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世界杂志

2017年11月11日，“XX”展开幕时，目的地门口张贴的光棍节演出海报及悬挂于院门口的艺术家童昆鸟为展览特制的作品 栾志超|摄

友人B说这其实并不是目的地的第一场展览，他此前还和友人C一同来看过几个展览，包括摄影、版画，及一些年轻艺术家的群展等等。这个“目的地艺术”的板块肇始于2012年，但始终都零零星星，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系统，且多在楼上的三层展览空间当中举办。目的地还在2017年成立了“目的地艺术基金”（Des Art Foundation），支持各类艺术家及其创作，以推动文化艺术的多样化平等共生与发展。

我们当日去的“XX”展的不同以往之处在于，策展人2046在此次展览中邀请了秦铃森和童昆鸟两位艺术家在目的地进行在地创作。也就是说，除了以往在目的地三层类似白盒子的空间展示之外，艺术家还可以将创作及展示延展至目的地的整个空间，包括整个院子以及一二层的酒吧空间。

当日的观展体验虽然谈不上很好，但于我和友人B都颇有些触动。比如我们都同意此次展览两位艺术家的创作和展陈都为“在地性创作”给出了可以说很好的注解；不管是三层展览空间还是其他酒吧区域，都在并不理想的展览环境中做到了不错的效果——包括作品与空间的结合，以及作品展陈的技术性条件；策展人的导览真诚细致，听起来一点都不陈词滥调；展览衍生品的收入会用于艾滋病的预防与救治……同时，我们又都有些怀疑。比如这样一场展览，这些作品——或者换言之，艺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这些恰好成为观众的酒吧客人们发生了除观看以外的联系？作品除了在这样一个本身就有视觉冲击力的空间中进行视觉竞争，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在目的地这样的空间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中，在地性创作其实始终都是两难的，不管是对酷儿还是直人而言。我们都能感受到两位艺术家努力地要融入这里的环境和文化，但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直人的观看和思考方式。所以，除了以自我的角度去观看和理解这一场所及其文化，我们需要主动去暴露彼此之间的非充分理解吗？让直人进入这一场域，是否就意味着多元和包容，是否就意味着促进了彼此真正意义的沟通呢？在展览上，我们看到这一场所、这个展览仍然是囿于“特定”人群或圈子的。

今年的5月份，我造访目的地的创始人之一小杨，交流他关于目的地的新设想。当日的目的地正在为成为未来的艺术文化中心而进行装修改造。在楼门入口处的左侧，原有的“小黑屋”舞池已经被改造得通透光亮，可能会被作为INFORMATION CENTER或STORE来使用。这个房间相应地开通了一扇门。白天的时候，原有的酒吧区域是不开的，观众可以经由这扇门进入目的地，通往内部的文化艺术空间；夜间及周末的时候，客人可以经由原来的入口进入原有的酒吧区域。

正在改造中的将来要用于文化艺术相关活动的目的地空间都已经刷成了白色，并装配了高亮度的照明系统。小杨带我去看正在三四层展出的一个年轻艺术家群展。楼梯两侧的墙壁也都在粉刷，不再是原来昏暗和遍布海报的模样。期间，小杨还给我推荐了一篇《纽约时报》刚刚刊发的新文章，名为《How Nightclubs Became Museum Pieces》。除了谈及夜店空间里发生的艺术、音乐、表演、建筑等创作，文章还在结尾处提及了由于社交软件的普及而导致的夜店数量在近年的减少，以及与之相反的夜店经济的勃发。或许，小杨所做的努力也可以看作是酒吧/夜店从社交场所向文化符码的转型，开放给更为多面向的人群。尽管声调不高，但小杨语速极快地说着他对目的地在未来成为多元文化中心的设想，能感受到他的热爱与兴致。但他同时也不断强调自己身为“宅男”，其实并不懂艺术，也没有取经，也无太多精力，只想让更多人了解酷儿人群，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相互理解，去除彼此的偏见。待六七月装修结束之后，慢慢来做做看。

在与秦铃森的交谈中，我询问了他去目的地的经历与感受，并描述了我自己当时身为“少数”的感受。他说他其实每次在目的地看到女性都觉得很奇怪。我也多次听到“我们”“他们”这样的区分性表述。我想，这些感受还不至于构成偏见，但的确又是囿于各自所习惯的社会机制而形成的思维定势。所以，我在此间邀请了友人A描绘他所看到的不同城市的酷儿酒吧样貌及文化；邀请了目的地创始人之一小杨、“XX”展的策展人2046及两位参展艺术家秦铃森和童昆鸟谈他们关于酒吧+艺术的实践和创作经验；邀请了友人B和友人C讲述他们在目的地的观展经历，对酷儿酒吧艺术空间及在地性创作的评判，以及身为亚裔酷儿群体在西方世界的经历。这些交谈在五月里发生时，恰逢日本东京即将立法禁止性倾向歧视，古巴的反恐同游行，以及北京、广州、上海的一系列干扰事件。我们的交谈也从北京开始，及至各地；从酒吧开始，及至人群和文化；其中不乏对每个人初衷与价值评判的暴露，因此也不乏彼此的意见相左和信息接收及理解的不对等——所以也指向这些交谈的共性：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及多元存在现实的承认与尊重。

友人A：五座城市的GAYBAR和HATTENBA素描

Lesbian Pub at West Hollywood, LA，友人A|图片提供

北京。目的地酒吧我去过大约5次，分别是2013年1月一次、2017年10月两次——自己或陪朋友去测HIV（目的地有免费快速检测的公益服务，美国也有类似的，不过不是在酒吧或公立医院），2013年暑假和2017年暑假各一次——陪基友跳舞。作为一个社恐患者，我非常不喜欢那种嘈杂又烟雾缭绕的场所。

另外，我还去过一个叫RABBIT的新GAYBAR，噱头是人群更年轻、更优质。但在我看来，RABBIT比目的地更无聊，因为连舞池都没有——换言之，连抹黑揩油的地方都没有，完全是一群等着别人来撩自己的骚基坐在各自的桌前搔首弄姿。如果不是陪朋友，我是绝对不会去那种地方的。

大阪。GAYBAR只去过一家，名字忘记了，在GAYBAR集中的梅田区。如果说北京的目的地之类的常规GAYBAR只是无聊，那么日本的GAYBAR可谓是无聊透顶了！首先面积小，我去的那家恐怕还没我家公寓房间的面积大。其次人少，工作日的时候，日本人绝不会出来浪。最后，活动迷醉——你能想象花钱进GAYBAR唱卡拉OK吗? 日本人可以，而且唱得很开心。我可能去的是假GAYBAR真居酒屋吧。

