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实录丨感知性知识——舒可文&鲍栋&汪建伟
发起人:橡皮擦  回复数:0   浏览数:2954   最后更新:2019/01/28 16:10:19 by 橡皮擦
[楼主] babyqueen 2019-01-28 16:10:19

来源:打边炉DBL 黄紫枫


2019年开始,《打边炉》将开启一个持续性的新栏目——长谈。相比“吹水史”、“空间论”等短期项目,“长谈”将是一个没有时限的栏目,我们希望它能一直贯穿《打边炉》的编辑工作,是一条连贯的编辑线。


在“长谈”栏目中,我们将谈话对象限定为30岁以下的艺术家。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我们的判断是,他们虽然受到市场的关注和跟踪,但他们的创作始终缺乏严肃的讨论,充斥于艺术资讯洪流中的是,支离破碎的信息和含糊矫饰的论调。“长谈”栏目期望通过一次次面对面的交谈,以更完整、更严肃的方式来呈现年轻艺术家的创作,记录他们在这个年龄的观念与行动。


“长谈”的“长”,不仅表现在谈话的长度,也在于我们对他们的长期关注。栏目的第一期,我们的谈话对象是摄影师彭可。在2018连州国际摄影节期间,我们和她进行了一次对话,文章发布前,经过她的审校。


采访:黄紫枫、吴碧芳

编辑:黄紫枫


DBL:看到你书里的故事,包括你用一种孩童的语言来观看,都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你的童年你的成长,可以聊聊你对童年的感受吗?


彭可:和家人去台湾旅游时去了中正纪念堂,看着蒋中正的雕像,五岁的弟弟突然问我:“姐姐,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会结束?”其实我们先前什么也没和他讲,他为什么感觉到“巨大的受人长久瞩目的人形石头”就是“结束”?和孩子们相处经常有一些瞬间因为他们说的话愣住,但我也不想浪漫化这种语言,只是有些东西在日后的教育和系统参与里可能会被抹掉,我还是比较感兴趣人最直观、最本能的疑问和好奇。


我的作品,人们经常想从本地人与外地人、深圳的高速发展、经济特区这些方向去谈论,它们确实和我的作品相关,但我想这是他们从外面去摸索的形状,而我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自发的描述,把作品从里面支撑起来。像这次展览中的呕吐袋上写的那一段小文字,我总是觉得自己好像是第一天才来到这个世界,很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却搞不明白,会突然一下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



DBL:我总是能在你的作品里面感觉到空间感,是一种让人想要撞进去的感觉,但又不是明确的“内”“外”之间的对立,不知道你怎么界定这个界限?


彭可:界限,人和世界的界限,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是我很感兴趣的。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答案,我才一直地,希望能用图片或者是文字,摸索出边界的形状。  


我对空间比较敏感,很喜欢那种“能被看穿,但过不去”的空间,像这次展览里的那个花砖拦起来的高压电线网。它们同时又有一种横竖分布非常均匀、网格一样的状态。像在关口从深圳望向香港,可以看到,但是过不去,这种观看影响我非常深。现实和看到的东西之间隔着一道缝隙,我想去探索这个里面是什么。


我在深圳长大,深圳真是一个没有什么边界的城市。从物理形态上来说,城市在不断地扩张,从罗湖到福田到南山到蛇口一直可以走下去,只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口岸的边界,往南会碰到香港。在意识形态和可以做的事情方面来说,也是没有限制,什么都能做的感觉,至少人们是这样谈论的。我和在(转型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内长大的同龄人聊天,他们谈到在一个有限区域之中成长,里面有能够想象到的一切,那就是世界的全部,我小时候没有这种感觉,而是所有事物好像都可以这样蔓延开来。我没有精心去策划照片里的空间感,但可能都在我的人以及看事情的方式里,所以可以在照片中感觉到吧。



DBL:深圳城市空间变化是否也影响了你的这种空间判断?


彭可:我爸爸是一个结构工程师,我妈妈也是做建筑规划设计的,我从小在他们工作的工地长大。那时上学的路,是变化非常大的一个区域。整个CBD福田,包括现在的市民中心都是不存在的,那一片都是菜地。我坐在大巴里,看着城市兴起,看着大楼一点一点盖起来,同时我也在脑海里盖着自己的世界。 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城市形态,潜移默化中对我影响挺大的。


但我很难亲近这样的城市空间,因为那样的变化太暴力了。 同时它们又非常新,非常的规整,边缘干净、清晰。像写字楼大堂里淡淡的橘子香气,那已经成为一种没有时空差别的全球性气味,到哪里都能闻到那个味道。所以我在那样空间里面,还是很舒服的。  


DBL:看着非常开放的一个空间,被建成一栋楼,变成了一个有框架的建筑空间的这种经历,会让你在进入公共场所时,不自觉地形成自己的小空间吗?


