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讲座预告——特区 | 表演现场
发起人:服务员  回复数:0   浏览数:1489   最后更新:2018/08/06 20:54:05 by 服务员
[楼主] 蜜蜂窝 2018-08-06 20:54:05

来源:Ocula艺术之眼


玛丽亚·阿切希娜。摄影:Alexander Sofeev


成立于2011年的俄罗斯抗议艺术团体Pussy Riot(中译“暴动小猫”“造反猫咪”等),以在非常规公共场所游击地自发组织挑衅的朋克摇滚表演、再将录影带上传至网络而知名。其中最众所周知的,是该团体2012年2月在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表演歌曲《朋克祷告》(Punk Prayer),由于歌词含有诸如“圣母玛利亚,请把普京赶出去”的句子,该表演使三名成员被拘捕:玛丽亚·阿切希娜(Maria Alyokhina),娜杰日达·托罗克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和叶卡捷琳娜·萨穆泽维奇(Yekaterina Samutsevich)。同年8月,三人被判处两年监禁,其中萨穆泽维奇于随后被判为缓刑。得益于庆祝俄罗斯独立后的首部宪法颁布20周年的政府大赦,阿切希娜与托罗克尼科娃在2013年12月被释放,比原本时间提前了两个月。此后不久,阿切希娜与其他几名Pussy Riot成员前往2014年索契冬奥会现场,表演歌曲《普京会教你热爱祖国》,她们当场受到民兵和便衣警察的攻击。

2017年8月1日,Pussy Riot的创始成员玛丽亚·阿切希娜一边穿过莫斯科夜晚的街道,一边在Skype上接受了Natalie King的采访,本文为对谈节选。在谈话中,阿切希娜反思了语言和行动主义中的权力与政治,并谈论了她当时即将出版的书籍《Riot Days》及该书的“现场版本”——同名合唱作品。这一作品解释了Pussy Riot在2012年被逮捕、受审、入狱事件的原委。“Riot Days”将在墨尔本艺术中心、墨尔本银行与策展人Sophia Brous合作举办的当代表演艺术节“Supersense: Festival of the Ecstatic”中演出(2017年8月18日-20日)。自被释放起,阿切希娜以受压迫体验为灵感创作了多个项目,包括与娜塔莉亚·卡利亚达(Natalia Kaliada)及白俄罗斯自由剧院合作的《燃烧的门》(Burning Doors)。《燃烧的门》聚焦于俄罗斯政府对乌克兰导演奥列格·先佐夫(Oleg Sentsov)和俄罗斯行为艺术家彼得·帕夫伦斯基(Petr Pavlensky)的监禁事件。实际上,本次采访过后的第二天,阿切希娜便因在东西伯利亚对先佐夫被监禁做出行动抗议,与另一位Pussy Riot成员奥尔加·波里索娃(Olga Borisova)一道被警方拘留。

白俄罗斯自由剧院,燃烧的门。摄影:Alex Brenner


你的成长历程中有什么可以分享的经历?你在孩童时期就初现拒绝信奉和反对教条的倾向吗?


我那时是个问题少女,其实我现在还是问题少女。我十一、二岁时上五年级,当时在俄罗斯我们要上劳动课,学习所谓的“劳动”。那是第一次班里的男生和女生分开上课,男生学习修椅子和电工之类的技能,女生则是缝纫和做饭。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自己要学缝纫,因为我既不喜欢,也不知道缝纫有什么意义。于是我就问老师,为什么要教女生缝纫?我没有得到回答。


一切有趣的事情都是由提问开启的,没有问题就没有办法前进。所以我喜欢问问题,我想我的人生经历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在你的自传中读到,你在儿童精神病院做过志愿者。为什么会想要帮助有精神问题的儿童?


俄罗斯的精神科诊所和西方的运作方式不一样。举例说,那里八九成的女孩都不是因为精神有问题,只是像我一样的问题儿童而已。她们没有病。我和她们交谈,一起写东西,送书籍给她们,因为我相信我们之间是没有隔膜的。


我觉得把人标准化是有大问题的,我根本不相信什么他妈的标准,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表达。社会的责任应该是接纳这些声音,而不是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和监狱,或者将他们处死。

Pussy Riot剧团,摄影:Alexander Sofeev


精神病房和你所经历的与社会隔绝的拘禁经历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俄罗斯的机构有一个通病——他们都是基于政府把人当作国家机制的部件而非独立个体这一原则而存在的。很不幸,监狱同样反映了这一点,所以作为政府机构,我们的监狱和学校、精神病院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总理是前克格勃特工。