比较有意思的是独具日本特色的HATTENBA（发展场，字面意思是“发展社交关系的地方”，其实就是随机猎艳的地方，或者“小黑屋”）。发展场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通常以旅舍或桑拿的形式出现。我去的那家叫“北欧馆”，算是关西地区最有名的一家。进门交费、存包、领取号牌进入内场，内场分为洗浴区、猎艳区和休息区。重点在猎艳区——昏暗的灯光下，只要互相看对眼，就可以走到几乎无灯光的休息区交欢。但是休息区并没有封闭的小黑屋，所以随时会有人过来围观。

新加坡。没想到新加坡这个LGBT行为本身都属非法的地方竟然还有发展场！这在我看来简直是这个无聊城邦的唯一亮点。我去的那家发展场名叫CRUISE，就是猎艳的意思，开在华人聚居的牛车水，门面非常低调。交费登记时，店员会询问“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吧?”，以此来确认客人是不是误入。

整个流程跟日本发展场一样，区别在于：灯光亮度正好跟日本相反。猎艳区的灯光极为昏暗，很难看清长相；休息区则是真正的小黑屋，可以锁门，还可以开灯，尽管灯只是象征性的罢了。还有一点不同在于，新加坡的发展场不像日本那么别扭压抑，人更加奔放，不会出现“花费上好几个回合，反复确认过眼神，最后才走入小黑屋”的情况。

洛杉矶。去过EAGLE和RAGE。对EAGLE没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里面的活动跟美国人的社交沙龙一样，很没意思，基本上是个正常向的社交场所。不过，这个吧的地点比较有意思，开在一个比较小众的区域（似乎叫Westlake）。据洛杉矶本地人介绍，这个区域的酒吧主题比较偏重口，如BDSM、猎艳主题，可惜没带我去。

RAGE是个很有名的吧，在美剧里经常出现。坐落在西好莱坞繁华地带，白天是普通的酒吧，晚上摇身一变就成了GAYBAR。较出名的是每周五晚的亚裔主题活动，喜欢亚裔的外国人都会在当天晚上去找亚裔口中的“西餐妹”（喜欢外国人的GAY），当然“只吃中餐”（只喜欢亚裔）的人也可以在那里玩得很开心。RAGE跟北京的目的地酒吧很像，都是外面喝酒、里面跳舞的格局。亚裔之夜的音乐通常是K-Pop（在海外影响力最大的亚洲音乐）、J-Pop，偶尔也会有中文流行歌曲。

旧金山。去过一家叫TRIGGER的酒吧，格局跟洛杉矶的RAGE很像。这间酒吧位于旧金山最著名的酷儿街区卡斯楚（Castro）附近，但不在卡斯楚街上，而是在另外一条特别有名的“商市街”（Market St.）上。旧金山整体要比洛杉矶有格调得多，GAYBAR的种类也更多，据说也有更多重口向的。可惜我只是去旅游，没有深入发掘。跟纸醉金迷的好莱坞不一样，卡斯楚本来是一个产业工人聚居的地区，后来LGBT人群陆续占据了这个地区，也算是现代城市“士绅化”（gentrification）的一个极佳案例（798艺术园区其实也类似）。

总之，装模作样却又抓不到重点的GAYBAR特别无聊，完全匿名毫不拖泥带水的反社交式发展场才是王道——蒂姆·迪恩（Tim Dean）写过一篇文章，名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猎艳》[1]，认为猎艳场所的匿名性行为反而能促成真正的社交。这在我看来狗屁不通。

目的地：从酒吧到文化艺术空间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工体西路7号的“目的地（Destination）”是一座有着独院的四层建筑，面积约为三千平米，经历了14年的发展，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LGBT多元文化中心 目的地艺术基金|图片提供

“XX”展晚间开幕时，策展人2046及艺术家童昆鸟、秦铃森在目的地酒吧的院中就展览及作品进行介绍 目的地艺术基金|图片提供

小杨：我1994年来到北京，很喜欢音乐。但在北京没有一个类似于国外的比较方便酷儿去的酒吧。于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就和几位朋友一起创办了目的地。一开始总共有五位创始人，目前是四位。我们当时也没有想过会一直做到今天，会做这么久。当时的北京也有一些酒吧，但数量比较少。目的地刚开的时候也只有目前的两个区域，在这十几年里慢慢一点一点地扩大了起来。当时之所以选在三里屯附近，一方面觉得去三里屯的人比较多，另一方面又不能开在人太多的地方——因为在人太多的地方进出不太方便，大家都有些避忌。所以，就找到了三里屯附近的工体西路。当时的工体西路黑乎乎的，整条街上只有目的地和对面的鹿港小镇（一家连锁餐饮）是开着的。

目的地能做到今天，而且还比较成功，其实也得益于政府的很大帮助。首先，目的地作为一家酒吧，虽然来往的人群中酷儿比较多，但并不涉黄涉毒，跟其他酒吧没有任何差别。所以，政府始终都是一视同仁地对待。其次，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期间，新华社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目的地，以体现中国文化的开放与包容。这些都对目的地的经营有很大的帮助。六七年前，目的地也开始提供艾滋病的免费检测。尽管做的不是很专业，但我们有两个同事专门从事这块的工作。目的地和北京各区的疾控中心也建立了长期的联系，我们也鼓励自己的同事多去参加此类的活动，积累经验。

在做这样一些工作之前，我们也不是很了解社会的真实现状。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越了解也就越失望。但这不仅仅只是艾滋病的问题，而是社会各个角落的问题。目的地只能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尽量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始终认为，不能因为自己是酷儿，就要求特别的权利。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北京目前的社会环境很好，反而不像在香港和新加坡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每个人都会更注重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事实上，有很多社会的界限并不只是针对酷儿，而是针对整个社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目的地能够有一个转型。

