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世界杂志

“村庄画展”现场，2016

栾志超|采访整理

闫冰|图片提供

消失与想象

我们是以中心为参照来讨论西北的——“西北”是相对于某个中心的“西北”。西北很边缘，但人对边缘的感受会等同于边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边疆和边缘在西北是被混淆的。我们对西北的认识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你认为它是边缘，它就是边缘；你认为它不是边缘，它就不是边缘。中心的东西大多都是相似的，都是前沿的、风口浪尖上的东西，比如政治、消费、科技……但西北的现实状况十分复杂，历史又很丰富，这其实是非常考验人的。

西北作为文化东传的一个点，发生了各种文化的变迁与民族的争端。地貌的变化也很大。以前的很多古国都消失了，罗布泊湖变成了一片巨大的戈壁滩，以前的海底变成了现在壮观的雅丹地貌——沧海沙漠。明明发生了很多事，现在却没有任何痕迹。我们只是通过历史知道以前很繁荣，丝绸之路很壮丽，诞生了很多种文化，很多国家和城镇。但现在看来却灰飞烟灭，只剩下沙漠和戈壁滩。然而，一个土堆也有可能就是汉长城。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会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会对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有想象，觉得他可能携带着某个时段或某种生活经历与民族文化。

土墙

但是，我们也只能通过一些痕迹去想象和体会。因此，关于西北的叙事很难深入。南方的很多家族虽然会遭到破坏，但总还是有迹可循的。但我们只能通过某个山头或遗迹，像考古一样去推测西北曾经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某种程度上，西北的很多地方都是被气候抛弃了。由于气候和生态的变化——比如干旱、沙化等原因——一条河流突然就消失了，人只能迁徙到水草更加丰茂的地方去。原来的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片空白，但同时又有各种迹象表明，这个地方并非一片空白。看似一大片光秃秃的地方，但又不是处女地，不是田园。它是一个有很多元素的大场域，但这些元素又都是隐形的，这特别能勾起人的想象力。

另外，在南方的很多地方，比如广东、福建、湖南这样的省份都有很多几百年的老房子和祠堂。家族都有家谱，家谱其实就是人的历史。但西北很多地方都没有家谱。西北的生存条件不稳定，建筑留存不下来，干旱、灾荒、战乱更导致人的迁徙和死亡。所以，西北的生存是没有保护的，是赤裸裸的，危机感更强。通常，一个家族的故事难以超过三四代。一个家族连个墓碑都没有，就是一个土堆。这家人是怎么到这个地方的，没有人知道。在西北，从生存的痕迹到人的记忆，全被风刮掉了。这种历史的断裂感会刻在基因里，对人的性格产生影响。有的人或许没有兴趣，但我相信我的血液里有很多这样的基因。我觉得只有在走的过程中，无意中遇到一些人和事，和自己先前的想象对上了，才觉得解决了自己的什么问题，或者填补了某种想象，补充了一些曾经无知或者未知的东西。

“一起飞”——村庄画展

我尽可能地回避去西北做艺术。我更喜欢去一个村庄，一户人家，作为外来人简单地转一转，看一看。我对很多东西怀有敬畏，想要平等地去看，去单纯地行走、体验和遭遇，而不是猎取。保持这样的眼睛和态度，我自己会比较舒服。而且，走一趟就会有一些感受。这些感受日积月累，会构成创作的元素，动力和影响。它不是立马生效的，但只要走过，所见所闻会潜移默化地在一个人身上产生效应。

在参与由琴嘎和靳勒在甘肃石节子村发起的“一起飞”艺术项目时，我在村子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写生的方式画了一些和村子相关的画，比如村民的果园、生活用品。最后以一种温情的方式把这些画挂在村子的空地上、树上、土墙上，邀请村民来观看，叫做“村庄画展”。村民们觉得很新鲜，他们没想到一个脸盆也能画成画——画的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东西，但画出来的又跟原物不一样。从我的角度而言，我心怀敬意，通过这种方式，我的敬意得到了传达；对村民们来说，日常得到了尊重。

但我还是喜欢顺其自然，而不是带着任务去到一个地方。我其实没有太多地深入到村子里去，因为我就是从那样的村子里出来的，到了那里就像是回到了自己的村庄一样——每个人和每一家的状态都扑面而来，跟我以前的体验完全重合。所以，我会觉得很重，很难有所行动。因此，陌生也有陌生的好处，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可以直接面对自己感兴趣的点。

