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查理周刊恐怖袭击后的“我是查理”游行，一名穆斯林小孩举着“我是穆斯林”的告示牌，巴黎，2015年1月12日. 所有图片由蒲英玮拍摄.

李佳，见信好：

距离我们初次讨论共情的话题已经过去了整整几个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几个月期间，似乎又陆续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件，牵动着我们的情绪，或愤慨或欢愉，此刻大致已全然忘却了。就在开始动笔之前，我决定以信件的语调来表达我曾经的一些感受。我们聊到情绪，也提到一种双向写作的可能；那么是否可以藉由这种私人化的写作，将自己摆渡至那些曾经的时刻？

时间回到1945年的广岛。爆炸后的第一天，我在尚未完全散去的迷雾中醒来，在犹豫了片刻是否还要保持每天记日记的习惯之后，我最终决定坚持。于是照例写下了今天日记的开头：“新的一天开始，闷热而明亮，空气里闪烁着的树叶，反射出无云天空的微光。” 落笔以后，我总觉得这段天气的描述和往日的有些不同，而这炎热似乎也具有了某种新的意味。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时间跳转到1955年的纽约，我坐在家中的沙发上观看电视里正在直播的越南战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由摄像机镜头日夜不停地目击的战争，我突然感觉到我与死亡之间是那样地贴近，而这种亲密关系又是如此崭新。崭新得就像我面前这台散发着光芒的显示屏幕一样真实而虚幻，虚幻并真实。那么，这算是一场关乎于我的战争么？时间继续推演至2015年的巴黎，在巴塔克兰恐怖袭击当晚，我第一时间向家人报告了平安。时差间隔6个小时，希望他们早上醒来的时候不会因为看到这些腥血的讯息而感到焦虑。随后我尝试入睡，但终究彻夜未眠。第二天，人们缓慢地走上街头，自发地汇集成一纵队列，沉默着缓缓向前。法国媒体并没有选择“国难”或者“国殇”这样的国家话语来描述这场劫难，而是把整场事件定义为“一场针对日常生活的战争”，这也让我这个异乡客有了与其他人并行走在街道上的理由，心中的焦虑也因获得了这感同身受的权利而得以排解。可是，明天我们还会这样并肩行走么？

以上这段记叙，分别来自于我日常生活中的三个瞬间，夹杂了关于蜂谷道彦（Michihiko Hachiya）的《广岛日记》与苏珊·桑塔格的《关于他人的痛苦》的阅读体验，与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现在借由这次思考情动（Affect）的契机，这三个瞬间又不自觉地涌上了记忆，重新变得挥之不去。现在回看，这三个时刻似乎分别对应着移情（Empathy）的三个面向，涉及到了移情被触发的三种不同情境。第一种移情指向了人类漫长历史中下所埋下的苦难基因，浩劫一经发生便成为广袤的深渊，无法跨越也无法真正地认知，只能在不断的重访中逐渐勾勒出深渊的细碎边缘；第二种移情作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弥散于各种形式的媒体之中，让我们在每日见闻的节奏里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苦难有所知晓；第三种移情则更加私密，也更加难以判定，它涉及到了那些虽然切身，但却又在名义上不属于自己的社群经验。然而，“什么是我所归属的社群？”这在今天同样是每个人都面临着的一个悬而未决的事件，或许，也是每个人都有待去构建的独特路径。1969年，当卡罗尔·汉尼斯克（Carol Hanisch）宣称“个人即政治”（Le privé est politique）的时候，她就已经将“共同体”认定为这样一个私人的时刻：去体察自我内部的公共性，成为“作为众人的个人”；而随后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 所提出的“群岛”构想，也都是对这样一种“可能的共情共通体”的善意敞开。这些对身份认同多样性的期盼，也许会在与既有的意识形态的对抗与搏杀中，创造出人与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新的定义与联合。