目前，我们对这个转型也没有明确的期望，或者要做成什么样，而是和目的地本身的这些年一样，先慢慢地做起来，做成一个非营利的文化艺术中心。这其实是我们在2012年就想做的事情，但一直断断续续没有做成。我们几个合伙人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目的地之所以能开这么长时间，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当成是一门生意来做。否则，目的地可能也开不到今天。所以，我们自己不太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团队。此外，我们年纪也都大了，不喜欢社交，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投入到这件事情上。另外，我们的空间环境也不是很理想。大家来看展览都觉得很好，但感觉又不太对，觉得并不是一个做展览的地方。我有一个很好的香港朋友，他本身是做生意的，也会做一些酷儿的PARTY。几年前，他开始收集自己的艺术作品。去年的时候，他在台北的当代艺术馆办了自己的作品收藏展。这些作品也不一定都是酷儿艺术家，但都和酷儿文化相关。我开幕的时候去了之后，觉得那样一个艺术空间的环境和氛围的确是不一样的。以目的地目前的环境来说，无论如何去做，都是在浪费时间，是绝对做不好的。

“XX”展开幕时，策展人2046在被艺术家改造过的目的地“小黑屋”中进行展览介绍 目的地艺术基金|图片提供

改造中的目的地。此空间在改造之前为“小黑屋”。改造之后，将会拥有与酒吧区域隔离开来单独进出文化艺术空间的入口，经过此空间可以直接进入改造后的文化艺术中心 栾志超|摄

所以，去年九月份回北京之后，我就觉得一定要对目的地的空间做一次改造。说得夸张一点，我想再试一次。而且这次去试的话，一定要尽可能地做到。所以，我就和其他的合伙人说，我们这次一定要投这笔钱来做装修。至少，我希望在把大院和门厅都改造了之后，人们在进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和其他的文化艺术场所是一样的。我们找了美院的大学生来做目的地这次的装修和改造。我们说了自己的想法，也就是要把目的地的这栋楼改成一个文化中心，但晚上和周末仍然兼容酒吧的功能，白天和平常的时候——特别是非酒吧区域——不希望是酒吧的模样。基于这样的沟通，学生拿出他们的方案。因为我们自己不是很懂，所以就觉得应该找年轻人，听听不同的想法。

当然，我并不是说要把目的地改造成一个非酷儿的场所，而是让这栋楼变成一个人人都可以来的地方。大家来目的地，并不是冲着这里是一个酷儿文化场所，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和归属感。比如，目的地四楼的空间一直以来都提供给非营利的团体来做一些活动，不收取租金。但我们除了做一些艾滋病的健康宣传，也会做一些读书会。酒吧仍然在固定的区域，但在装修改造之后，酒吧在白天是不开的，剩余的地方作为非酒吧的文化中心来运作。这样一来，我们就既可以邀请艺术家在酒吧的空间来做在地性的创作，也可以在非酒吧的空间中开展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和活动。我们展览参与的艺术家也不一定非得是酷儿艺术家，因为艺术是不分酷儿或非酷儿的。此外，非酷儿的人群来看酷儿艺术家的作品，也会有交叉，会发生连接。

因此，问题可能在于，如果不做目前的装修和整改的话，就不大可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酷儿这个群体。来的始终都是同样的人群。因此，最重要的还是把什么东西置入到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如何做这样一个装修改造后的空间的宣传与推广。如果我们目前在做的事情不能让更多的人听到和看到的话，其实也是在白做。我希望把多种多样的元素都融入进来，通过不同人的努力，让大家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酷儿。大多数时候，大家都是通过他人或者媒体来了解这个群体，很容易形成偏见，总是把这个群体和艾滋病、酒精联系在一起。我希望以这样一个文化的空间和场所让大家从更多的维度来认识这个群体，继而发现这个群体除了喜欢的人是同性之外，其实与其他人毫无差异——大家一样都喜欢艺术和文化。

所以，我的想法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关注目的地，以及在目的地发生的展览。我知道，不是所有的酷儿都喜欢去夜店。所以，不喜欢去夜店的人如果白天来的话，对目的地也会有一种归属感。如同晚上来的客人在酒吧的区域不需要伪装自己一样，白天来也会有相同的感受。非酷儿的人群来的话，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样一个酷儿场所，继而发现这样一个场所其实和其他的酒吧、文化艺术空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活动，我希望大家能够以不同于以前的角度来看待酷儿以及酷儿活动的场所。慢慢地，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接受酷儿。我觉得这要比上街喊口号，或者实施其他政府不认同的行为要更为有效，也更解决问题。

2046：目的地酒吧到目前为止已经经营到了第14个年头，这在中国，在北京是特别罕见的。同期的很多酷儿酒吧都已经关门了，包括ALOHA在三里屯北区开的小酒吧以及目的地对面的FUNKY目前都没有了。同时，就亚文化的重要性、涵盖度和影响力而言，目的地也是不可忽略的。我和目的地的接触始于2010年。后来在2012年，目的地邀请我来主持其三层和四层空间的改造。当时做这样的改造，一方面考虑到酷儿人群中也有很多人喜欢文化和艺术，甚至有很多人就从事文化艺术类的工作；其次，也想开辟这样一个空间在目的地多元化的基础上增加更多的丰富性——目的地始终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共存地，它的管理层都是直人，服务人员也有95%以上都是直人，是一个很好的多元文化切片和案例。

但是，目的地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中心，其实它的文化始终都没有很好地延展开来。目的地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然，并不是说目的地不想这样去做，而是没有一个团队和相应的资金投入。要做这样一件事情，需要调整、意识，以及长期的投入和参与的团队。侨福芳草地的黄建华就说过，侨福芳草地之所以能成为侨福芳草地，就是因为没有人会像他那样用心。用心和用钱是不一样的。目的地的股东团队已经很厉害了，有勇气把空间拿出来做文化和艺术的尝试。但要做得更好，就需要人和精力的投入。

位于目的地三层的展览空间。上图为秦铃森在“XX”展的展览现场，下图为童昆鸟在“XX”展的展览现场 目的地艺术基金|图片提供

我一开始在目的地做了一个名为“游园君梦”的展览，主要集中在三层空间。目的地三层空间的墙是无法打通的，像教室一样隔成一间一间。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改变一个酒吧或俱乐部的形态，让艺术有更多的释放和探索，其实可以做更多。因此在后来的“XX”展中，我就没有仅仅局限在三层的空间，而是把目的地的一层和二层也纳入进来。目的地在每年光棍节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大趴，我邀请了两位九零后的直人艺术家，希望能够和目的地有所互动。之所以邀请秦铃森和童昆鸟，一方面，他们也是年轻人；另一方面，我不希望在一个有14年历史的亚文化中心太强调其本身的特质，而是更希望看到两位直人艺术家通过对酷儿，对目的地的理解来做的创作。此外，光棍节的时候，目的地会迎来大几千人的观众，我也希望艺术家的作品和来的人群有直接的接触。所以，两位艺术家的在地化创作其实是从目的地的院门口就开始的。

