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称反犹主义以一种错位的方式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抵抗，是无法为之证明的。图：路透社

当前工党正在遭受的攻击——攻击者称，工党的一些重要成员是反犹主义者——不仅充满了极端的偏见，而且，长期来看，这样的攻击还会使今日反犹主义的真正危险变得模糊。

2008年7月维也纳日报《奥地利日报》(Die Presse)上刊登的一幅漫画完美地说明了这个危险：两个矮壮的像纳粹一样的奥地利人坐在桌前，其中一个手上拿着报纸，对他的朋友评论说：“在这里你又可以看到一种完全合理的反犹主义，被滥用到对以色列的廉价批判上了！”

这个笑话反转了标准的，反对批评以色列国家政策的论证：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以色列可以、也应该被评判并最终被批评，但一些以色列的批评者，把完全合理的、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错误地用于反犹主义的目的。当今天的，支持以色列政策的基督教基要主义者们拒斥左翼对以色列政策的批判的时候，难道他们隐含的论证思路，不是惊人地接近于《奥地利日报》上的那幅漫画的吗？

这么说的意思是，在探讨巴以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冰冷无情的标准，而悬置试图“理解”情景的冲动：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拒绝“理解”阿拉伯反犹主义（在我们的确遇到这种反犹主义的地方）——即把这种反犹主义理解为对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境地的“自然”反应——的诱惑，同时也应该无条件地拒绝“理解”以色列的作为——即把以色列的过分行为理解为大屠杀记忆背景下的“自然”反应——的诱惑。

我们不应该去“理解”，因为，事实上，在许多（如果还不是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从沙特阿拉伯到埃及，希特勒依然被认为是英雄；也因为，事实上，在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小学课本中，所有那些传统的反犹神话，从臭名昭著的反犹之（伪）作《锡安长老会纪要》到犹太人用基督徒（或阿拉伯）儿童的血来搞献祭的说法，都被用到了犹太人头上。

声称这种反犹主义以一种错位的方式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抵抗，是无法为之证明的，同样，对纳粹的反犹主义来说也如此：它也得力于反资本主义的抵抗，但它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名正言顺。在这里，错位不是次要的操作，而是意识形态的神秘化的基本姿势。

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各种单独的行为放到一起来诠释或评判，我们应该把它们和它们的历史纹理切割开：我们不应该在大屠杀的背景下评判眼下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而且，我们也不应该把许多阿拉伯人赞美希特勒、或在法国和其他地方犹太会所遭到亵渎这个事实判断为不正当的事情，相反，这些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它们就是对以色列佬正在西岸干的事情的反应。

当任何反对以色列国防军在西岸的活动的抗议，被断然谴责为反犹主义的表达，并被——至少，是隐含地——认为是在为大屠杀辩护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某些人为了使一切对以色列的军事和政治行动的批评变得无效，而一直召唤大屠杀的阴影的时候，坚持反犹主义、与批判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特定作为之间的差别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指出这点，即，在这里，亵渎大屠杀受害者的记忆，无情地操纵这些记忆，把这些记忆工具化为赋予眼下（以色列国的）政治作为合法性的手段的，正是以色列国。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断然拒绝那种认为大屠杀和眼下巴以紧张局势之间存在任何逻辑的或政治的关联的想法。大屠杀和巴以紧张局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现象：一个（大屠杀），是欧洲右翼抵抗现代化动力的历史的一部分，另一个（巴以冲突），则是殖民史上最近的篇章之一。

另一方面，对巴勒斯坦人来说的艰难任务，是接受这点，即，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犹太佬，而是为防止变天，防止自身内部的政治激进化，而操纵阿拉伯人苦难的阿拉伯政权本身。

事实上，今天欧洲的情景，部分就在于反犹主义的增长。在瑞典的马尔默，充满攻击性的穆斯林少数不停地骚扰犹太人，以至于后者不敢穿传统服饰上街。这样的现象，显然、毫不含糊地，是应该谴责的：我们应该把反对反犹主义的斗争，和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斗争，看作同一场斗争的两面。与站到乌托邦的立场上相反，这场共同的斗争必须建立在极端的苦难会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这个事实上。在《还活着：回忆大屠杀时代的少女生活》(Still Alive: A Holocaust Girlhood Remembered)中，鲁斯·克吕格(Ruth Klüger)描述了与德国“一些高级博士生”的谈话：

简言之，奥斯维辛的极端恐怖，并不会使之因此而变成一个从内在把每一个幸存下来的受害者净化为抛弃了所有渺小私利、在道德上敏感的主体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一个非常令人悲哀的教训，那就是，我们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在极端经验中存在某种解放性的东西、认为极端经验可以是我们扫除魔障睁眼看到情景的终极真理的想法。或者，就像伟大的反共变节者阿瑟·库斯勒以简要的方式指的那样：“如果权力腐败了，那反过来说也一样；迫害也会腐化受害者，尽管也许是以更加微妙、更加悲剧的方式为之。”

内夫·戈登：“新反犹主义”， https://www.douban.com/note/651807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