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798艺术 肖天时
廖逸君：敞开的和服
2019/3/7-4/27
前波画廊/纽约
肖天时：“实验性关系”为什么是实验性的？你觉得这个语境是建立在亚洲文化背景下的，还是有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
廖逸君：实验性关系我先起的是英文名Experimental Relationship，有两层意思，一是作品本身像一个实验，另外一个意思是我们的关系也像一种实验。一开始我并不看好这段关系，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分手，什么时候会结束。翻译成中文的话，“实验性”关系和实验“性”关系又形成一种有意思的双关。所以中文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
《按快门的女人》2018 数码相纸 尺寸可变
肖天时：所以这个实验主要是从你个人出发的一个主观上的实验，而不是放在一个文化语境里的？
廖逸君：是主观上的，但同时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实验。看别人对这段关系的接受程度和反应。
肖天时：心理学上有个术语叫“旁观者效应”，当被试意识到自己被观看时反应会和纯自然状态下有所差异。你觉得你和Moro的关系里有受到这样的影响吗？
廖逸君：实验对象是Moro的话，他知道我是在观察他，于是在照片中会显示出另外一种状态。而我的作品是摆拍为主，所以他的反应基本是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是告诉他去做什么，而不是去观察。
肖天时：摆拍摄影作为一种象征和高度仪式化的过程，和你们的现实有怎样的呼应和关联？
廖逸君：摆拍是一种表演，但仍旧是有一部分真实性在里面的，是基于我们实际的关系。但是照片呈现的最终结果是表演性的。如果说失真，那么是因为照片本身不是纪实性的，并不记录我们真实的生活状态。然而我拍照的时候是自拍/盲拍，并看不到画面。我会对我想要的场景有一个设想，但很多时候结果有一定的随机性，不会完全符合我的想象。而这种偶然和随机反而更加真实。
《敞开的和服》2018 数码相纸 尺寸可变
肖天时：这样说来比起一般的摄影反而更加接近一个舞台和剧场的状态，因为表演者在舞台上也是无法从观众的角度反观自己的。
廖逸君：对，如果我作为一个摄影师去拍摄他人，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掌控。但由于我同时参与了表演，反而有一种失控的状态。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有一张照片是我和Moro在沙发上，他在我上方。原计划是拍我扛着他坐着，但由于Moro的重量把我压低了，于是最终照片上超出预期的有了大量的留白。但后来我觉得正因如此反而映照了一种真实，所以应该保留下来。还有一些时候拍摄过程教会了我一些其他的我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比如那张Moro压在我身上两个人躺在床垫上的照片。起初我觉得我们都是亚洲人，肤色也差不多，都是短头发。如果我们这样遮住明显部位的躺在一起应该是很难辨别性别的。但结果即便没有暴露太多的身体部位，我们的性别依然是非常明显的，我比他短，我的皮肤上没有这么多毛，我的脸朝向相机。我的女性特征其实非常明显，这张照片和我想象得非常不同。我们之间的性别差异比我想象得大得多。人的自我认知和外界所看到的形象是不同的。
《夕阳下的Moro》2018 数码相纸 尺寸可变
肖天时：选定一个muse以后就没有拍过其他男性了吗？
廖逸君：我尝试去拍过其他男性。但是我还没有成功的找到一个方法去拍其他人。我的创作还是围绕我自己的生活。
肖天时：在获得2018集美·阿尔勒女性摄影师奖的采访一开头，被问及“你觉得女性摄影师在创作时所体现的特质应该是什么？”时你的回答“如果您能告诉我男性摄影师在创作中应该体现出什么特质，那这个问题就可以回答了” 这为整个创作奠定了一种statement。但同时你的视角又是高度性别化的。你始终拒绝女权主义的创作标签，但是无法阻止人们这样归类。你怎么看待“女权主义”这个概括和你作品的关系？
《如何建立多层次的关系》2008 数码相纸 尺寸可变
廖逸君：我觉得把女权主义这个标签放在我的作品上对于艺术家甚至女权主义本身都有一种危险性。作为一个女性我是支持女权主义的。但问题是女权主义是一个政治化的东西，有个政治正确性在里面。但是作为艺术家的话如果我从政治正确性出发是无法进行个人作品的创作的。如果所有东西都必须正确那这一切都不能存在了。
而且如果把我的作品标签为女权主义的话，观众会误以为女权主义就应该是这样，比如女性必须比男性强之类。但女权主义并不是这样，它追求的是平权。这样容易产生一种误导。所以我觉得必须区别开，不以此来标榜我的作品，这样对我和女权主义双方都更好。
《找一个你可以依赖的女人》2018 数码相纸 尺寸可变
肖天时：你的拍摄道具中经常包括布料/衣物，亲密关系中由纺织物连结的共生关系。尤其是蕾丝，在Two Brides和Lace Sisters中都使用到。布料在你的创作中是一种怎样的语言？
廖逸君：那两件作品是同一天先后拍摄的。其实我对布料本身倒不是特别敏感，而对服饰更有兴趣一些。因为我过去做平面设计师，所以我对设计和时尚很感兴趣。现在我拍摄的很多场景是室内的。如果是白墙的话我会试着用衣服排布不同的颜色，进行一种色彩的构成。
肖天时：在你的尤其是早期作品中时常出现Moro赤裸而你穿着衣服的景象。这是一种female gaze吗？裸体与否是不是一种权力象征？
廖逸君：应该说是，因为我记得刚开始学习摄影的时候我一直很喜欢Annie Leibovitz的照片，她是滚石专属的摄影师，最有名的作品是列侬和小野洋子相拥躺着的照片。当时Leibovitz要求两人都脱掉衣服，像两个婴儿一样抱在一起。小野洋子拒绝了这个请求。我读到那一段的时候特别感同身受。
