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昊美术馆
2018年7月28日，“昊国际策展人驻留项目”第二期，驻留策展人贝蒂-苏·赫尔茨为观众带来了题为《艺术、环境和公共参与：博伊斯的遗产》的公共讲座。
独立策展人贝蒂-苏·赫尔茨来自美国旧金山，她的策展工作专注于批判性视觉文化和社会相关议题的交汇点。在本次昊美术馆的讲座中，贝蒂以一系列将艺术、美学和环境活动主义结合的理论为基础，与大家分享了她对艺术创作实践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以下为精彩回顾。
讲座现场，昊美术馆，2018
贝蒂-苏·赫尔茨
今天的讲座延续了之前一系列将艺术、美学和环境活动主义结合的理论。正是在该连接点上，艺术和近来所谓的“集体美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引发了人们的警觉，并改变了人们对待以人类自身生存为基础的地球健康重要性的态度。
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者将自然从文化中分离出来的理论，有非常多的理论在推进对人作为自然一部分这一观念的深度理解。这不仅仅是说人处在自然当中，同时也是呼吁我们应当关注和热爱自然环境，以确保自然的健康，这似乎显而易见。但正如我们日常所见，当涉及环境政策的议题，这个世界的权力都在这一基本事实中挣扎。
“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
首先想给大家介绍几个背景：1965年，英国化学家和生态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Ephraim Lovelock）拜访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太空探索实验室，当时他们正在进行探测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项目。那次参访后“盖亚”的想法出现了，这一名称取自对地球的希腊式人格化。詹姆斯·洛夫洛克提出的“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认为地球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复杂系统，涉及生物圈、大气层、水圈和土壤圈，紧密结合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系统。这个假设将这一系统统称为“盖亚”——寻求一种适合当代生活的物理和化学环境。虽然该理论受到质疑，但它代表的生态系统仍与一些关注生态议题的当代艺术家有某种一致。
“盖亚”的概念促进了生态系统，相互关联和平衡的理念。洛夫洛克还提升了自然之美和能力方面的神秘和精神信仰。这些想法对艺术家很有吸引力，即使一些理论家和科学家对和谐的概念提出质疑，指出自然中危险、暴力和失衡的一面。
这张图表明地球是一个漂浮于太空的孤立生态系统
上图对整个生态环境是个全球单一系统进行了说明。1972年12月7日，阿波罗17号的登月团队改变了我们观看母星地球的方式。
尽管当地的变革行动和城市生态比抽象的理论更为重要，但这一理论的确为博伊斯项目的核心提供了动力。
约瑟夫·博伊斯，《拯救森林》，海报，1972
这张海报《拯救森林》是对1971年12月14日一场环境保护行动的记录，当时博伊斯和50名学生一起用扫帚打扫杜塞尔多夫的Grafenberger森林，以此抗议为建网球场砍伐森林的计划。它代表了博伊斯对自然环境及其重要性，尤其是对城市空间的强烈承诺。这是一个支持城市生态学的政治艺术行动案例。
许多文人画强调将身处自然作为一种与之交流以此实现乌托邦意识和自觉状态的方式。通常这种对生活的表达，即拒绝城市责任并远离公民生活。
下图是沈周著名的《杖藜远眺图》，画中诗句：
白云如带束山腰，
石磴飞空细路遥。
独倚杖藜舒眺望，
欲因鸣涧答吹箫。
沈周，《伥立远眺》，明
中国古代一些画家已开始注重天人合一了，人物置身其中，而非打扰、破坏山水。这种田园诗般的过往是不可能的，尤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虽然渴望以这种方式与自然进行交流，但自然本身作为一个类别是很不稳定的——正如我们所知的，它正在受到攻击，唯一的选择是更多地与它结盟，而且不仅是与其平静而庄严的状态，也与它暴力动荡的状态结盟。本次演讲中会提到的艺术家们提出，这是一种情感、精神的，与保护自然相关的联系，并将努力维持自然的健康作为第一要务。 他们希望维持平衡的概念，即使这一概念一直保守争议。
在1978年约瑟夫·博伊斯写了《呼吁替代选择》，在关于生态危机的部分，他讲道：
我们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度不安定的特征，我们所处的自然基础很快将被彻底破坏，我们正在摧毁它，因为我们维持着基于对该基础进行无限制掠夺的经济体系。在这一点上必须非常明确指出，西方私人资本主义和东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并没有根本的不同，破坏自然反应在范围的现象。他还写到“矿山和垃圾场之间是现代文明的单行道，其扩张性增长损害着生态系统中不断增长的生命线数量。
