共振——它发生于意识及其总体的情况之间。这种扩展的共振为意识设计自己的未来提供了基础,以应对当今数据行业的共同选择。

我们越来越多地在一个双层结构的平台上体验着媒介——例如Facebook的结构——其中感知性访问的媒介受到了深层背景下媒介的加倍增多、扩展和取代,它们超越了感知及有意识的关注,甚至是情感的调节或不和谐。如果我们身处的时代标志着一个特定阶段,即在逐步持续地从人类的媒介向环境性媒介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那么正是它将数据的生产力作为感性资源的集中,并且这样一来就揭示了目前席卷文化领域的积极方面……获取感性数据的每一个行为本身都是一个创造新感受的过程——感觉则反过来又被添加到现存的感性数据中。这种“感性数据传播”的过程完美地捕捉了潜能与过程之主观维度相关的方式:它远远不是一个惰性的计算源,而正如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潜能。这就是为什么数据挖掘和分析不仅仅是计算预先存在的可能性空间,而是确切地创建新关系,从而创建新信息(新数据)来作为其运算的结果。


调解世俗的感性


在当前时刻我们必须掌握的是媒体的双重数据结构—获取世俗感性的行为本身是一种新的感受性的事实,它会立即地被自动添加到世界中——为感知数据传播提供一个作为潜能的具体结构。因此,这种双重数据结构有助于澄清21 世纪的媒介的本体论和时间性的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助于准确地说明获取问题的利害关系;对我来说,这就是21世纪的媒介的关键操作。在“数据感知”带给人的印象中——获取感性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理性——我们遇见的是21 世纪的媒介之“间接性”的完美表达:21世纪的媒介将人类经验作为获取世俗感受活动的简单结果。而且,它们在存在的方式上是充满潜能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与可能由它们构建的任何事件相关联的:因此,获取世俗感性的纯粹举动并不直接或必然对任何事件产生任何影响,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扩展的感性,也就是说,一种潜能的来源,它可以在人类经验的层面上产生具体影响。

通过在人类经验模式和感性的数据之间建立起间接的联系,获取后者的行为可以说就是21世纪的媒介的“内容”了:21世纪的媒介不是为人的能力引入新的假肢,或者在其生活的参数之外对经验进行注册、存储和传递,而是完全由调解世俗感性领域的行为组成的人类的经验模式,尽管那些行为往往只是间接和远程的操作。请让我再一次地强调这种调解与这些模式的独立性所在:21世纪的媒介的过程旨在不将感性转化为这些人类经验模式的框架,而是要融入人类经验中的经验数据;尽管这些数据永远不会被人类鲜活地体验,并且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仍然以其激进的外在性作为标志。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试图准确地展示21世纪的媒介是如何标志着从人类性媒介到环境性媒介的一种转变:它不以任何简单的方式来放弃更传统形式的媒介运作[ 事实上,媒介也会继续发挥其假肢的功能(麦克卢汉、斯蒂格勒),或是作为注册、存储和传输的系统(基特勒)],21世纪的媒介——更确切地说,21世纪的媒介所提供的感性的扩展——目前正在逐步挖掘感性之扩散的操作,并从其长期支持(且长期以来一直被引导)的感觉、感知和认知行为中解放其力量(或因果效力)。有了21世纪的媒介,我们可以独立于与人类经验模式的相关性之外来解决感性本身,正是这样的解决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产生的新感觉,包括了21世纪的媒介的内容,及其承诺。


马克·汉森(Mark B.N. Hansen)


马克·汉森(Mark B.N. Hansen)是美国杜克大学文学课程和杜克大学艺术、艺术史与视觉研究系詹姆斯·B·杜克讲席教授,是杜克大学计算机媒体艺术与文化课程联合创始者。汉森的研究、写作和教学专注于探究技术在人类能动性、环境过程和社会生活,以及在人类-机器个体化的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开展了一系列跨领域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文学研究、电影与媒体研究、过程哲学、现象学、科学研究、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以及环境研究等,汉森致力于探究不断的技术外化(technological exteriorization)所产生的意义,这种外化构成了人类生命形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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