而在这些共情处境中，同样急迫的问题则是“如何认知他人的苦难？”并且“如何在他人的苦难中安置自身？”，即，共情的伦理。艾蒙德·伯克（Edmud Burke）在《对崇高和美的观念的起源哲学探讨》一书中写道：“我深信我们对他人的真正不幸和痛苦怀有一定程度且绝非轻微的喜悦，我们如此热情追求的，绝非奇观，而是某种不寻常而悲惨的灾疫。” 诚然，旁观苦难在社交媒体化的今天成为了一种典型的，甚至有些平庸的当代性经验；同情也沦为一个廉价而便捷的姿态——我们的同情宣布了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了我们的无所作为。就像那幅经典的画面所描绘地那样：“早晨，起床，洗漱，把政治与爱情伴着咖啡与面包一起下咽。” 对苦痛的浏览与消费，已经变成了每日陈腐的的感知，并成为了它所展示的暴力的合谋。如何诚恳地重访灾难？也许我们可以借鉴朗兹曼在《浩劫》（Shoah）中就曾经给出的答案：拒绝再现（史料性）或表现（故事性），关于奥斯维辛的“画面”全部都被空旷的山林与无边的废土所替代。残败的风景与面孔，幸存的言语与歌谣；既使在今天，任何一个观看《浩劫》的人也都将会随着九个小时镜头的缓缓推移而逐渐触碰这段幽邃的恐怖。言说本不可言说之物，朗兹曼小心翼翼地拿捏着回忆的尺度，冷峻而谦卑；他似乎在告知着我们：对苦难的认知，不是来自于观看，而是来自一种深沉的凝视。

感同身受，在拒绝了所有理所应当的“我们”之后。沉思我们此刻的安详究竟与他人的受难是处在怎样一片共同的土壤之上。此时此刻，共情即是一种联结，是一种书写，是关于一部可能的，即将到来的，共同历史的书写。

热切渴望！

蒲英玮

反劳动法抗议“黑夜起义”（nuit debout ）中行动主义者演讲，巴黎，2016年5月22日.

英玮好：

能收到你的信，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啊！让我重新感到生活（虽然它已经被当代时间层层包裹，积重难返）还是有某种可能性。本来，谁还会期待一封信呢？书信不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用文体，而写作，在今天更像是一种隐喻：它被概括为一种抽象的模式，后者可以打包进以 “信息”和“媒介”作为变量的，关于文化生产的参数系统中，勤勉地履行晚期资本主义世界为它保留的残余使命。如果不是因为你的信，我们会怎样向对方说出以“我”为主语而发动的句子呢？或许就像我们曾有过那些简单直接的微信交流吧，用几句漂浮在对话界面上的代码来交换，我们这两个素昧平生的艺术从业者，就可以建立一种相互的信任关系，虽然彼此真的没有过太多共同经历和交谈，但履历和作品已经让我们形成了一种empathy。共情，也许可以用这个词吧，我们了解对方的观点，我们分享与交换知识，我们懂得对方的情绪：那是作为我们共同症状的焦虑，不安全感，压力，面对苦难的同情与愤怒，以及面对体制的无力感。这也是我们协同写作的基础，但是，为什么要写信呢，哪怕仅仅是我们一个短暂照面带来灵光一闪，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问下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残念还固执地蛰伏在心底，导致这种即将作古的仪式在你我之间重新搬演。

你看，我到现在还磨磨蹭蹭，拖延着给出我的答案。所以，幸好，我们选择了写信！就像那些古人一样把言语的交换变成无比复杂和浪费的迷宫，在其中享受时间的流逝。可是这怎么能行得通呢？如果达成共情需要彼此交换言语，以及言语背后的思想与情绪，那么书信可能是今天最低效甚至无效的一种共情方式。不是吗？媒介、平台、网络和作为身体延伸的智能设备已经将个体转化为中介，我们同时接收、传递与生产情绪和思想。我们拍，我们晒，我们剪辑复制传播，在5寸至15寸的平滑界面输入，在一厘米长的文本框里编辑最有效率的信息……在一切都可以被规模化和倍增的诱惑下，我们不在乎一对一的连接，而沉醉于同整个世界建立友谊：后者可以通过点赞亮起的爱心数量被精确地反馈，是的，当代的情感与知识更依赖数字，它需要一个可以被最有效率生产、传递、复制，量化和调控的模式，需要数字的反馈来最终裁决自己的位置。如此看来，一封信只简直就是不可饶恕的退化的象征，是当代共情所不能允许的失败和效率低下。在这一封信中，有多少的模糊的阴影和辞不达意的误区啊！