想特别说明一下，博伊斯在1978年就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而不是在现在，说明他是个非常有前瞻性的人。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社会雕塑”是基于他认为一切皆为艺术，生活中的方方面均可创造性地处理，因此人人都具有成为艺术家的潜质。他写道：
社会结构
我们如何塑造我们生活的世界;
雕塑作为进化过程;
人人都是艺术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所说的“雕塑”本质是不确定的、未完成的。大多数过程仍在持续：化学反应、发酵、色彩变化、衰退、干涸。一切都处于变化的状态。博伊斯的生态意识离不开更广泛意义上的环境再生理念。1979年，他在德国联合创建了绿党——“任何情况下都要站在‘绿’这一边，如果说我们生命本身受到威胁，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约瑟夫·博伊斯，《绿党竞选海报》，1979-1980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极具影响的作品《7000棵橡树》。《7000棵橡树》是1982年第7届卡塞尔文献展的艺术项目。他在卡塞尔主广场放置了7000根棱柱形玄武岩，之后，这些玄武岩柱配以橡树的种植遍布全城。每种一棵树，这些堆放在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门外草坪的玄武岩石数量就会随着减少。该项目在当地被视为实现绿色城市更新的一种姿态，经历五年时间完成，并已传播到到世界各地的其他城市。
《7000棵橡树》，约瑟夫·博伊斯
这个项目象征性地以博伊斯的儿子温策尔在艺术家去世一年后，也就是在之后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1987年）完成。实际上，这是个暂未被定义的作品，因为它的持续时间将由出现标题中的7000橡树最终幸存的时间决定。该艺术项目可能会持续到当前生态系统的结束。在卡塞尔完成这一项目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卡塞尔曾是座工业城市，在二战时是德国兵工厂的繁荣之地，这也是二战中该城市被夷为平地的原因。因此，在卡塞尔做这个活动意义非凡。
近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关于人类世理论的文本——我们正处于一个基于地壳上人类活动的新地质时代，这种活动的影响如此深刻，以至于将地质时代推向入崭新的时代。数百万年来，地质时代的变更主要是自然循环过程的影响。现如今是第一次受到人类的重大影响，有人认为这始于18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随着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ozef Crutzen）引入这一理念后出现了许多理论，环境运动变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人类活动的长期影响和对更深层时间感的认识中——不仅仅是我们的人类时间，地质时间也有了更为持续的轨迹。地球不会在气候变化中存活下来，因为它确实看到了冰河时代等。
最后，这还是一个人类问题，我们能活下来吗？这是人类开始行动的紧迫性的前提。这并不是单单说地球是否能像冰川时代那样在气候变化存续。而是关乎人类存亡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存活？这是我们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讲座现场，昊美术馆，2018
虽然盖亚假说有很大的争议，布鲁诺·拉图尔改造了“盖亚”，并将其重新定位为一个有用的关键工具。由于洛夫洛克提出“盖亚”假说是在拜访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实验室之后，因此这一概念在加州也非常重要。
“‘盖亚’与千禧年平衡中的任何新时代地球概念无关，而是出现于非常具体的工业和技术情境：暴力技术断裂，混以太空征服，加之核战争和冷战——我们之后在‘人类世’的标签下将其总结，这伴随着以上世纪6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为代表的文化破裂。毒品、性、控制论、征服太空、越南战争、计算机与核威胁：这是‘盖亚’诞生的环境，在暴力、诡计和战争之中。”
博伊斯结合了艺术、行动主义和公众参与的城市生态项目是公共领域当代艺术和集体美学的先驱。它在彰显着对大自然森林、海洋和大气热爱的同时，表达对诸如森林砍伐、提取、塑料和化学污染等大规模破坏的担忧。艺术家和生态活动家深受“人类世”话语的影响，该话语阐述了气候变化和我们环境未来的紧迫性。