彭可:这在现实中好像经常不被允许,所以我有一些规训空间的欲望就会从照片里显现出来:我比较喜欢那种在横平竖直的网格中,纵深方向上又会生长出来的图景。就像床垫上铺了珊瑚的那个照片一样,它们大大小小,但有着一个按既定的规则排开,平均分布着的系统。不同形态、符号的叠加,和原本看似完全不相关的系统,突然在某一个巧合下达到一种和谐的瞬间,可能是我用来找一种恒定的舒适感的办法。


公共空间被压缩,在城市中除了消费场合,很难有与公共空间产生联系的可能。我在中小城市里,喜欢去一些公园和广场。城市中的公共生活机会难得,但是人总是会在已有的限制下,找到一些办法,去占据一些空间。于是许多物件和场景会溢出真正的,从城市生长出来的生命力,我觉得这样很好。



DBL:你怎么看待被“归类”这件事?如果被归类为“深圳摄影师”“LA-based”“女性摄影师”,这些在特定语境下的归类会让你不舒服吗?


彭可:我能理解贴那些标签的原因,想要强化一个没有被关注的群体的存在,或者是制造话题。很多人会拒绝这样的归类,是因为他对这个议题有自己的怀疑,我倒没有那么反感被归类,它只是一种编辑的需要,有些人的工作就是观察、归类和整理,这暂时不是我的工作,我会更在意实际自己的事务能不能做好,虽然我也喜欢观察各种“生态”的方方面面。


我有点烦“90后”这个事,虽然我和我的同龄人,也比较脱节,我总在很多场合,发现自己是在场年纪最小的,随之而来的很多玩笑话,我觉得并不好笑啊。不过现在“00后”也成年了,焦点可以继续往下走了。



DBL:但“归类”这个事情,好像是一直在树立一种边界。


彭可:对。我在Salt Projects做的展览“亲密审讯”也和“边界”有关,当时在淘宝上搜索一种贴在墙上的隔音泡沫做展览材料,商品介绍里说,这适用于审讯室,也适用于幼儿园。它本身是一种强化你跟空间的边界的材料,只是这种强化,会因为人对于空间感受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有些人喜欢被包裹得很紧,觉得非常安全,但有些人会觉得这种感觉让他窒息。这种感受上的边界意识是一种不可描述的、难以界定的东西。我很好奇是什么影响了真正的“边界”。



DBL:感觉你还有很多的敏感和纠结?每天都在不断思考,也不断的书写,在你的作品背后能持续地感受到你个人在诉说的力量,这其实是一件很消耗自己的事情,你的创作和这种持续的自我建立过程中之间是如何去平衡的呢?


彭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创作不是被鼓励的事情。身边的人反复强调这是不可行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成功的例子。我听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有名的商人很多,但有名的艺术家就那么几个。”开始创作的时候,一切都是自发的,我没看过当代艺术,没想过艺术家是一种职业,而艺术是一个产业生态。更加没有什么师友,互联网是我的老师,后来慢慢在上面遇到一些可以对话的朋友。


我觉得创作不是一种消耗,而是一种更新。我通过做自己感觉不舒服的事情来进步。这种心理非常矛盾,一方面希望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另一方面害怕一成不变的生活。一直在找平衡,如何悄然改变,稳步向前。


当然有很多是现实的考虑,比如说钱、时间、身体和精神健康,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不过总体来说,我欣赏的创作者都有一个特质就是偏执(obsessed),他们无一例外对某一个特定的事物,比常人挖掘得深得多。不论是任何原因之下产生的执念,都是创作的一个根本动力来源,是持续创作的条件,不然人如何度过所有孤身一人的时刻?如果人对一件事情有执念,有着无穷的热爱,他的作品至少会呈现非常积极快乐的感觉。我的作品可能气质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


对于我来说,创作的关键词,可能是生命力和舒适感,这个过程当然也会适时安抚我的困惑和焦虑。源源不断的诉说是变化的表象,事物的情况在变化,人在持续学习,创作是后来的。不过,可能我有时候还是太紧张了吧。  



DBL:你说对生命力的这种执念反映在你的照片里面, 虽然色彩很多,但是这个色彩给我的感觉不是跳动,而是稳的,看到会有很安心的感觉。


彭可:对,我喜欢没有被调过的颜色,例如红黄蓝绿这四种经常在幼童用品中出现的颜色。在很多古老的文明里,人们会把方位、颜色和动物对应起来,南边是绿色的,因为刚好有一片树林。北边是蓝色的,因为那里是海,然后朱雀,白虎什么的,他们其实是人类认识复杂世界的坐标,可以把空间固定住。但颜色毕竟是文化符号,它会随着文明的发展得到自然景观之外的内涵。


