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青年写给2018的信,50年前的话都没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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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毛边本 2018-11-23 13:12:38

来源:澎湃新闻


由中国美术学院与旧金山美术学院联合举办的“From/To:中国艺术教育的核心现场”中国美院旧金山特展正在旧金山举行,展览期间同时举办 “感受力的贫困:廿一世纪艺术/教育圆桌论坛III”。中美两所高等艺术院校及来自全球知名艺术评论家深入探讨艺术教育的模式、革新与动力在本土视野下的独特性与全球视野下的共通性。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特刊发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在论坛所作的主旨发言。在高士明看来,“最近这几年,人工智能几乎成为艺术、设计和教育领域最火热的话题。未来人类的根本困境是身心的分离,这是人机合体的副作用。如何避免它的发生?”“艺术的价值有二:重新发明日常,以及超越经验的想象。艺术是一种心灵的社会运动,一种有深度的精神生产,一种推动社会更新的行动。”


发言现场


艺术界的同仁们、各位朋友们,刚才这部影片是中国美术学院去年12月在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未来媒体/艺术宣言”中“世纪”单元的背景影像。正是这次名为“世纪”的活动揭开了中国美院校庆90周年的序幕。

非常巧,那个活动的现场正好是1968法国“五月风暴”的重要起点。我在这里播放这部影像,是希望为我们接下来关于艺术“当下”和“未来”的讨论召唤出历史的幽灵。因为我相信,未来的线索就存在于历史的丰富潜能之中,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去实现。正如德勒兹所说:一座纪念碑无意于欢庆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件;而是要把由这些事件所形成的持续流传的感性知觉托付给未来的耳朵——那些不断重复的人之苦难,那些不断点燃的反抗,那些不断被记录的斗争。
今年距1968整整五十周年。过去十个月里,全球范围内已经有许多场纪念活动。一次次学术会议和盛大派对中,无数当年的“革命者”们喝着红酒追忆往昔,怀念那纯洁、浪漫、叛逆而又理想主义的青春时光。
1968年前后,按照当代加州精神的重要诠释者Manuel Castells的说法,有三种历史进程同时发生:第一是信息技术革命,第二是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随后发生的再结构,第三是文化上的社会运动。
今天,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五十年前那场改变了世界的技术、文化和社会运动?如何反思当年的两种革命欲望——以自由左翼为中心的文化/生活革命,以计算机为载体的数字科技革命?如何考量现在已然弥漫全球的以控制论、自由市场经济学和反文化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后68’意识形态?
1968之后的五十年,为人类史带来了太多的东西。后殖民、后冷战相互交织,帝国与帝国主义彼此交叠,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末世论与新纪元同时并存……。这半个世纪,技术快速发展又迅速熵化,变革持续发生又反复幻灭,艺术过度生产却又精神贫困,人类联通了整个星球却陷入宇宙式的迷茫……。
人类史、自然史以及人与这个星球的关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纪释放出了它的所有症候——在这个不断自我生产的废墟中,人不断技术化,人持续自我改造为非人。人抛弃了物,资本抛弃了人。