2012年,你因在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表演《朋克祷告》而被拘留。那次表演未经允许,是颇具煽动性的游击式朋克摇滚行动。你因此被指控实施了“宗教仇恨引发的流氓行径”。那时你是新闻与创意写作学院(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reative Writing)的四年级学生,也是诗人,出版了自己的诗作。语言和文字在你的作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笃信文字的力量。俄罗斯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Nikolay Gumilev)曾写道,“一个字便可令雨停”(one word could fully stop the rain)。我相信行动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例如我们拥有民主是因为人们以“民主”二字为人生信条,坚信这个词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文字就失去了意义。一旦文字失去意义,我们生活的世界也难免将变得空虚。

我即将出版的《Riot Days》中陈述了很重要的一点:不是每天去竭力争取的自由是不存在的。自己不去搏斗的话,“自由”这个词就失去了意义。

娜杰日达·托罗克尼科娃在审判最后对法庭做的总结陈述中引用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文字将击碎坚石”(wordswill break cement)一言。你怎么看这句话?

这是俄罗斯异见人士索尔仁尼琴的名言。是的,我笃信这句话。不过比起索尔仁尼琴我更爱古米廖夫,可能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的诗歌吧。然而如果想要了解俄罗斯历史,索尔仁尼琴是极其重要的人物。


在学校里,我们的老师说斯大林是俄罗斯历史中的重要人物,我们也不读索尔仁尼琴。对我而言,教育是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在俄罗斯的重要学府,也是全国最大的学校莫斯科州立大学中,我们甚至没有开设性别研究的相关课程。很多人问我俄罗斯女权的现状,但我们怎样在连基础教育都没有的情况下讨论女权?我们需要认真严肃地思考学校的性别教育。


东正教会中有些成员很疯狂,声称学校开展性教育是一种罪恶。这可是二十一世纪了,又不是中世纪。他们说用避孕套也是有罪的。去年,一些政客宣称俄罗斯应在法律上禁止堕胎,这个丑闻引起了轩然大波。通常,怀孕和有孩子的女性在我们国家只能领取到每月50美元给孩子的抚养费。这笔钱连吃饭都不够。这就是现状——和欧洲的女权话语千差万别,反倒更像中东。

你在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的采访中,谈到了俄罗斯女权主义的历史。直到读到那次采访我才知道俄罗斯女性比美国女性更早拥有选举权。能不能更详细谈谈俄罗斯女性主义的传统,以及女性权利的发展谱系?


俄罗斯是最早允许女性选举的国家之一。但那只是开头,不幸的是这些开端都在斯大林时代被枪决了,和那些创造这些开端的人一样。

Pussy Riot是怎样成为这样复杂多元的项目的?它是人权团体,独立媒体,也是音乐和录影带制作方。这些元素是怎样统一在Pussy Riot的标题下的?

这么说吧,我们是一个朋克团体。它不仅仅是一群人。最初是一群女孩,不只是莫斯科出身的女孩。自审讯事件以来,Pussy Riot不再只是一个抗议小组,我们在审讯过程中没有停止行动,和与此事有关的人进行舞台式的奇怪对话。之后在监守所,在监狱里,我们则是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与狱警斗争。被释放后,我们成立了MediaZona,一个独立的媒体平台。这个领域对我们而言是全新的。

MediaZona怎样拓展了Pussy Riot的实践领域?


它是我们一直在争取的监狱改革的一部分。MediaZona是独立的俄罗斯新闻媒体,报道俄罗斯和自由有关的内容。它作为一个政治的途径对抗我们的反面,例如警方和监狱暴力。它已经跻身为俄罗斯大受欢迎的媒体,网媒中的前十位,因为基本上在对方阵营里,人人都背着案子。对我来说,MediaZona是俄罗斯的真实写照,我们需要这样的媒体,因为众所周知,官方媒体的头儿都是普京的朋友,那些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宣传。对立的观点是不存在的。


我们想要实验各种各样的政治艺术。我去年和白俄罗斯自由剧院做了首个合作项目《燃烧的门》。我之前对政治戏剧了解较少,这个项目成为了我克服自己局限的一次强烈且重要的体验。《燃烧的门》是一出形体戏剧,基于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残酷戏剧理论。这出戏剧的演出是为政治犯、乌克兰导演奥列格·先佐夫争取自由的运动中的一部分。先佐夫被判二十年监禁,现在关押在东西伯利亚的雅库茨克,俄罗斯最寒冷的地区之一,冬天达到零下52度。


明天我们要前往他的关押地,和狱警交涉,并向全世界公布他的处境——这位艺术家根本不是罪犯。他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我觉得他的问题在于克里米亚公民身份。自从普京决定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那些有异议的人士便相继进了监牢。

