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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分功一郎2017年在朝日文化中心新宿教室的讲座板书. 图片来源：WIRED.jp_IS.
日本学者国分功一郎去年出版的《中动态的世界》（医学书院，2017）一书，可以视作对“责任”和“意志”观念的一次再探讨。不过，尽管本书的副标题是“意志与责任的考古学”，这一著作却不是对这两个概念的思想史梳理，而是从一个貌似与之毫不相干的问题——所谓“中动态”这一语态的历史考察入手。通过“中动态”这一行为样态/语态，国分功一郎试图将“责任”问题带离主体的主动性/被动性的二元对立框架。此话怎讲？
一般而言，当我们谈到“责任”问题的时候，通常都预设了责任主体的意志和主动性，也就是说，只有当主体能够凭借自身意志行动的时候，他才能够且需要为行为的结果负责。在这一认识方式中，呈现出来的行为样态是主动和被动的对立。“主动形式强烈诉诸意志的存在。这一形式强调的是，事态和行为的出发点是‘我’，而且‘我’才是原动力。这个时候，‘我’的内部所预设的便是意志”（22页）。这一主动/被动的行为样态，对应于语言中的主动态和被动态，似乎一个动作的主体/主语要么是动作的发出者，要么是动作的承受者。从这一二元对立框架出发来谈论主体、意志和责任，有什么问题吗？国分功一郎认为，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无法简单归之于“主动”或“被动”的行为样态的事情：例如，一个有毒瘾的人吸毒，他的这一行为的主动性在“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中与“意志”密切相关，这时候如何能够简单地判定其吸毒行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是否、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又例如，当一个人被强盗威胁着交出钱财的时候，他的行为是主动的吗？他是否在遵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又该如何对此负责？
对于上述问题，哲学和法学等领域已经有过不少细致有效的回答；国分功一郎提出“中动态”，则是试图从语言表现层面、甚或是语法层面出发进行探讨。借用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的研究，国分功一郎指出，至少就属于印欧语系的现代语言而言，“最初存在的并不是主动态和被动态的区别，而是主动态和中动态的区别”（34页）。什么是“中动态”？一般而言，“中动态”（middle voice）是存在于古希腊语中、而在拉丁语和现代欧洲语言中仅留下痕迹（如英语中“It smells good.”中“smell”一词的用法）的一种语态，可以表示自指，也表示发生的行为或动作与主语/主体直接相关。通过一系列历史性的文本和语法考察，国分功一郎试图说明，“中动态”并不是介乎“主动”和“被动”之间的一种语态；毋宁说，“主动/中动”的语态区分在语法上先于“主动/被动”的区分，“被动不过是中动态所具有的一个意思”（72页）。简言之，“主动/被动”的对立与“主动/中动”的对立，两者之间的差异是焦点的差异：如果说“主动/被动”语态的关注点是主体/主语所占据的“施事者”或动作“承受者”的位置，那么“主动/中动”语态的关注点则是“主语在行为过程的内部还是外部”这一问题（88页）。因此，“中动态”的要点便是：主体/主语和行为的过程密不可分，行为并不单纯依附于一个已经存在的主体，毋宁说主体通过这一行为、在这一行为中实现自身。
由此，国分功一郎回到了责任和意志的问题。就之前提到的在威胁下交出钱财的例子来说，他认为“中动态”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解释这个事例：“权力的行使者根据权力让对方行动，所以他位于行为过程的外部。这对应于与中动性相对意义上的‘主动性’。根据权力而被迫行为的一方，则位于行为过程的内部，所以是中动性的”（151页）。根据这一说明，我们不必再纠缠于被迫交出钱财这一行为是否应该诉诸主体的意志、行为者应该负多大责任等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意志”和“责任”等概念所预设的行为主体与动作之间可分离的关系、必须被“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收编的关系，如今被开放给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中动性”；另一方面，“意志”概念被用以说明行为者的责任和目的，自身就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境。简言之，如果像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意志”只有在绝对全新的开端处、在与既有条件和约束切断的地方、在一切目的论式的“潜能—实现”过程断裂的地方才真正得以呈现，那么对于“意志”的强调并不会引向“责任”的观念，反而很可能诉诸基督教的神学传统，因为只有在与上帝无中生有的创世相类比的意义上，“意志”的行为才谈得上“绝对的开端”（138页）。