中国美院旧金山特展“From/To:中国艺术教育的核心现场”展览现场


一、

2001年12月,哲学家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给法国女作家玛丽-莱萨娜(Marie-Magdeleine Lessana)的信中写道:从威尼斯双年展的展场中茫然地走出来,我“对这样一种形式之革新的空虚感到震惊,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化的终结感油然而生”。他说:“不仅上帝死了,就连他尸体的阴影也投到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表达之上。”于是,他断定:“我们正处在一场深刻的危机之中,而艺术生产,正在空无中打转”。
这种危机,正如奈格里所感受到的,不但是艺术的危机,更是人的危机。而对于艺术教育者,这种危机的根本,首先在于感受力的贫困。
最近这三年来,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在中国美院开设了一门新课程,他讲的主要内容是对“自动化社会”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熵化”和“感性贫困”的反思。在他的名著《象征的苦难》中,斯蒂格勒写道:
感受首先是与技术(tekhne)相关的,它是艺术的对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拉丁语ars也意味着技术。这种作为感知之本原的技术,意味着感性灵魂的感知(sensation)成为智性灵魂的认知(perception),并打开感知的社会循环。
而现代文化工业的发展,通过疏导装置和知觉复制,导致了消费者的感性的贫困和无产阶级化,大众被变成普遍的文化消费者——有时甚至被转变成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有教养的势利者”。他说:“算法所支持的自动化,会造成生产收入再分配这一凯恩斯模式的消失,这一模式迄今为止,一直是使那个宏观经济系统得以收支平衡的基础”。更关键是——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新技术,正在将全球化的生产与消费“引向对所有知识的毁灭”。斯蒂格勒所说的知识,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不仅是指生活知识、动手制作的知识和制造概念的知识,而且还包括如何活着的知识(savoir vivre)和如何思考的知识(这是康德意义上的关怀)。

在最近一次讲座中,斯蒂格勒进一步谈到:
社交网络利用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把持留当做数据来挖掘,同时又靠算法生产出自动化的、人为的前摄,也就是模态化行为。这种模态化行为毁灭了心理与集体个体化(psychic and collective individuation)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西蒙东对社会的定义”。
由此,“社交网络成为一种反社会的技术,正在使人的社会化生存产生新的危机”。或许,这正是阿多诺和霍克海姆所说的那种“新型野蛮”

“From/To:中国艺术教育的核心现场”展览现场


许多朋友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会形成更完备的生命轨迹、公共价值和信用体系,正如不断有人宣称区块链会带来公民自治、政府自律,会形成去中心化的社会治理结构以及真正的民主。对此我不太乐观,因为就掌控新技术而言,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一定会比人民出手更快。

今天,我们在旧金山反思这些问题显得格外紧迫,也格外恰切。因为正是以硅谷为核心的加州,启动了这一轮影响人类进程的技术与社会变革。近二十年来,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技术在明显加速,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觉到各种技术对生活的“重置”。人们似乎是被不断地重新置入程序,就像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被迫调换手机。技术的发展在引诱着也是胁迫着我们紧紧跟随,不断跟它一起更新换代——引诱是因为花样翻新、追求时尚,而胁迫是因为整个服务系统在升级,人们没有选择,只能跟着更新,否则等待你的是脱离网络、与世隔绝,更有甚者,是一种“社会性死亡”。这种加速度,这种实时性,这种迅即的自动化/现成性,取消了我们自主的学习与生产。我们从来不是自然人,我们是技术化的人、人工化的人,是human being加上artificial being。那么,作为技术化的感官集成的存在,我们如何制作、如何创造?问题不在条件怎样提升,资源如何增长,而是在于我们是否还能保有我们的主体性?我们是不是还有那种制作的、创造的、斗争的欲望?是的,欲望和意愿,这或许是我们与人工智能的最大差异。人工智能可以“写诗”,可以在棋盘上战胜人类,但是它必须接受指令才会写诗和下棋,它并不具备写诗和下棋的原初欲望和意愿。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最切近的应用场景中,亚马逊、淘宝、京东设置了众多的推荐和方便,这些“方便”不但是引导消费的诱饵,更是对我们自身性的诱导和窄化。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合作中,我们的偏好被强化,我们的欲望被放大。新技术对我们的阅读是一个超级踪迹学建构,据说阿里巴巴对每一个淘宝用户的定义,可以拓展到几千个标签。这意味着,它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欲望、你的需求、你的目的、你的冲动。然而,这只是你的数码存在,这不过是由概率算法导出的一种“显示性偏好”。
同样,通过脸书、推特和微信,你总是会看到你想要看到的。社交网络营造出一个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舒适的“共识性”环境,一个自我映射、自我生产的小世界,这个小世界,已经具有了Matrix的基本雏形。我们在自媒体的自我数据化中“被个性化”,在“朋友圈”与“众筹经济”的网络互动中“去社会化”,在越来越自动、便利的服务系统中沦落入“功能性愚蠢”,陷入自动化的麻木,陷入网络的隔绝与忧郁……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人群做了无穷细分和精准定位,但是在深层意义上,人的社会性以及社会能力(sociability)却被极大地削弱了。由网络所动员起的亿万网民的全球链接,只是制造出了一个“被冻结的公共领域”,在这里时刻喧嚣着的,是数以亿计的“无用的多数”。这是比民粹主义更加困难的问题,这是当前新政治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也是当前艺术与思想的首要问题。
伴随着社交媒体出现的,是一种更加琐碎化的感知、更加景观化的生存。技术、资本和那些构造出“单一普遍性”(singular universality)的企业及其金融王国,通过我们每时每刻不可或缺的手机,以及谷歌、百度、GPS、Facebook、Titter、淘宝和滴滴……将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数据流和直播秀,技术-信息-资本-权力的网络建立起一种总体性全球治理。这个不断升级的全球治理装置没有外部,它消融入我们身处其中并且乐在其中的日常生活。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的生活世界。
这是一种更深入、更全面的生命治理,这就是我们的digital being。这是新的Matrix帝国体制,这个新帝国所代表的不止是意识形态-治理技术、而且还是生活方式-知识方式;从软体到硬体,从编码(coding)到治理(governing),它渗透入社会肌体和生命政治,塑造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梦想方式、欲望建制和情感结构。