小野洋子作为一个特别独立和强势的女性，她并不接受别人对她的一种性别化的观看，必须保持一种尊严。在创作时我也有这一部分考虑在里面。有时当我必须裸体时，我会譬如穿肉色的紧身衣代替。男性裸体往往是可以被接受和淡化的，因为男性没有那么多包含高度性暗示的身体部位。女性则不然。一旦照片中出现女性的裸体，那照片中的性成分就会被放大，影响对原有主题的表达。所以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小心，我的照片会不会太过于强调性别特征。
肖天时：但是否过于强调性别特征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习得，人们习惯了以这种方式去观看一个女性的身体。
廖逸君：我觉得虽然不应如此，但这件事已经成为了任何人在社会上生存的默认状态。如果观众看到一个裸体的女性，他们立即会首先联系到性。在原始社会男女都不穿衣服，但现在不是这样。
肖天时：所以你选择不去直接和这样的文化设定对抗而是绕道而行。
廖逸君：应该是，我很不愿意因为这个压倒性的因素被误读。我知道只要女性在照片里不穿衣服，这个照片一定会很火。如果我的照片被人喜欢，我并不希望是因为里面有裸体的女性。这是我坚决反对的一件事。
肖天时：我更感兴趣的是你自己单人完成的作品，譬如去年的新作《按快门的女人》。手握快门的女摄影师角色在不需要物化男性作为参照的基础上自我赋予了一种力量。在没有Moro参与的创作中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廖逸君：刚开始拍照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拍Moro一个人，或者我们两个的合影。几乎没有我单人的照片。我觉得这也和我个人的成长有关。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即使拍摄一些自拍，也完全体现不出被拍摄的人的性格。就是没有找到自己，对自我没有一个明确定位吧。我觉得可能直到几年前我才慢慢定型，这个时候我对自己更加有把握，然后我就开始自如的拍摄自己的肖像了。可能也和年纪有关，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谁而要去幻想一个角色的话，就很难去呈现这样的照片。
《红色指甲》2014 数码相纸 尺寸可变
肖天时：为什么选择武则天做为《她的庙宇》的主题？这个看似供奉大母神的庙为什么中间竖着男性生殖器？
廖逸君：我慢慢意识到我作品中男性生殖器出现的比例非常高，不光在摄影中。起初我也很困惑自己这种执迷。后来慢慢意识到我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性器官，而是一种象征意义，一种强有力和侵略性的象征。相对于女性来说，这个符号就好像男性所拥有而女性没有的权力。
我觉得去形象化它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事。我去年去看了武则天的墓，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为之，无字碑的形状就是一个男性生殖器，顶部盘绕着八条龙。看着很奇怪，但是细想觉得非常贴切。因为她靠男人上位然后一路披荆斩棘占了一个古代男人才能坐的皇座。
肖天时：事实上武则天不是唯一一个死后立无字碑的女性统治者，15世纪西班牙Granada的Aixa al-Hurra也一样。污名化掌权的女性的风气自古皆有，即使王侯将相也难逃社会对于女性的道德压力。女性艺术家和少数族裔的创作主题乃至生活目标很多都集中在“对抗”而非“作为主体的表达”。你认为这种普遍以对抗作为主导的创作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
廖逸君：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社会是需要这一部分的。作为艺术家这不太符合我创作的习惯。但我的确觉得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趋势。如果你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做和女权主义相关的作品，你就必须去有一种抗争的姿态。但我并不是说这样的作品不好，有很多还是非常有力量的。但他们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活动。
《扛着你从来都不容易》2013 数码相纸 尺寸可变
肖天时：世界范围内保守力量都在抬头。在亚洲，整体而言女性的生存质量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廖逸君：我觉得以中国为例应该是变好了。虽然说现在有很多对女权主义的打压，但这也是因为女性自我认识的觉醒才会出现这样的冲突。即使他们现在是被打压的状态，但是有这么多这样的人出现说明社会处在一个转向和斗争的过程。在过去女性根本不反抗。
所以现在女性的生存状态是比过去好了太多的。前阵子我读到一个西海岸的黑人女艺术家，多年以来都不被重视。而现在她九十几岁了终于有了大型的博物馆展览。如果不是因为她长寿，她根本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接受的一天。她其实也没有比我们早多少年。现在这些事情对于女性艺术家已经不是难以逾越的屏障了，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的。
《她的庙宇》2019 56 x 69 x 48 cm 陶瓷、木、亚克力板、反光膜、塑胶粘纸、颜料和假血
文：肖天时
图：廖逸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