在展览开始之前，我就邀请两位艺术家去过好几次目的地，希望他们对空间和氛围有直接的感受。因为现在的目的地酒吧不纯粹是以酷儿为消费群体的，也有很多直人和游客会去到那边。因此，这对艺术家来说是很好的多元文化的案例。尽管在美术馆和机构也有很多和酷儿文化相关的题材创作，但直接在这样的语境下进行在地创作的案例并不多。我的工作也一直以来都尝试在特定的语境下推动艺术家的延展和生发。我并不是很同意“艺术介入”这个说法。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艺术家本身就是在社会中的，艺术家本身就是社会人。所以，我希望在地化、语境化的创作能让艺术家在空间中有更多的施展。而且，和常规展览不同，目的地的展览是在晚上开幕。大家在逛酒吧的同时看了一个展览，或者在看展览的同时逛了一个酒吧。

童昆鸟在目的地的一层大厅布展 目的地艺术基金|图片提供

这是一个尝试，也是一种探讨，试图培植和深化一个酒吧和俱乐部的文化。任何一个店都是有文化的。去酒吧就是为了喝酒吗？如果只是为了喝酒的话，为什么不在家里喝呢？所以，去酒吧和俱乐部是有诉求的。有的人可能是去碰碰朋友，有的人或许就是喜欢酒吧的调子。任何一种商业形态其实都有自身的文化维度。比如，工体的MIX和VICS就是消费主义的。目的地并不强调某一类，不管你是喜欢喝酒，还是音乐或者跳舞，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去其他酒吧可能就是喝酒，但目的地提供的是一种心理和文化上的归属感。

因此，在目的地做展览是艺术融入的一种很好的方式。白盒子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实验室一样，把作品标本化或样本化了。这也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把工作的现场，把工作室搬到了白盒子里面去。但俱乐部本身是活的，生活是艺术的土壤，有怎样的土壤就会生出怎样的艺术。我们在画廊或机构看艺术家的展览和作品，会赋予其一种意义或重要性。但在目的地，艺术家的身份或光环会被弱化，更强调作品本身。艺术家自己也说，如果做不好的话，作品很容易就会被这里的环境吃掉了。因此，我们的初衷可能是用艺术来改变酒吧和俱乐部，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艺术却被改变了。当然，我相信这样一件事情持续去做的话，艺术也会改变酒吧和俱乐部的形态。

所以，我个人抱着的是很乐观的情绪。我们目前的土壤是更为乐观的。为什么现在会有那么多的直人去目的地，主流文化并没有大力地倡导，但这个现象显然已经被大家所认可和接受了。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一个绝对的时代了，境况的紧迫也是相对的。比如，《人民日报》在前段时间的讨论，也是因为目前的土壤和环境提供了一定的力量。还比如，在70后的酷儿人群中，可能会有大多数人选择结婚，但这样的情况目前在改变。代孕，以及酷儿之间互助型的婚姻，都是很好的趋势。越来越少的直人被骗婚，让酷儿不再有理由去毁掉别人的人生。再举例来说，我跟BLUED的老板关系也一直都非常好，我看着BLUED一步步发展到今天。在BLUED经营不下去的时候，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联系了他们，进行艾滋病的宣讲，后来又得到了领导的接见，得到了更多社会的关注，前段时间已经完成了E轮的融资。所以，我个人始终都觉得时代在朝着好的方向变化。

策展人2046在目的地一层介绍“XX”展的艺术衍生品，衍生品的售卖所得将全部用于艾滋病的预防与救治 目的地艺术基金|图片提供

艺术家秦铃森对目的地门厅和院子所做的改造，地面是一件影像作品 目的地艺术基金|图片提供

秦铃森：在做“XX”展之前，我从没去过目的地酒吧。对于酷儿人群来说，目的地是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它不同于工体的其他夜店，去的人群比较特殊，所以整个空间都是为这个人群而打造的。比如没有灯光的“小黑屋”，要进入这个房间必须脱衣；酒吧包间是分不同属性的，如猴、熊，等等——这都是这个人群独有的术语，我觉得也是目的地经营14年所积累的经验。一直以来，目的地其实都想让自身和艺术之间发生碰撞和融合，成为一个艺术空间，但一直都没能做起来。原因可能在于，目的地的文化和艺术还是不一样，再加上那里比较吵闹，如果完全做成常规的画廊空间的话也不太合理。

因此，2046邀请我在目的地做一次在地性创作。一方面，我喜欢冒险，认为如果在这个环境中做好了会是一次推进，我想把这个展览项目当作实验和挑战，激发自己的想法和反应能力；另一方面，我也在反问我自己：这个地方真的适合做艺术项目吗？目的地的一些环境和设计并不太适合做艺术。它不是一个白盒子的空间，需要灵活应变，比如，灯光昏暗，也不可能为作品而调整内部的灯光。但我们最大的困境在于，如何让自己的创作能够被“看到”——因为在这样一个人多嘈杂的环境当中，作品很容易消失在空间当中。当然，我们也没有妥协，而是尽可能地考虑空间的语境，做到在地性，以直人艺术家的身份深入到俱乐部和酷儿文化当中。我们反复观看空间，听工作人员的讲述，考察每个空间的功能，让自己的作品显得不那么“安静”，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所以，这个展览看着很简单，但过程其实非常困难。传统的架上、雕塑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一下子就被弱化了。我考虑的是如何让视觉先行，让作品从空间里跳脱出来，而不是成为空间的装饰。假如作品沦为空间的附庸，那这个项目其实就是失败的。

在目的地二楼的一个包间内进行在地创作的艺术家秦铃森 目的地艺术基金|图片提供

在目的地的时候，我更多想到的是人类的问题。我想起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实验：科学家养了一群老鼠在一个容器里不停繁殖。但是这个容器只能饲养一定量的老鼠。在到达一个临界点之后，这些老鼠就变弯了，或者出现一些伦理方面的错位。在发生了同性关系或伦理方面的错位之后，老鼠会出现精神上的疾病，并迅速灭绝。科学家最终的结论是，随着人口的不断膨胀，人类最终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尽管这个实验有一些偏激，但我想到在艺术史上也有很多酷儿艺术家，如安迪·沃霍尔、弗朗西斯·培根，等等。我在展览的过程当中，想要深入这个艺术史当中的点。我想通过这个展览项目来看看这些艺术大师是如何成为酷儿的，他们的视角是怎样的。但我最终发现，更多的影响还是源于基因与家庭，而非一家俱乐部。