我觉得这些颜色对自己很确定,它们不是关于消费的,也没有在尝试说服我。我之前找一种固体酒精,吃干锅用的,像果冻的那种。我想要白色的,但搜索一看,华北地区只能找到粉红色和蓝色的,我才意识到,原来颜色的多样性也是一种奢侈。虽然像Pantone公司把颜色编号售卖,艺术家声称拥有了最极限的颜色。但很多地区还没有达到“我要一种特定的红色,只能是那个红色”的阶段,而是只有一种可以用的红色。


我想像固体酒精工厂的工人,他想既然已经有了白色的酒精,那再做一种好看的,可能女生也会喜欢的颜色,所以他去最近的颜料工厂找粉红色,但可能因为选择不多,唯一的粉红色就成为了固体酒精的出厂颜色,它只能是粉红色的。这个关于颜色的决定其实是功能性的。



DBL:你对规训这一类的东西特别敏感,包括你提到的颜色、语言、城市里面的纯粹性,一种不被打扰的状态,我感觉你是在试图回到最根本的精神坐标。  


彭可:我在寻找的可能是一种都市的精神性。在城市里长大,我没什么接触大自然的机会,看不到太阳在地平线升起落下,也看不到太多星星,所有这些以前的人们用来提醒自己渺小,和显现自然规律的参照物消失的时候,我开始在这些人造材料里找对应物。


比如说夜里的LED光结构,它像一座山样耸立,会产生一种崇高感;建筑外墙散落的小灯,那就是所谓的星星。而LED光源恒定,颜色纯度也很高,会唤起一种我对于“人造自然”的想象。充满限制的城市空间里,虽然选择不多,人还是有倾向把一些情感附着在物质上。所以在我的照片中,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光的特质很难用语言描述,有一些照片是因为这样而拍。



DBL:可以谈谈你拍摄的主体吗, 人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几乎看不到正面,几乎看不到男性,你是怎么思考这之间关系的呢?  


彭可: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问题困扰我,但人和人性实在又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在拍“人做的决定”吧。


我对在中国拍摄肖像感到犹豫,大部分人看起来非常累和困惑。大脑、心和身体之间的距离太遥远了,没有感受过真正在躯体之中的自在感,和精神性的解放,我也不例外。人们肯定不希望自己被呈现出那样的面貌,所以我也不被这样的图像吸引,于是越拍越少,算是不擅长的一种吧。可惜的是,来自中国的形象,已经被软弱和无知消费得太多了。另外,我会考虑所有已经被创作出来的图像,例如无坚不摧的男性形象,性暗示强烈的女性形象,如果我都不接受,那就要拍一些自己可以接受的,自认事物该有的样子。


我当然也能感受到青春、美丽和裸露的肉体的能量。但我没有很多动力拍摄年轻人,因为他们有能力自己生产图像资料。现在制作图像的门槛很低了,自拍,相互拍都可以。我作为一个没有持续实践“青年文化”的人,拍得肯定没有身在其中的人好、亲近或真诚,所以我也没有过多尝试。去年开始有时尚品牌找我合作,这个我倒是不会拒绝。


DBL:帮时尚品牌拍商业广告,跟你觉得你不喜欢消费这件事情,会有冲突吗?  


彭可:会,也不会。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年,不然也不会现在才接商业项目,我们相互观望。这次商业品牌找我,是因为我个人持续的关注点和风格,不然有这么多人可以拍,干嘛找我风险那么大。他们问我有没有拍过人?我说很少,给他们发了作品图和展览图,他们看了之后愿意给我一笔预算、一个团队、一些发布图像的渠道和很大的自由度去拍摄,我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些官方花草石头雕塑前取景,这是一些通常被人忽略或嘲笑的场景,出来的照片里我有真正喜欢的,它们随后被商业品牌用来鼓励忽略和嘲笑这些景观的人购买商品,我觉得这件事真是挺奇妙的。有人会说我这是被消费了,但也可以说我入侵了商业图像领域,用自己这种的方式说服了商业品牌,多多少少影响了大众范围的图像识读能力。


我和许多商业摄影师是好朋友,我们关注的东西有很多重合,经常讨论图像,他们也是真正的实践者。如果艺术生态需要多样化,那商业摄影何尝不是一种。每个人的特质与现实层面叠加,所决定我们能够影响的范围各自不同,只要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区域内持续把边界向外推进,都是好事,其实大家是某种意义上的战友。


对我来是商业拍摄与个人创作是两种不同的制作图像的方式。我大多数时候是面对自己,反复构建再推倒重来,有点像冥想。商业项目里协调团队,大家都是为照片出一份力的。在成为职业艺术家的路径上,这种工作有助于我保持清醒和自由。我经常提醒自己做的事情对社会来说是不重要的,即便如此必须用尽力气去做。过去半年做了这么多项目之余,商业拍摄是我最享受的一个,我真的学到了很多。



DBL:这次的展览“脱离速度”,包括之前在上海的个展“接踵而过”中展出的作品,其实大部分摘选自你的画册《盐水池塘》,在不同的主题下去编排相近的作品,你会觉得这个过程是对作品的转译和再度解读吗?