现在，我将把焦点转向2015年以来创作的艺术作品、行动和项目上。
雅克·朗西埃在《歧见：政治与美学》说“艺术可以成为生活，生活可以成为艺术。两者可以交换彼此的属性。”
伊茨·麦基在《罢工艺术：当代艺术和后占领状况》中提到：“引人注目的艺术意味着将艺术从自身中解放出来，反过来认识到集体解放总具有审美维度，不是理解为和谐身份的理想形象，而是作为一种永不结束的歧见活动。”
这两处引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博伊斯“社会雕塑”概念的延伸，并体现了直接参与生活以及集体性相关的新的艺术方向。且这一引语可以继续：“感觉呈现和理解它的方式之间，或者几种感官制度和/或与‘身体’之间的冲突......”[这些]公众发明了新的集体发声形式；它通过发明新的方式来重新构建给定的方式，从而理解可见和不可见、听到和听不到之间对于时空的全新分配——简言之，即新的身体能力。另一个在这系列思想中的角度，是包括像游行这样的“参与”和“公民社会”的概念。
博伊斯的参与性艺术邀请观众成为一种新的“演员”，他们的参与对艺术品本身至关重要。
在我们沉迷于智能手机，并从屏幕不断获取中介体验的时代，有哪些继续促使人们共同体验艺术的冲动？以身体本身去见证的观点，是否对我们的人性至关重要？若要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我们需要聚集力量。追随博伊斯的引领下，我一直关注抗议的集体美学，这在视觉吸引上至关重要，从而引发对革新议题的关注。
1971年，一群反核活动家在一艘拖网渔船上抗议美国在阿拉斯加美国的核实验。这艘船为本次航行被命名为“绿色和平”，这是非营利组织“绿色和平”的开端。
这是一个名为“绿色和平”非营利组织。当时这个环境组织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注重一些像游说、游行，他们用了很多自己的符号和象征性的东西，让人们关心一下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
这是2015年，一个在西雅图较为松散的集体、组织和亲密团体网络，其中包括Rising Tide Seattle, Stop Shell Seattle, Bayan Pacific Northwest, 350 Seattle, Backbone Campaign, and ShellNo Action Council 加入了一场绿色和平组织的本地活动——正式宣布为保护宜居星球而反对壳牌北冰洋石油勘探的3天大规模直接行动（2015年5月16日至18日）。这一活动名为 #YouShellNotPass。
#YouShellNotPass 活动的标示是在壳牌石油的标志下加了两根打叉的骨头，也是海盗的标志，讽刺他们像海盗一样掠夺北冰洋的资源
极地先锋，壳牌驻扎在西雅图港的石油钻井平台是一个巨大的丑陋怪物，皮划艇者则是意志坚定的人类。独木舟是脆弱的休闲船，吃水仅几英寸处，它们环绕着钻井平台以此支持志愿的活动家。当随潮汐节奏摆动时，它们的桨入水出水。其规模正是我们的人性。使用独木舟成了一种反对钻井石油计划的方式。
独木舟抗议者希望阻挡极地先锋的去路，阻止其离开港口，至少推迟其离开，并制造媒体风暴，以帮助引导公众舆论反对极端形式的石油资本获取。许多志愿者为这次活动接受了培训，并精心策划为一个群体。这种视觉丰富的图像将为他们的需求博得更多关注。最终他们成功阻止了壳牌。他们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成为了现实，成为了我们身边的一部分。这需要提及杰里米·布雷赫尔所说的“气候叛乱自下而上”，以及朗西埃的术语，让明智变得可见。
讲座现场，昊美术馆，2018
如果穿上衣服代表着人类从大自然中脱离，那么长久以来对身体与自然世界是分离的这一想象，现在需要重新认真考量了。
Stacy Alaimo在《身体自然：科学，环境和物质自我》中说到：“从人类肉体和超越人性之间不折不扣的接触也带中出现了强有力的伦理和政治可能性，将人类物质性想象成跨越性别的，在这之中人类总是与超越人类的世界相互交织，强调人类的实质最终与“环境”不可分割的程度。它使得将自然仅作为背景构建变成困难。”
像Hasana Sharp这样的当代理论家将后人类主义印象了一种道德伦理学，通过培养快乐的情感来促进生物圈中所有生物的繁荣。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合作伙伴Annie Sprinkle和位于旧金山的Beth Stephens一起合作开发了一系列关于在表演和参与式研讨会上与地球做爱的工作。
她俩创建了完整的规则，将地球母亲变化为地球爱人。卡罗琳·麦钱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说过：“对自然的认同，尤其是对地球的认同，有如一位滋养之母：一个善良慈祥的女性，为人类的需求提供有序的、有计划的宇宙。 但另一种与其相反的作为女性的自然形象也很普遍：野性、无法控制的自然可能导致暴力、风暴、干旱和其他混乱。两者都被定义为女性，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看法的预测。”