“From/To:中国艺术教育的核心现场”展览现场


二、

2012年,在中国美院主办的一次亚洲思想界论坛上,时任联合国粮油署总干事的经济学家周莫·夸梅·桑达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做了一场重要讲演,标题为——“帝国主义存活无恙,但依然在进化中”。我很认同这个标题所传达的信息。这几年,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经过漫长的20世纪的演进,资本主义已历经几次迭代,呈现出新的升级版本和运作形态,简单地说就是——从剥削发展到剥夺,从压迫变成替换,从占有转为支配。
首先,资本经由生产关系对人之劳动价值的“剥削”,已经转化为生命政治层面上对人之能动性的“剥夺”。在当代人身上,内在的能动性,一切自我创生、自我更新、自我想象的能量正在逐渐地被剥离开来。社交网络、实时定位、大数据算法和机器学习这些新技术,再加上跨国资本,构造起一种隐蔽于日常生活的占有和支配。这种情况下,所谓“解放”不再是从禁锢与宰制中挣脱出来,也不再是惯常的反压迫和反控制。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一个自由的外部,身处Matrix之中,我们再也找不到明确的敌人。这是一个新的帝国,它不但同时是左、中、右,而且同时是内与外。在这种状况下,反对帝国就是一场反对我们自身的战斗,我们必须与自己的情感与欲望机制做斗争。
控制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隐秘,新型的数码帝国主义不再需要占有,它只需要支配。当代生命政治的根本问题不再是压迫,而是置换。从压迫到置换,就是用假肢置换并废除你的器官——不是我们有所缺失才做了假肢,相反正是这预先生产的假肢把我们变成残废。我强烈地感觉到,不但社交网络、实时定位、人工智能这些新技术是我们的假肢,就连所谓当代艺术、创意产业、各种学科化知识甚至大学建制本身,都是我们当代人政治、伦理、情感与智性的假肢。
在今天,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变成了文化工业,统治和压迫的机器隐形了,我们再也找不到明确的敌人。在这新统治中,充斥着消费主义政治的替换逻辑:你要社会革命,就给你社会运动;你要社会主义,就给你新左派;你要的生活发展的自由,被替换为自由市场的自由;你要媒体自由,却得到自媒体;你召唤民众团结,获得的只是社交媒体的朋友圈;你本应是文化的生产者,却很自然地变成了消费者;你想做个战士,却只是成为了演员……
那么,艺术如何克服这一新统治的剥夺和置换?这关乎人的保存与人的发展——我以为这正是当前艺术的根本责任。
康德说:“人,能够把那些知识和技巧用于其上的最重要对象就是人,因为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在他后期哲学中,康德试图以一种“实用人类学”来统摄三大批判——在回答了“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和“我可以期待什么”之后,以更加整全的视野进一步回答“人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我们看到,技术的快速迭代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人的发展更是瞠乎其后。40多年前,福柯宣称“必须保卫社会”,今天,为了人的保存与人的发展,更加迫切的是回到康德的思考之中——必须重新发明一种人学。
过去三十年间,科技的主要成就是研制出无数种“数码物件”,在此,我呼吁在数码物件(digital object)的研发之外,还要推动一种更根本的数码主体(digital subject)的探索,这将是一种新的人学(humanities)。
对于这种新的“人学”,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人工智能。最近这几年,人工智能几乎成为艺术、设计和教育领域最火热的话题。其实,与互联网猝不及防的大爆发不同,我们对人工智能已经有了几乎一个半世纪的思考。十九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就是科幻小说和各类预言最为钟爱的主题,以至于它占据着我们关于未来的主要想象空间。它窄化了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似乎人类未来的主要内容就是与机器的斗争,如同电影《骇客帝国》中所呈现的。然而,在这类影片中,人与机器的斗争掩盖了一个根本事实——即使在未来,决定人类命运的依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如果那时我们还可以被称为“人”的话。因为通过新技术,极少数人将把绝大多数人类变为无用之物,变成那个作为日常生活的Matrix的消费者,变成一个虚拟世界的永远的沉浸者,同时也变成现实荒原中的赤裸生命、肉身电池。
未来人类的根本困境是身心的分离,这是人机合体的副作用。在未来或许只有那个Matrix的操控者、那“终极的主人”才能做到身心合一,其他的人类,心在Matrix,身在“现实的荒漠”。
这将是一种技术控制下的新“冻结状态”。身心分离状态下人的主体性丧失,或者说,人之为主体的自由意志与行动力被从现实转移、置换到了虚拟现实。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终结、人的终结。打破这一“冻结状态”,将是极少数人VS.几乎全体人类的斗争,是人机合体的终极消费者对抗同样人机合体的终极控制者的斗争,是两种“非人”之间的斗争。
朋友们,这无疑是一个黑暗的未来,如何避免它的发生?如何才能寻找到反向的动力,在自然的技术化与技术的自然化、人的技术化与技术的人化之外找到并且作为“辩证的另一极”?这是未来艺术的根本任务。