但是，如你所说，共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经历过十九世纪的话语淘洗而存留至今的一种知识类型？还是说它有无数个名字和故事，有无数种也许会互相照耀，但不能全部重合或相互替换的历史？再或是对人类的一种持续考验，它的超越性同内在性一样不可思议？如果先从一种最简单的字面破解开始，它关乎一类曾被认为是无法计量和分解的东西（我的疼，和你的疼是一种疼吗？红色是一种客观的颜色还是我和你的分别感知呢？），同时也对共同体提出了要求，“我”在主语位置上必须被打破，“我”必须成为“我们”。不过，有趣的是，共同体总会有一条边界，无论隐秘或昭彰。然而在当代政治伦理的共同体论述中，与之共行的还包括对边界的厌恶，对空间障碍的克服摧毁，对时间的压缩修剪与单一叙述，以及对于身体/心灵/情感的知识建构和对于这种建构的自然化和透明化……换句话说，对于共同体和共情的需求，是不是可以被重新放回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情境中呢？有没有可能用一种非还原性的想象，去历史化地接近这个大写的“我们”？

苦难总是伴随着我们，但首先，是“我们”才有资格因苦难而被共同体所接纳和承认，成为共情的对象和主体。而“我们”背后是否有一个历史，是否有一些可能的历史？是怎样的契约缔造了这个大写的主语。在文明的神话源头，是怎样的暴力的阴影用共同语言来改写了那些形单影只的记忆呢？就像忘却不过是记忆暴政的另一个名字。而那些没有进入我们的认知和叙述的灾难，在某种意义上会不会是更深重和残酷的灾难呢？在它面前，由“我”进而生成“我们”的这个契约失效了，“我”因而赤裸，因而被人性的光所拒绝。就像你说过，你设想一种拒绝了所有理所应当的“我们”，而那些不被“理所应当”所允许的事物，那些界限之外的事物——那里面有多少无法被归类，无法在个体之间通约，注定耗散或被屏蔽，压抑的，不合法的生命能量啊——在我们漫漶、低效，主动误解对方的函件往来中，我们是否能够共谋，用 “我”和“你” 之间的临时联盟来替换那个被现代文明强加于主语位置的“我们”呢？我会想起博尔赫斯曾经写下的诗篇（虽然在这里只能节录一点）：

我能用什么来拥有你？
我交给你狭窄的街，孤注一掷的日落，荒郊的冷月。
我交给你一个人的痛苦，他曾向寂寞的月亮久久凝望。
我交给你我的祖先，我的死者……
……
我能够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灵的饥渴，我在
尝试贿赂你，用无常，用危险，用失败。

我们很可能会失败，但也许，我们需要如此。
谢谢！我期待着，

李佳

去往安塔利亚途中小镇上的羊群，土耳其，2018年7月25日.

李佳，见信好：

距离上一次收到你的来信已经过去了许久。今天重温这些文字，总有些别样的感触。

或许是因为这春节的时光，一切似乎都变得难以崇高；在酒席间的嘘寒问暖中，我们再一次变成了那个之为儿女，之为旧友，同时操着一口方言的返乡者。这种情感就像前两天的那几场雪，降落，降落，直至与一切发生最具体的接触。乍一想，这种具体感似乎并不那么体面，与大年三十晚上的那顿饺子一样不值得一提。可话又说回来，这又是多么地遗憾；我们似乎总是通过自我的间离来接近那个大写的现实与历史，却架空了眼前这些活生生，热腾腾的事物。那部春节期间热映的电影即是一个相当准确的写照：“上海沦陷了，杭州消失了，没关系，我们还要向苏拉威西进发！”曾几何时，高分贝的语调开始占据着我们的日常交流空间，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耳语的存在，从而习惯于以同样强度的声调来回应周遭的一切。想到这些不免也让我自惭形秽，怀疑之前写给你的那封信件是否分贝过高了？而你在上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那些形单影只的记忆”却着实给了我新的启发。是的，我愈发地怀疑历史这个词语；假若我们此时此刻探讨的是支撑着我们生命的那些周遭的事物，那些琐碎、平庸、日复一日的瞬间；那些注定无法被书写，注定将成为无名，或是有“无数个名字’的人或事情的话；那么，这终将是一部“不可能的历史”。