白俄罗斯自由剧院,燃烧的门。摄影:Alex Brenner


你第一次表演“朋克祷告”是在公共场合,那是一次行动主义的注目之举,而现在你将表演挪到了剧场这一非常受约束的环境中。从正面交锋的公共领域进入更狭小的剧场环境,同时也从即兴变为非即兴,这其中的转变是怎样的?我也很好奇,风险/危险在你作品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我们做很多种不同的事情,包括MediaZona,戏剧,我还写了本书《Riot Days》。写这本书的过程十分艰难,因为有时候反思是很困难的。《Riot Days》同时也是我们(Pussy Riot)的表演——可以说是一本现场演绎的书。我讲故事的方式便是重新将文字说出来。


我们从来没有在西方做过行为表演,我现在也不准备做。我不保证以后永远不会,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当然,我们是在西方的平台上表达我们的想法和态度,把我们的故事传达给全世界。看守所拘留结束后的第一年,我们做了一些演讲,所得收入都投入了MediaZona里。


克里米亚危机后,一切独立媒体都被粉碎了,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与普京意见相左的新闻记者纷纷被解雇。不仅是记者,大概八成左右的知识界人士因此离开了俄罗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在这个所谓的新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容身之所。我为留下的人感到自豪。我自豪自己认识他们,自豪能在某些时刻有机会帮助到他们,因为这是唯一的方式来证明还有另一个俄罗斯的存在:我们没有武器,没有白宫,没有克里姆林宫,但至少我们有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大声表达。

关于戴匪帽(balaclava),我想知道这一举动是怎样和伪装、匿名联系起来的。是否和同样用面具隐藏身份的女权主义者“游击队女孩”(Guerrilla Girls)有某种联系呢?


确实,游击队女孩对我们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我在2015年底见到了其中一个女孩,她送给我一件她们的作品作为礼物,那是很美妙的经历。我在她们身上获得了灵感,开始头戴匪帽进行活动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

除了游击队女孩影响了你们的实践外,还有哪些女权主义观念或团体是你认可并有所共鸣的?


这个问题很大。我很喜欢第一代女权主义者。我被妇女参政运动深深打动,在那段时期阅读了很多和英国有关的内容。对Pussy Riot而言,乐队“BikiniKill”在观念和音乐上对我们有很大启发。乐队的前鼓手,托比·韦尔(TobiVail),是我们被捕时最先站出来支持我们的艺术家之一。她是一个重要任务,是艺术家,也是一个很棒的人。我被释放后在美国见过她几次,我认为她对抵抗艺术有着无比丰富的经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也是一位很重要的艺术家。

你对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的兴趣可以说是对无所畏惧的欣赏吗?


是的,但我们也拥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因为巴尔干岛地区和俄罗斯和教会之间有着相似的关系,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也基于此进行创作。

去年Pussy Riot发行了歌曲“Straight Outta Vagina”,其中有这样的歌词:“如果你的阴道落在监狱里,全世界都得听着,确保特朗普牢记他是从哪儿来的。”这些话有些幽默的成分。


没有幽默的话,还不如死了算了。幽默是我们的重要武器,因为他们可以掠夺你的一切,但无法带走你的微笑。

Pussy Riot剧团,摄影:Alexander Sofeev


《Riot Days》将于(2017年)八月底在墨尔本呈现。该作品首映于Elektrozavod,莫斯科最大的艺术改造场地,过去曾是前苏联电力工厂。为了避开俄罗斯当局的注意,首映表演是邀请制并只表演一次。《Riot Days》中的表演元素是如何结合了影像长镜头,现场音乐和口述,从而让你的书栩栩如生?在莫斯科首演这一被你称作“Pussy Riot戏剧”的新作品时是怎样的场面?


《Riot Days》是想要将暴动再次上演:抗议行动,Pussy Riot的歌曲,从警方手中逃跑,法庭上的狂欢,还有监狱的黑暗美。其它元素还包括Pussy Riot的成员娜斯提亚(Nastya)吹萨克斯,马克斯(Max)演奏电子朋克。她们是音乐二人组AWOTT(Asian Women on the Telephone)的成员。


莫斯科首演后,那个剧场(注:指Transformator剧场)就关了,不过我们知道该怎样在地下活动——前期需要非常大量的准备。不过如果想做一件事,就去想办法做。我们以自己微小的方式来产生影响,反转现状,因为官方政治论调上说我们是国家的敌人,人民的敌人。


这不仅仅事关我自己,或者Pussy Riot,这事关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经常谈论俄国革命,我想说明“革命”(revolution)本来是天文学用语,意思是“旋转”。它可以是内部的转向——这种转向正是政治或文化革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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