但这么一来，“意志”概念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不敷用，因为意志只是“影响选择的无数要素之一”（134页）；过分强调意志和责任的关系，结果就是“硬要让人相信不可能的纯粹开端，妨碍我们如其所是地认识事物”（263页）。而与“主体—主动性—意志—责任”的关联相对，也就是说，与“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相对，在“中动性”的维度上，行为与主体成为相互构成和表现的同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强调行为的施加方和被影响一方。“在主动态和中动态对立的语言中，意志不被前景化”（97页）。在这里，国分功一郎强调指出，动词是“发展了的名词”，动词最初与人称没有直接联系，而“单纯表示事件或动作”（170页）。只有在“中动态”消失之后，“主动/中动”语态让位给“主动/被动”语态之后，才出现了“这样一种语言，即不仅仅确定行为者，而且将行为归属于行为者”（176页）。而一旦将行为归属给特定的行为者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主动/被动”的关系，行为者的“意志”问题就浮现出来了。换言之，“意志”、“责任”等观念恰恰遮蔽了“主动/中动”被“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所取代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国分功一郎对于“主动/被动”和“主动/中动”的论述，是同时在语法和本体论的层面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动态”同时是一种语态和存在样态。对此，他将语言理解为思考的“可能性条件”（111页）：由于“中动态”在语法层面的消失，使得我们在思考主体、行动、责任等问题时失却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或视角。但与此同时，国分功一郎也认为，尽管“中动态”这一语法形式和概念在现代印欧语系的语言中普遍消失了，不少西方哲学家的思考却与“中动态”所指向的语态/样态若合符节。在这一系谱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便是斯宾诺莎。国分功一郎借助“中动态”的视角对于斯宾诺莎《伦理学》的重新探讨，可以说揭示了《中动态的世界》这一著作的根本论题。
国分功一郎对斯宾诺莎的讨论，集中于《伦理学》中的“内在原因”概念。斯宾诺莎从“上帝=自然”这一唯一的实质出发，这一实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的“变状”（affectio）而呈现为带有各种不同性质和形态的个体；这些个体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把握上帝这唯一实质的方式，被称作“样态”（modus）。对于斯宾诺莎来说，“自由”意味着一个事物的规定性完全来自自身内部的力量；与之相对，“必然”则意味着一个事物受到另一个事物的规定而得以存在或行动。但由于每个个体都必然受到其他个体的影响，只有上帝才是完全“自由”的，也就是“主动”的；另一方面，从“样态”所受的“变状”角度来看，所有“样态”都不断受到外部的刺激和影响，除此便无从谈及特定的存在方式，因而“只能认为是被动的”（247页）。关键在于，斯宾诺莎将“样态的‘变状能力’视作样态的‘本质’”（253页）。这意味着，斯宾诺莎是从“性质的差别”而非动作的“方向”角度来思考“主动/被动”：
当我们的变状充分表现我们的本质时，我们就是主动的。反过来说，当这一个体的本质被外部刺激压倒的时候，那里引起的变化几乎不能表现个体的本质，而是更多表现了外部施加刺激的事物的本质。这种场合下，这个个体就是被动的。（256-7页）
“主动/被动”的二元对立，被转化为自身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差异——由此暗示的“自由”领域，恰恰对应于“中动态”的语态所标示的主体与行为的相互构建和表现。国分功一郎认为，这一根据自身的“本质”和外在影响的综合而产生“变状”的情形，很好地体现了斯宾诺莎笔下的“内在原因”。在这里，原因和结果之间不再是机械式的关系，更不是目的论式的关系，而是呈现为一种“表现”关系：“表现的概念改变了原因的意义，废除了原因和结果的阶层秩序。也即，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不再是‘施加作用’和‘接受作用’的关系，原因成为在结果那里对于自身力量的表现”（240页）。一旦将原因和结果的关系理解为“表现”，国分功一郎认为，我们就可以在“中动态”的维度中理解行为和日常处事的复杂性——而这最终意味着：“我们和世界都以中动态为基准而运动，认识这一事实，是为了使我们变得自由。中动态的哲学以自由为志向”（2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