在这次展览之后，我也结识了很多朋友，采访了很多LGBT的艺术家及人群。他们平时都和大家无异，在目的地遇到了和自己相同的人群，成为真正的自己。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个民族的概念，大家都是兄弟姊妹，互相认同，互相爱护。而且，我发现他们都特别喜欢艺术，也懂艺术，从事的也都是金融、酒店、设计等一些和美学相关的行业。通过这些接触，尽管我并不是特别认同这样一种文化，但我觉得可以不喜欢，然而一定要尊重——因为这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群体和现象。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情”这个人群的。他们就像地下的非法组织一样，要规避家庭、社会的有色眼光。他们在社会当中是非常压抑的，但在目的地，我看到了他们释放压力的方式和过程。因此，在这次展览项目之后，我对文化和人类开始有了新的观点。我觉得同性以及两性的问题在未来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化。比如骗婚和形婚的问题、人口减少的问题、父母属性发生变化的问题，等等。

据此观察中国的当代艺术圈，会发现这个人群并不少，有很多的艺术家、策展人、画廊主、藏家都属于这个人群。而且他们非常团结，就像自家兄弟姊妹一样，什么事情都照应着彼此，慢慢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我也在思考，这应该用文化认同还是伦理道德来衡量？是什么样的力量驱使着他们彼此团结？我觉得可能还是源于家庭以及社会的“压抑“。他们团结的是彼此的一种关系链，把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大家都串联在一起。比如，有一位台湾藏家就花了很多钱来购买很多和LGBT文化相关的艺术作品，而且他只买这一类的作品。以前，我觉得这样一个群体和我没有关系。但在做完这个展览项目之后，我发现这个人群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和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们有一个共性是非常敏感，特别是涉及到身份和家庭时。我们或许认为他们面临的首要压力源于社会，但其实他们最大的压力源于家庭。这种状况在十年二十年里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哪怕同性婚姻合法化，中国的家庭伦理观仍然是很难改变的。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老龄化极其严重的国家，一个上下五千年强调宗族和传承的——特别是男性——国家，也不太现实。

艺术家秦铃森改造后的目的地二楼包间 目的地艺术基金|图片提供

我作为艺术家，通过这样的展览项目其实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艺术走向公众，因为受众人群的不同，也会产生不一样的东西。目的地其实不能算是个酒吧，也不能算是个夜店，而是一个空间，一个涵盖各种功能的俱乐部。这里黑暗的，且散发着荷尔蒙气息的场域与氛围会影响作品的属性。尽管作品已经是完成了的，但其出发点可能会因为氛围的影响而走向暧昧和感性。这是无法控制的，但同时也是一种可能性。比如我作品中的面具其实是军事含义，但在目的地的环境和人群当中就带有了色情的含义。

就观众而言，其实目的地来的不只是酷儿，还有很多直人。这些人和观展的人群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来的目的也不一样——他们不是抱着看展览的想法来到目的地，展览对他们来说只是辅助。尽管他们看不懂，但是能欣然接受，而且保有好奇和惊喜。当一种相对而言主流的文化进入到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当新鲜的血液进入到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当中时，他们会认同和尊重，非常友好。但是如果要谈他们是否进入我们作为艺术家的世界观或方法论的话，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我相信，艺术家对空间外观的改造还是带给了他们一些新奇和惊喜。

同时，我始终都认为，作品是否激发观众的好奇，时间是很重要的因素。一个观众在一件作品前停留两秒钟和停留一个小时是有很大差距的。我记得培根曾经在达明安·赫斯特的一件作品前停留了一个小时。回去之后，他给赫斯特写了一封信。这件作品是在这段时间里真正地走进了培根的心，他在回到工作室之后仍然在思考这件事，所以才会写了那样一封信。我甚至会觉得他们之间有一种传承。所以，我觉得只有观者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作品才是有效的。尽管在“XX”展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和观众有一个互动，但人流量太大了。无论如何，自拍和在社交网络上的发布也可以算是一种互动和传播。

艺术家童昆鸟为目的地“XX”展创作的作品，放置于目的地的门厅通道入口处 童昆鸟|图片提供

童昆鸟：北京的酒吧和俱乐部我还是很愿意去的，像长沙和昆明也都有这样的场所，但我一般不会去。各个地方的品质不太一样，北京的这类场所会邀请国外很好的音乐人、DJ过来演出。在北京，去俱乐部和酒吧的人本身也比较好玩。我去DADA酒吧比较多，以前也去MAO Livehouse。但是MAO后来搬了，现在主要是摇滚，我就不是很喜欢了。灯笼（Lantern）也不错，还有一些藏家的私人俱乐部比较私密，可以坐下来喝酒聊天。有的人朝九晚五，到了一定的时刻，就需要去俱乐部或酒吧释放一下，不做他/她自己。但因为我也不用上班，时间比较自由，所以我也不用在那样的环境下成为另外一个人。在俱乐部和酒吧的环境下，因为身边全部都是人，你也就不会很在意自己了。特别是在有了灯光和音乐之后，你就可以更多地感受自己的身体。外部的干扰过大之后，就会把很多东西都抵消掉了。所以，我主要是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放空，不用去想别的，只是感受自己。

俱乐部和酒吧提供的是一种另类的东西，一种不稳定和不安分，包含很多顽皮和暴力的元素。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可以供人去释放，去体会的文化，非常直接。这是一种因为文化和氛围而产生的聚集，喝酒、聊天和玩都是混在一起的。尽管大多数俱乐部和酒吧都不在白天开放，但我也听说曼谷有不分白天黑夜的此类场所。穿过下水道，进入其中。在进入之后，两三天都在里面——没有阳光，也不知道时间。我觉得，在俱乐部和酒吧可以认识一些朋友，尽管不是很亲密，但可以一起喝酒一起玩。大家面对面挨得很近，这种相识会更有温度。这是一个分享和聚集的场所，不知道彼此的身份，提供莫名的好奇与不可知。但每个俱乐部都不一样，像在目的地，我觉得我是很难遇到志同道合的人的。