彭可:不会,我希望所有呈现形式都应该是平行的,它们各自有自己擅长的事情。可能你会这样认为,是因为书中的图片数量更多,但也许展览中的一张实物照片对一个观众产生的感染力比看完整本书的更多,与此同时,相比展览,书也在最短的时间到达了最远的地方。到底什么是“作品”呢?以我目前更偏向线性的创作方式,展览、出版,甚至是Instagram上的图像笔记,都是在已有的作品之中,规整和划分出的一些范围,以一个形式呈现给人看而已。在有限的空间、时间和经费内,让人比较精准地看到我到底在意什么。《盐水池塘》里最早的一张照片是2013年拍的,最晚的一张是2018年初拍的。我没有停止过创作,但是有多少被真正看见,这都不好说。这里面会有一些时差,有时候作品被创作出来以后,可能要过几年,我才有可能理解它,才有机会展示它,然后别人才有机会看到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一直持续地做下去。关于作品想得更加清楚和更加的深,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质,对这个目的有帮助的事情,我都会无差别地去做。



DBL:近半年内你做了很多次的展览,每次的境遇、心态都有一定程度上的跨越,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要做展览这件事情呢?

彭可:展览是一种“输出”,可以这样说吗,我总会犹豫有没有到需要“输出”的时候,需不需要再“输入”一会儿才“输出”,毕竟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继续考虑。但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期待与他人和更广泛的世界对话,有时候展览可以让这些对话发生。像这次在连州,有一行专门从湖北来的观展团,其中一个姐姐说在微信里搜了很多我的访谈来读,但还是不明白,希望我再解释。帮我布展的学生里有个男生叫泽鑫,他问我,做艺术家要怎么赚钱?还有一位学者朋友,指出作品里面我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东西,这些都让我特别特别高兴。今年在我非常困惑的时候,有两个人和我讨论过展览这件事。一个人说:展览是你实现那些还只存在你脑子里的想法的机会。另外一个人说:你只需要对现阶段的你诚实。这两点我都很同意。


照片的话,我的照片不那么适用于手机,实地和在屏幕上看差距挺大的,尺寸、颜色和细节都是。我偏好信息量大的画面,像城市在生长,楼怎么样盖起来,地板怎么样铺开,钢筋、水泥、砖块……密集的信息不断堆积的感觉。挺累的,但又很爽,让我激动。我还希望照片可以将人的注意力延长,可以让观众看上一段时间,目光沿着一些路径一直转,哪里都有东西。与此同时,也能感受到我本人当时是怎样站在这个场景前,以及怎样看着它的。


我的工作室不大,平日没有机会实现的东西,在展览中有机会尝试。在不同的展览中所做的决定,都让我朝着自己满意的方向靠近。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希望做一些以前没做过的东西。当展览空间布置好,我可以亲身站在它面前看十五分钟,有点像抽身出去,看自己的大脑。从而得到一些反馈,找到一些以前错过的事物间的联系,对现阶段的我来说,这是做展览最大的意义。


关于艺术家


彭可(b. 1992 湖南长沙,成长于深圳),图像工作者与写作者,现工作生活在洛杉矶和上海。2015年于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摄影系获艺术学士学位。2017年获玛格南基金会和中参馆颁发的Abigail Cohen纪实摄影学术基金,2018年出版画册《盐水池塘 Salt Ponds》(假杂志),获哈内姆勒新锐摄影奖,雅伦格文化艺术基金会奖,并入围华宇青年奖和荷兰阿姆斯特丹Foam摄影博物馆Paul Huf Award。


个展与双人展包括:Leaving Speed 脱离速度(连州摄影博物馆,广东连州,2018)、I've seen many people although they've never seen me 接踵而过(Gallery Vacancy,上海,2018)、The Secured 亲密审讯(Salt Projects,北京,2018)、Underneath the Tree Where I Buried All My Childhood Pets(Gallery 50,多伦多,2017)、Leaky Logic and a Fugitive Fish(Red Eye Gallery,普罗维登斯,罗德岛州,2015)。


曾获基金作为驻地艺术家前往美国伍德斯托克摄影中心(伍德斯托克,纽约州)、ACRE(芝加哥,威斯康辛州)和The Lighthouse Works(渔夫岛,纽约州)创作。她相信“观看”这一静止行为的动态力量,和摄影的自我投射和心理学潜能。


近况


脱离速度,连州摄影博物馆,广东连州,2018




接踵而过,Gallery Vacancy,上海,2018




亲密审讯,Salt Projects,北京,2018



摄影书 《盐水池塘Salt Ponds》,假杂志出版,2018


近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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