她们和各种各样的恋人结婚——大海、天空、太阳、湖泊、大地甚至煤炭。2008年，她们在加州圣克鲁斯的红树林中将地球嫁与26位其他行为艺术家。婚礼共有350位嘉宾，由Guillermo Gomez Pena 担任阿芝台克的高级祭祀。Annie Sprinkle 和 Beth Stephens 表示：“生态性提供了人类反演、生殖器性别和人类例外主义之外的替代性思维方式，生态性给予真题的各个部分作为潜在性器官和潜在愉悦场所的特权。”
对“生态性”（Ecosex）的不同定义
Stephens和Sprinkle认为，你不太可能摧毁真正喜欢的东西。他们的作品不仅在理论上卓有成效，且在治疗和实操中也是有效的，因为她们致力于教导他人如何与地球做爱。他们的图表，宣言和操作方法列表邀请观众进入作为自然一部分的观念策略，一个扩展概念性知识和经验的世界。
2015年，主讲人在岬角艺术中心出任加州马林郡艺术家驻留的项目总监，并协调了Stephens和Sprinkle通过“欲望路线”项目完成的巡游
只有我们在放大想象力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感激世上复杂存在的这些生物，这之后我们才能更智慧地生活在这个地球。
——郑波
生活在香港的艺术家郑波，一直专注于生态议题，包括侵略性的植物、社区计划和最近的影片。他的电影三部曲《蕨恋》探索了一种生态同性恋的潜力。七名年轻人走进台湾的一片森林，与蕨类植物亲密接触。他们热爱植物，感受彼此的纹理、气味和欢愉。 他们依靠身体而不是语言来建立与自然的情感关系。“Pteridophilia”的意义是对蕨类植物的恐惧，这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的恐惧症之一。郑波通过鼓励他的演员与植物做爱颠覆和扭转恐惧症。
郑波的社区项目也涉及植物，其特色是专注于以集体方式与当地植物，无论是野生还是养殖的品种相联系的社会计划。这里看到的是2016年在台北的《蟾蜍山共地计划》。
郑波，《蟾蜍山共地计划》，2016，台北
郑波写道：
2010年，蟾蜍山脚下的焕民新村居民搬迁。 2013年，林鼎杰创立了好蟾蜍工作室，一个活动家团体。在当地居民的支持下，他们开始与各种力量进行谈判，试图挽救即将消失的蟾蜍山社区。蟾蜍山村是少数几个曾遍布市郊的军事家庭无证社区之一。这些村庄是近代台湾历史复杂而极具争议的遗产，是由忠于中国民族主义领导者蒋介石移民而建的，他们均在中国内战结束时逃往台湾。蟾蜍山的多数居民已超过70岁。“我们需要外来的帮助，比如大学生，但重要的是他们与居民合作，而不是替代他们。第二，由于土地属于国家，我们不允许种植蔬菜，所以我们种植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第三，景观应该延续蟾蜍山社区的精神。”
因此在设计景观时，艺术家参考了台湾艺术家郭雪湖在1931年创作的《雨后》。“蟾蜍山共地”由三个区组成——一个社区花园项目，其中本地物种和野草分三部分种植：一片分配用于种植可食用的野生植物；一长条土地，或“山灵大道”，留给自然接管； 并用小麦种出‘ECOEQUAL'（生态平等）字样。 这三个区域也象征着三种能源类型：农业、饲料和化石燃料。
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件作品是由上海艺术家刘真辰创作的。2015年10月3日，他为一年一度的巴黎白夜艺术节创作了临时安装于巴黎市政府厅前的作品《冰碑》。由于那年白夜艺术节的主题是气候变化，而数周后巴黎将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刘真辰的委托创作以一种非常开放和有趣的方式与全球政治和政策互为交叉。白夜艺术节结束数周后举行的气候峰会通过谈判达成了《巴黎协定》。这是一项关于减少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该协议的案文代表了与会196个缔约方代表达成的共识。
刘真辰，《冰碑》，2015，巴黎市政厅前广场
这一装置是仅持续一天的项目，因为主体是会融化的冰。刚开始时，装置被绳子围住，人们进不去。270个冰块上不同的颜色，用自然可食用的颜料染成。这些颜色选自全球各国国旗的颜色。冰碑分为五个区域展示，这也指涉了即将召开的气候大会代表的各大洲。然而，在夜晚结束时，公众进入了装置的区域。有些人撞倒了冰块，有些人捡起掉落的冰，开始建造自己的雕塑。实际上，公众参与并非事先计划和可控制的事件部分，但在一个公共场所，人们破坏性或是建设性地拿取冰块，与之玩耍，都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天一早，城市环卫部门彻底清理了装置区域。 很快，除了照片和那些参加者的回忆，雕塑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这件作品以一种有力且有趣的方式，呼吁人们关注联合国气候峰会。同时也让人注意到冰块的短暂性，装置对本身生命短暂性的谈及，尤其是在我们面临未来的生态挑战之时。
*以上内容为本次讲座节选，原文为英语，本文由昊美术馆根据现场翻译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