做“XX”展这个项目其实是我第一次去目的地酒吧。2046告诉我说这是亚洲最大的一间酷儿酒吧。我当时去看了，觉得酒吧的空间很大，各个地方都可以实现作品，自己的作品也比较适合那里的空间，可以参与一下——我也愿意接触不同的圈子。但我本身并不是酷儿，尽管总有人问我是不是直人。我对这个人群并不是特别了解，接触的也不是很多，但我觉得这个人群目前越来越多。其实，俱乐部的空间环境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每个俱乐部的人群是千差万别的。在目的地的时候，我觉得那里的人群完全是另外一类人。因为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恰好遇上目的地的一次大型活动。在我们穿过通道的时候，两边全部都是男的，盯着你从那里走过去，这种气氛还是很怪异的。

我对目的地酒吧的一楼空间印象很深刻，越往楼上走，空间的感觉反而是递减的。目的地的一楼有舞池，有表演，在入口处也有很多肌肉猛男的大海报。二楼就是常见的酒吧包间，再往上走就是和画廊类似的展厅了。我当时其实是有一点怀疑的，因为我其实对这个人群的文化和气氛并不是十分了解。我并不是一定要在这样一个空间当中做这样一个展览，或者一定要为酷儿文化做一些怎样的事情。但同时，我又很想把一些作品放在里面试一试。

目的地的空间其实很有特点，它是一栋办公楼，大家进入通道通向不同的楼层和房间——没有一个整体的空间，让你能够看到展品本身。因此，目的地的空间都是分散的，作品在这样的空间里不会有强烈的位置感或存在感，作品在里面会显得特别弱。大家不会把作品看作是作品，更多地是看作酒吧的装饰。因为这样的空间结构以及过多的人流量，导致我摆放在目的地酒吧门廊处的一件猪尾巴作品始终都在甩动打鼓（这是一件感应作品，当人从前面走过时，猪尾巴会甩动敲鼓）。有人还把一条猪尾巴掐断了，可能是因为好奇，看猪尾巴一直在甩，觉得好玩，就把手伸了进去，把猪尾巴掐断了。酒吧和画廊是十分不同的，大家在喝了酒之后都很随意。其实，这件作品在画廊或美术馆当中是不需要铁笼的。正因为在目的地这样的空间环境中，才特意加上了铁笼。但还是出现了作品损坏的情况，所以，后来又觉得铁笼的缝隙过大，于是再加了一层格子网进行双重防护。

去俱乐部的人本身的好奇点和嗨点事实上也是非常高的。如果你的作品只是提供审美和反思的话，其实很难从那里的空间当中跳出来——除非你的作品是破坏性的、攻击性的。俱乐部本身的空间文化属性是非常强的，大家的关注点根本就不在作品上。所以，在目的地做创作有点像是在装饰那里的空间，大家不会考虑一件作品想要做什么。大家去那里就是玩的，这跟一个人专门去看展览完全是两种目的和心情。而且，俱乐部和酒吧的人流量是非常大的。人太多的情况下，其实也很难看到作品或站在作品前退后几步来观看——你基本上只能跟着人流往里走。

艺术家童昆鸟在2018草莓音乐节的项目现场 童昆鸟|图片提供

目的地实际上做得很好，他们提供公益的服务，创办了慈善基金。这种机构的公益联合目前越来越多。我最近的合作都是以环保为出发点的项目，不管是优酷的环保综艺节目还是草莓音乐节，都是从垃圾和环保出发。重点并非展示作品，而是更多地进行社会倡导。我也愿意进行这种合作，为环保做一些事情。和目的地相较而言，草莓音乐节是外部空间，而且空间比较大，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但在草莓音乐节上，大家更多是玩的心态，是积极向上的，脸上带着阳光。不像夜晚的俱乐部和酒吧，大家都比较颓——脸上是不一样的情绪。大家的穿着也更为轻松，不会像去酒吧或俱乐部那么装饰。但和在目的地的情况相似，草莓音乐节的人流量虽然很大，但大家都是去那里听音乐的，很少有人会安心坐下来。所以，我在草莓音乐节上设立的“垃圾工坊”尽管有很多人去拍照留念，但并没有多少人真地坐下来去DIY。

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艺术家的展览和项目是分阶段的。作为艺术家，如果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做过，就去做这样的项目合作，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创作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去参与这类项目合作才会有效，会避免商业化，更多的是提倡——不管是提倡减少环境污染，还是减少对酷儿人群的偏见。在美术馆和画廊的展览可以推动艺术家在创作上有所突破，但这类项目合作能够带动艺术家做一些艺术行业以外的事情。

“XX”展开幕当天目的地院子的入口处，客人/观众正在艺术家童昆鸟制作的两顶帽子下排队入场 目的地艺术基金|图片提供

友人B：目的地酒吧在北京酷儿人群心目当中的位置大概相当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在北京民营艺术机构当中的位置——可能会有人质疑它的经营方式，并不断地去挑战，但它在短期内是不可替代的。对很多人来说，目的地的存在就类似于教堂之于信众——走进目的地，就类似于和兄弟姊妹进行了一场交流，会觉得大家是一体的，建立了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有的时候是真实的，比如成为很好的朋友或者发生爱情。目的地酒吧的名字本身也说明了它想要达到的效果，即最终抵达的地方，类似于精神上的家园或寄托，它不是你的中转站，而是你最终要到达的地方。这和别的酒吧不一样，比如你会觉得FUNKY就是一家找乐子的轻奢酒吧，WHITERABBIT是一个很容易识别的、很卖萌的具体形象。

相较而言，目的地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在社会当中，酷儿文化是少数族群文化，但在目的地反而变成了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比如，目的地的卫生间不分男女，这同社会当中对男性女性的划分是截然不同的。这实际上也符合目的地的文化态度。目的地的包容性很强，不存在很明显的判断。在我看来，这也是目的地一直能做下去的内在原因之一。别的酒吧可能还是会区分出阶级或等级，会体现在对人群“优质”与否的划分，门票的价格，服务的奢侈程度，等等。但在目的地，你就是你。

一开始去目的地的时候，你可能会惊讶于这个地方竟然还有艺术发生。但仔细想想，这个地方其实每天都在发生艺术。目的地每天发生的事情要比一个美术馆发生的事情多得多。在目的地，经常都会有不同的DJ来表演，会有不同的舞者来跳舞——有很多文化活动在发生。所以，俱乐部的形式在目的地这里体现得特别明显。它有很完整的链条：有酒有音乐有舞蹈。很多人其实来目的地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来听歌。他也不做社交，而是纯粹体验目的地的环境带给他的反馈。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艺术的出现似乎挺必然，但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必要。俱乐部本身就像一件艺术作品一样，或者说一个中介，一个USB口一样的存在。它对接了很多社会的东西。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实都会在它某一晚的狂欢当中体现出来，是一种很集中的表现，一个夜晚的文化共同体。很多人去过一次目的地之后，为什么还愿意再去，就是因为在那里，他就是他自己，是无拘无束的，完全认同自身的。在现实社会当中，是不可能实现这种完全自我的存在的——因为不是每个工作单位对酷儿的接受都是百分之百的。