也许，历史终将失去自己的名字。就像巴特对当代文学所留下的备忘录一般：从此以后，真正如实地表现社会现状的文学将会是那些“不敢再说出自己名称的副文学”。他们藏匿于曾经被严肃文学所不齿的科幻文学、奇幻文学、推理小说等等类型文学之中。历史，诚如所是；在当我们书写了关于神明的，关于帝王的，关于伟人的，关于代际的，关于那些特殊个体的历史之后，似乎终于没有了任何历史可写；而当我们环顾四周，观看此时此刻国内外的社会情态，似乎也并没有任何新的历史可以期待。那么今天，如果我们依然需要召唤一个共同体，需要在所谓“无法期待”的地方来开辟对共情的感知。我猜测，那一定会是一种向内迸发的张力。话说回来，这也是我对自己的期待。就在几年以前，我曾经在欧洲动荡的时刻身处其中，参与恐袭后的游行与抗议，也目击了无产者因为他们所受到的不公而奋起反抗；催泪弹在面前爆炸时的刺痛仍然记忆犹新。我曾经认为：这，才是扎扎实实的现实。而当我回到故乡，看到那些年复一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我在想我是不是已经忘记了从这样的日常生活中获得情感的力量。而战争与反抗就值得共情，柴米油盐则不能么？也许不应该是这样的，这细碎而谦卑的生活同样拥有休戚与共的潜能与权利。请允许我在此，对我之前的所描述的共情做出一次修正；或许，我们应该回头重新审视这“无所期待”生活，与我们审视任何关乎生命的奇迹一样。

写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去年夏天在土耳其的那次自驾旅行。在开往安塔利亚的途中，由于高速公路的修缮，我们不得不选择穿越无数小镇，走一条更加曲折的小路。由于要在天黑之前到达旅店，我们的车开得并不悠闲，几乎无从顾及周边的风景。所有途径的小镇都变成了GPS上那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或是最多十分钟就通过的一个名称。最终，安塔利亚的海平面缓缓地在视线中展开，我们也欣喜终于在夜幕降临之前到达。然而今天再回想起来，那些小镇，那些被我们几分钟就匆匆掠过的小镇之中，也必然有人世世代代生活在里面。这些生命必然与安塔利亚海滩边那些跃动的身体一样，丰富，并且生生不息。尤记得史铁生在《宿命的写作》中所描述的那颗“对生命意义不肯放松的累人的眼睛”：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他明白地告诉着我们：“这样的写作或这样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缕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种种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携带的消息。”愿我们更多地拥有这样的夜晚。而幸运的是，我们也曾经共同度过了那个你口中“在烟碱和乐声的两极之内，身体在其中穿梭，寻找着链接，寻找着空隙”的那个静默燃烧的海边十日，抑或是回到北京之后的开幕与火锅。希望这些同行的瞬间不只再因为某些紧急时刻而被临时地唤醒。“我”，“你”，抑或是“我们”，彼此常在。

那么就以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作为结尾罢。记得是除夕夜前的一个晚上，外面的雪下得很大，出租车也大都回家休息了，街上熙熙攘攘地跑着的几辆也并非空车，我继续在雪中等待了十几分钟，但最终无果。无奈之下只好选择骑共享单车回家，于是便开始在路上寻觅。雪已经下了多时，自行车的座位上也大都落满了积雪，可唯有一辆是空的；我走近细看，车座上的余温似乎还未完全退去，雪花飘落上方，继而融化。而它之前的主人却早已消失在风雪中，想必现在也已经到家了。今天我们所尝试探讨的共情不就是这样一个瞬间么？这冥冥之中，自会有一些同路人，给我们留下信号，告诉我们自己并不孤单。而得益于这辆单车，在几十分钟的雪中骑行后，我也终于到达。你看，这一路虽然磕磕绊绊的，不也最终到家了么？

或许，我们总会到达。

祝好，

英玮

李佳是一位生活在北京的艺术从业者。
蒲英玮是一位居住在北京的艺术家。

— 文/ 李佳蒲英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