中国美院旧金山特展“From/To:中国艺术教育的核心现场”展览现场


三、

五十年前,在1968年的终结,人类终于第一次登陆月球,同时,也是第一次从太空中回望自己的星球。在宇宙盛大的寂寞和宁静中,宇航员迈克尔-柯林斯真切地感受到: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边界不见了,喧嚣的争执停止了。这颗微小的星球在转动,安详而宁静,不必在意任何细节……,地球就是这样,蓝白相间,没有穷困和富裕的区隔;蓝白相间,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野;蓝白相间,没有嫉妒者和被嫉妒者的差别。
这样一种巨大时空中的遥望和感触,是对人类经验的超越与重塑。艺术所能够给予我们的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这种超越性的视角与想象。然而,50年后的今天,正如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两周前在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Clarke Award for Imagination in Service to Society)的获奖演说中所指出的:
信息技术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发展,网络覆盖了整个世界。在IT所营造的越来越舒适的安乐窝中,人们对太空渐渐失去了兴趣。相对于充满艰险的真实的太空探索,他们更愿意在VR中体验虚拟的太空。这像有一句话说的:“说好的星辰大海,你却只给了我Facebook。”
这样的现实也反映在科幻小说中,克拉克对太空的瑰丽想象已经渐渐远去,人们的目光从星空收回。现在的科幻小说,更多地想象人类在网络乌托邦或反乌托邦中的生活,更多地关注现实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科幻的想象力由克拉克的广阔和深远,变成赛博朋克的狭窄和内向。