我们一起去看“XX”展那次并不是我第一次去目的地酒吧看展览。目的地的三层空间一直都作为展厅和活动的场所而存在。这个展览空间始终都在做，但又不是很持续或频繁地曝光，我们不会两三个月去目的地看一次展览。项目的质量也参差不齐，更多是一些玩票性质的文艺青年的展览。这实际上也从侧面说明了很难找到艺术家在这样一个空间当中做展览。对于经营者来说，这样一种做展览的方式或许能够带动一部分对艺术感兴趣的基友来关注目的地。但我觉得，基友圈关注的实际上并不是展览。比如在“XX”展的时候，大家更关注的可能是“GOGOBOY”的现场表演。在十点钟之后，没有人会去楼上的三层空间看展览，大家还是都在下面狂欢。

GOGOBOY戴着艺术家秦铃森制作的面具在“XX”展当日晚上表演 目的地艺术基金|图片提供

目的地其实也想发展成为一个常设的展览机构或艺术空间，但又没有艺术行业的资源来做这样的事情。如果纯粹找酷儿艺术家来做展览的话，一方面这类艺术家很少，二来这又很局限。这就类似于女性艺术家的问题。如果你问一个女性的艺术家有关女性身份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艺术家或许会觉得奇怪——我的女性身份和我是艺术家有什么关系呢？但有意思的是，并不会有多少人会去问一个酷儿艺术家他/她的身份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大家会认为这样一个问题是某种程度的“侵犯”，除非他/她自己就直接告诉别人自己是酷儿。否则，哪怕这是一个很隐晦的人尽皆知的秘密，大家也不会说出来——大家都会带着一种看酷儿艺术的眼光去看这类艺术家的创作，但并没有人会直接说出来。

所以，核心在于一种自我认同。不管一个女性艺术家怎么做，她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认同自己的身份。不管别人是否做比对，不管自己是否愿意面对，这个身份本身就是回避不掉的，是一开始就在那里的。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自我的身份认同太难了。很多人白天在伪装，只有在夜晚进入俱乐部才成为真的自己。这有点像是现实的异装癖，白天的时候是一个人，晚上是另外一个人。但也有人会永远都保持自己最本真，最认同的状态。在我看来，不同社会对自我状态的人的尊重与认同，是社会进步很重要的标志之一。以日本的松子·DELUXE为例，她或许对应着中国的金星，但松子要比金星更彻底。不管金星有多少勇气，老百姓如何对待她，但在老百姓眼中，她就是一个跳舞的，一个戏子。但日本人对松子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尊重，他们首先把松子看作是一个人。

所以，目的地酒吧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给人带来一种认同，即便这种认同是短暂或虚幻的。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出口。如果没有这个出口的话，很多人或许无法体会到自身的存在。另外，“XX”展的衍生品售卖所得都会用来支持艾滋病的救助。所以，目的地在做的很多事情也是在效仿美国或者欧洲争取平权的酷儿运动。这些做法类似于国家和社会的替代途径——实际上，如果政府给予足够的重视的话，这些事情是不需要夜店、俱乐部、APP来做的。正因为这块在社会当中是一个空缺，所以很多人就会投以关注。这样一来，目的地反而成了一个很好的教育场所，比如HIV的预防、检测与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讽刺的。

艺术家童昆鸟和秦铃森分别为“XX”展制作的艺术衍生品 目的地艺术基金|图片提供

我对目的地酒吧感受最深的是它的舞池，这个环境是其他的GAYBAR所无法塑造的。或许是因为它的灯光，也或许是因为地面的装置——舞池的地面是带弹性的，你可以跟随大家的脚步一起在里面弹跳。里面非常挤，所以你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或者你也不愿意去控制自己的身体。这就好像摇滚歌迷在台下的状态一样，每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交给DJ，交给附近的人，在一种毫无提防的状态下跳舞。

艺术的出现会增强这种感受吗？如果艺术能够在这个地方唤起更多的认同，那就是有意义的；如果艺术在这里的出现只是供把玩的玩物，俱乐部的装饰，环境当中可有可无的东西的话，那就变得不重要了。在我看来，“XX”展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秦铃森和童昆鸟在展览前去考察场地的时候，恰好赶上了目的地酒吧的一场大型活动。他们特别震惊，因为他们从没有见过北京的这种酷儿文化活动。但这实际上很正常，只是目的地无数个狂欢夜当中一个非常平凡和普通的夜晚而已。然而，直人存在身份和心理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会相应地体现在他们的展览当中。作品和环境之间的融合似乎是很密切的。但是就创作者本身的思考而言，并非如此。这个展览并不能够和环境以及所有人都融合在一起。举例来说，目的地在此前做过一位名为SAKURAWAY的摄影师的展览。这位摄影师是酷儿，也是基友圈的“名媛”。所以，他的作品角度和他这个人以及目的地本身非常统一。很多被拍摄者会去现场看这位摄影师的展览，投射着各自的身份认同。在目的地的空间里看到这样的摄影作品还是很特别的。这和在网上看到同性裸体照片的经验还不一样。在互联网的观看中，有很多意淫的成分；但在GAYBAR或者艺术展厅中，更多的是一种身体和身份的认同。

相较而言，直人的作品更多的是猎奇，与目的地的环境有一定的距离。尽管在形式上可能和这个地方融合在一起了，但就内在层面而言，仍然是直人的艺术，有一种偷窥的感觉。作品有特别强的性暗示，但这种性暗示又不是同性之爱的性暗示，而是男性对女性的观看模式。所以，从俱乐部的整体来看，艺术在很大成分上是在给环境助兴，成为给环境增添情趣的一部分。就这个角度而言，这种状态的艺术或许要比白盒子当中的艺术更为有效——因为白盒子当中的艺术并不总是能够取悦到观众。就我自己而言，我还是更多地希望有本身就是酷儿的艺术家参与到目的地酒吧的在地创作当中来。我更希望看到他们是如何认识自身的，这样的艺术在我看来是更有效的，而不是被直人观看，去听直人的看法和想法。