特别是农忙时节，作为一个艺术家到了那种地方，就觉得自己是个大闲人，闲得很无耻。这种不平等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很难堪。西北有很多村庄，这些村庄的土地都是可以耕种的。这也是因为偏离中心，大规模的资本尚未波及，不像中心城市周围的土地都是和经济直接挂钩的。但由于农业收成无法满足生活成本的需求，所以又有很多农村人口出去打工，出现了大规模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田地无力耕种，长满荒草——西北目前就处于这样一个荒芜的过程之中。

在历史上，气候和战争大规模地改变了西北；现在则是因为经济。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归根结底都是生存所需。为了生存，只能迁移。现在的西北人大规模地去城市打工，这也是一种迁移，只不过没有过去那么彻底，因为城市终究不会接纳这些人。在我的同龄人、小时候的玩伴当中，能够通过读书的方式偶然走出西北，改变生活方式的人很少。所以，很多时候只是关于西北的说法在改变，事实上，这块土地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村庄画展”现场，2016

闫冰为石节子村的村民讲解画作和展览，2016

体面的生存

每个人对西北的感受都不一样，我只能从我自己的经验来描述。我觉得西北是需要一去再去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会不断地受教育，受启发。去西北不是为了寻找什么，而是把自己放进去，去看一看。走马观花一次的话，是很难知道那里是怎么一回事的。

我记得有一年，我从宁夏固原往北京的这个方向走，经过了很长的一段路。当时刚开春，呼呼地刮着风，地面很荒，什么都没有。我夏末的时候又把这条路走了一遍。再走的时候，我发现我上次经过的这一带全是密密麻麻亮晶晶的小点。我仔细地看了看，发现原来是西瓜。太阳光一照，一大片一望无际的白绿白绿的西瓜在闪着亮光。

还有一次，我从兰州往宁夏走，坐在行驶在兰州与白银之间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上。一路过来，全部都是小小的起伏交错的沙丘。那里一看便知道不可能有人居住，因为沙丘上面不长东西，只有像皮肤病一样的干褐色毛刺。走着走着，我突然看到沙丘上面有一条小路，小路上面走着一个人。

所以，在西北，所有的元素都会被压缩到最简单，没有遮蔽。不像气候和生态条件好的地方，有水、有河、有树，植物很茂盛，人会有庇护。在西北，所有的生命都很艰难。风在刮，沙土在飞。在一片光秃秃的地上走着走着，就会突然看到三五户人家，构成一个小村庄。每家都是可怜巴巴的院子，黄泥砌成院墙，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柴火码得整整齐齐。院子里栽着一棵梨树，开着大白花。

看到这些的时候，人会觉得特别感动。生存的元素在这里特别简单，没有任何修饰，更接近本质。这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没有人来参观。这是一种自我清洁，要活得体面，有尊严。看起来很简单，很日常，但其实意味深长，做起来很难，是人对自我的一种确认。不管在外人看来环境有多么严酷，但人的尊严是要靠自我来维护和要求的。

人与天地在西北的比例尺

人和人的作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比例在西北是放大的，好像失重一样，一切都变得很具体。一天都走不到头，一路也没有什么变化。满目荒凉，全是黄土坡和沙丘。这种辽阔和单调不光是对人的生存和身体的碾压，也是对意志的碾压。一方面，人的精神意志很脆弱；另一方面，又想要活得很体面，很有尊严——这可能是西北最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做农民很不容易，辛勤地劳动，最后却只能尽人事听天命。自己尽可能地把事情做到位，做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剩下的事情交给天地。这种无法左右世事的意识会渗透到人的性格里去。因此，在西北走的时候看到沙丘里很小的山头上的一座小庙——通常是个村庄都会有一座庙——庙就会构成人与天地自然之间比例的平衡点。天地太大，人就会显得很小，很微弱。庙构成了一种平衡，让人心有所依仗和保护，与严酷的环境达成一种谈判或和解。

春天劳动的人

因此，去西北做艺术并不是人人都能做的。面对西北就意味着要重新面对人和世界，人和人所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文学为例，中心所产生的文学在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是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戏剧性。但西北的文学在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必然地会将这种关系放到一个更大的场域当中去。这个比例尺会变大。这两种关系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去西北工作的话，如果只是把城市的感受和工作方式移植过去，就很难落地，会是很尴尬的创作。那套语法在中心是成立的，但在西北就会像是没有穿衣服一样地被扔在了那里，显得很尴尬。

我们无法无视西北自身的语法和场域。举例来说，贾科梅蒂做的雕塑是基于他对人的观察，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比例尺。但是在西北，对人的观察必须要和环境联系起来，原有的比例尺是失效的。如果想在这片土地上做一些事情的话，就得重新认识这种比例尺和关系。所以，去西北不能骄傲地去，而是要放下自己，客客气气地去——看看那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那里的人是如何和天地、环境相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