“From/To:中国艺术教育的核心现场”展览现场


最近,我常常想起一百年前那些被称作“现代主义者”的人们——查拉、卡夫卡、乔伊斯、庞德、杜尚、艾略特、格列皮乌斯和中国的鲁迅,想起马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李西斯基、爱森斯坦、塔特林以及巴赫金意义上的“激进的形式主义者们”,他们似乎还拥有克拉克般的想象力的广阔和深远,还拥有刘慈欣所说的向着未知和未来无穷探索的激情。一百年前的那场政治/美学革命,带着重塑艺术自身的力量,重新发明世界观的雄心,试图建构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种激进的形式主义不止创造了建构性的艺术,而且企图发动一场感性结构的革命,重组我们的欲望机制甚至社会形式。

同样是在100年前,那一代艺术家、建筑师、哲学家们在不同社会基体和历史愿景中建立了包豪斯与呼特玛斯(Вхутемас),开启了现代艺术/设计学院模式的“双生花”。此后的一百年中,我们目睹了艺术学院的一次次危机与嬗变。在后工业和信息资本主义的今天,我们即将迎来包豪斯/呼特玛斯的百年纪念。一百年后,这个新世纪正在迅疾的技术迭代与熵化中自我奠基,我们将以怎样的方式重新出发?
“一个哲学家对自己最初和最终的要求是什么?”在《瓦格纳事件》中尼采说,是“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做到不受时代的限制。他凭借什么来征服这个最大的难题呢?凭借他身上让他成为时代产儿的东西。”
作为一名策展人和艺术教育者,我认为艺术的价值有二:重新发明日常,以及超越经验的想象。然而它的最高目标则是以心灵的创造向时代提案,继而催生一种社会进程。在这个层面上,艺术是一种心灵的社会运动,一种有深度的精神生产,一种推动社会更新的行动。
然而海德格尔提醒我们:“对于行动的本质,我们还远远没有充分明确地加以深思”。在海德格尔看来,行动的本质乃在于完成(Vollbringen),而完成意味着:把某种东西展开到它本质的丰富性中,即生产出来。在这里,行动就是生产和再生产的合一,既是物的生产,又是主体性的生产和生命的发明,通达于古老的poiēsis。作为生产的行动,也是重新生产社会、让社会展开的努力,也就是让被固化锁定在各自社会阶层、各个历史阶段、各种关系单元中的消费主义个体,重新焕发出生产的潜能,催生出改变的愿望,从中产生出一种重新去想象自我、想象未来、发动社会的可能,一种自我更新和自我解放的力量。
是的,我们无一例外,都是些被生产和消费掏空耗尽的,被琐碎的日常生活磨平、击败了的个人。为了“生活”(Vita Activa),我们就必须创造历史、写作诗歌。要成为个人,就必须先成为艺术家。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感情与智性重新编码,发掘出感受-理解-团结-行动的能量,创建出新的主体性,继而重新找回改变的激情、创造历史的欲望。这激情促使我们从无数个体的自由实践中,凝聚出一种公的创造力。这欲望促使我们去尝试着发明一种新的生命政治,一种新的行动哲学,一种新的历史技术。
通过这种历史技术,我们把可能性还给历史,并就此发展出一种“解放的史学”。这同时也将是一种“解放的艺术”,在这条道路上,杜尚曾试图将作品解放为所有的物(一切都是艺术品),博伊斯试图解放所有的人(人人都是艺术家)。

“From/To:中国艺术教育的核心现场”展览现场


朋友们,在感受力贫困的时代,我们需要解放的艺术。这解放的艺术,它试图为平等画出最新的光谱,为自由写出最新的旋律。最后,请允许我用两句引言结束我的讲演。在《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如是说:

我爱那人,他的灵魂过于满溢而至于忘我,
万物都在他的心中,所以万物都成为他的没落。

第二句是米歇尔·福柯说的:
我愿我的作品成为像手术刀、燃烧瓶或地下通道一类的东西,我愿它们被用过之后像爆竹一样化为灰烬。
2018年11月16日,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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