友人C：社交软件/展览空间，地下/地上

我最早大概是在2015年通过新浪微博接触到SAKURAWAY的作品。我那个时候对男体摄影比较感兴趣，尤其热衷于恋物类（Fetish）的男体摄影。微博上的男体摄影博主风格不一，大多数以废墟、室内空间的半裸、全裸摄影为主，作品更侧向于展示身体本身。在Tumblr/Instagram无法通达的情况下，微博成为LGBT群体获取男体摄影最快捷、最方便的平台。因微博拥有长期的活跃用户，摄影师也把其作为自己发布作品的首选平台。

在一次用户推送中，我发现了SAKURAWAY。他的作品以拍摄自己和朋友为主。同样是男体摄影，SAKURAWAY不是把镜头放在身体本身，而是去构建男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或多个男体间的对话。在他的作品中，他不会避讳男体敏感部位的拍摄。但由于一些限制性条件，一些过于暴露的作品他仅会选择在Tumblr或个人网站上发布。从他的作品中能够看到一种孤独感，在观看的时候，我也不会仅把注意力放在男体，而是从整体去理解他想表达的东西。我很惊讶的是，SAKURAWAY高中就肄业了，他是后来自学的摄影和后期技术。我觉得酷儿比直人的艺术某种程度在表达上更有优势，更能创造出动人的作品。

在2015年11月28日至2015年12月28日期间，SAKURAWAY在目的地做了自己的首个个展“游目四荒”。开展之前，SAKURAWAY还在微博抱怨印刷厂印刷的作品质量不过关，能够感受到他对展览呈现的高要求。2015年的时候，我还不是很愿意过多地与LGBT群体接触，因此很少会去目的地。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看这次展览。因为担心观展人数太多，我选择了提前前往，在目的地的三层空间中等待。

等待过程中，上来了一位男性。他问我这一层是不是SAKURAWAY的展览。我说是的。他紧接着解释道：“我在这边溜达，知道这边有个展览，过来看看。”其实，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知道，他肯定是专门来看的。但由于对自己身份的不认同，导致他急于想把自己与目的地撇清关系。这样的人肯定不在少数，或多或少都会觉得在这样原本属于放纵的空间里进行相对严肃的艺术观展活动会不自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们在这样归属酷儿的空间观展也是安全的，是不会受到负面眼光评价的。

观展的人数确实不少，大多数人是专门前往的。也有一部分人是想喝酒，临时上楼来看一看。在观展过程中，不时会听见“桃（SAKURAWAY的昵称吧）去哪儿了？”“桃怎么不在”“我是桃的朋友”等话语。这是另一种人，他们在炫耀着自己与SAKURAWAY的熟识，试图在展览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我在观展的同时也在观察着观展人群的行为。即便是在展览空间里，一些人也仍然像身处酒吧一样，打量着擦肩而过的人们。因此，至少从我的感觉中，在国内的设立于酷儿酒吧（俱乐部）的展览空间，更像是一个带着艺术名义的酷儿交友空间。只不过在这样的空间中，没有酒精的渲染。

但是我的判断可能也存在局限，目的地的艺术空间到现在还在继续运营，作品和活动形式也在不断丰富。近年来，几个国家的LGBT群体婚姻的立法成功，让越来越多国内的人勇于在网络上或现实中以行动发声，这是非常大的进步。LGBT群体逐渐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因此，越来越多的相关艺术作品开始出现。但是，酒吧作为空间的载体是否合适，仍然值得考量。

在英国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经历了三次酷儿游行。两次在南安普顿，一次在伦敦。参与酷儿游行的中国留学生非常多，而且大部分是直人。无论是凑热闹还是打心里支持，他们都在为LGBT群体欢呼。可能环境真的会带给人发声的勇气。从我的感觉中，90后一代大部分已经接受并认同这个群体。我也深深为国外的环境所浸染。在国外，我第一次觉得作为酷儿是值得骄傲的，是无需怯懦的。我可以勇敢地举起彩虹旗，大胆表达自己的性取向。游行当天，很多商户，大到麦当劳、星巴克、极度干燥，小到报刊亭和理发店，都纷纷插上了彩虹旗，整个伦敦都在狂欢。

英国的酷儿场所，除了酒吧、夜店之外，还有专门的情色场所。除此之外，在伦敦SOHO区还有相对集中的一条街售卖酷儿相关用品。在伦敦上学的留学生也偏爱在周末去酒吧休闲，小酌一杯再转去夜店。在欧美，亚洲人在酷儿中不怎么受重视，欧美人更愿意跟欧美人发生关系或产生感情。但亚洲人还是希冀能够被欧美人所看重，因此会努力搭讪，哪怕只是与之ONS也很满足。我觉得这一点还上升不到种族歧视的高度，只能说喜好各有不同，或者亚洲人有着根深蒂固的自卑感。

展览空间在英国的酒吧中应该是几乎没有的——至少在我的印象中。英国人喜欢夜生活，喜欢喝酒。酒吧就是作为社交、聊天的场所。学校社团、图书馆，商业书店或咖啡馆则承担起了LGBT展览空间的职能。在美国旧金山也有卡斯楚这样的酷儿区域，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到这个区域散步参观。在这个区域，有商店、酒吧、剧院、桑拿，等等。在开放性空间里，会有更多非LGBT群体接触到这些内容。我觉得这种方式会比在酷儿酒吧做展更有效果。抛开酷儿场所的束缚和意义，更纯粹地去了解这个群体的文化，也能让更多非LGBT群体接触到这个群体及其文化。真正的平等必然要从“地下”走到“地上”，并接受社会的批判和变革。

2018“以伦敦为傲”（Pride in London 2018）街景 友人C|图片提供

[1] 蒂姆·迪恩是英美酷儿理论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目前任教于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迪恩结合翔实的民族志资料、扎实的理论基础、细致的文本分析以及敏锐的现实关切，试图说明：性、性体验、性倾向本身并非要旨所在，与这些实践相关的自我塑形、交往形式、社会控制、社会话语才是问题根本：后现代“浪荡子”的猎艳行为（与“背空”行为对待风险时的无畏乃至欢迎态度类似）包含了某种深刻的民主潜能，它代表了对他人乃至自身他异性的直面态度，因而使得我们有必要对其伦理价值进行严肃考察。与此同时，迪恩还探讨了互联网技术对性文化及公民交往的冲击；在线猎艳如何代表了某种回避接触交往的退化形式；性少数群体如何在被主流文化（如，婚姻）收编的同时转而对更少数的激进派进行弹压与污名化。（编者注：摘自《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猎艳》一文中文译本的译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