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姆·坎贝尔&张培力：闪烁不定”展览现场

2018年3月17日，媒体艺术先驱者吉姆·坎贝尔（Jim Campbell）与张培力的双个展：“吉姆·坎贝尔&张培力:闪烁不定”在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展出。整个展览被划分为两个区域，展厅首先展示的是坎贝尔五件视频装置“低像素系列”作品，而黑暗中的楼梯通向张培力的声音装置作品《碰撞的和声》。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在表面上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才能够组成一个展览。参展的装置都是动静结合的作品、都使用了电子发光物体且都需要在黑暗中展示，观众在感知作品时都不能快速理解艺术家的艺术，所以两位艺术家作品给观众留出了充足的思考空间。

▲ 《散射12（华盛顿妇女游行）》，定制电子元件，432块LED，处理过的有机玻璃，47 x 64 x 3 英寸，版数3，吉姆·坎贝尔，2017年

但是隐藏在闪烁表面下的，则是二位艺术家的诸多差异。张培力的声音装置作品《碰撞的和声》属于“捡拾物艺术”（found object），源于法语objet trouve，这一传统至少从1917年马塞尔·杜尚创作的小便池作品《喷泉》就开始存在了。轨道、喇叭、电脑和日光灯管这些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现成品（ready-mades），在艺术家所赋予的观念中得以重组。两个喇叭各自发出男、女“啊”的声音，在轨道的引导下无休止地重复着靠近与疏远的做作。所以观众直观地感受到喇叭接近时声音增强带来的刺耳感，还有喇叭外移时声音音色的清晰与柔和。在机器的控制下人的声音也能产生一种类似“和声”的效果，那么这种人类与机器之间的互动究竟能不能算是一种沟通呢？

▲ 《碰撞的和声》，轨道，喇叭，电脑，日光灯管，尺寸可变，张培力，2014

吉姆·坎贝尔是一名电子媒体艺术家（LED Art），他的作品结合了电影、发光二极管和雕塑等元素。吉姆·坎贝尔创作的媒介并不是购买的现成品然后进行组装，而是艺术家根据作品的呈现效果特殊定制的硬件设备。坎贝尔在数学和电子工程两个领域都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所以他可以独立从事电子媒体艺术的编程工作。从侧面去看《爆裂景象》这个作品你或许以为这就是单纯的黑白电子灯展示，而只有你站在特定的视角才知道这是一件影像装置作品。观众凑近作品时能感受到这些小LED等像宇宙中的星星那样闪烁，远看作品会惊讶于会艺术家竟然能够操控电子元件来打乱一个区域内的时间。艺术家让观众去填补他作品中留下的空白，而这种空白是真实存在在空间中的，却需要重新回到二位的视觉平面中进行观看。

▲ 《爆裂景象（地铁通勤者）》，定制电子元件，1152块LED，电线，钢，72 x 46 x 38 英寸，吉姆·坎贝尔，2011

张培力的艺术创作是受到科学工具、图像、技术和材料的启发，体现出大众文化对于科学的兴趣。而吉姆·坎贝尔的艺术创作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去表现艺术，这种阐释和转化都是基于一种编码技术。早期天文、数学、物理、光学、医学、心理学、化学、生物等科学领域的发展赋予了艺术家很多灵感，画家用数学创造了线性透视法、利用照相暗箱技术将光学和数学原理相结合进行风景绘画。而基于化学技术的摄影术刚刚问世，艺术家就开始使用相机镜头拍摄的高度写实图进行复制与拼贴创作。但是后来科学家开始跨界进入艺术领域创作科学的作品，例如生物学家、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创作的海绵、原生动物和海星的精细的水彩画和素描就让艺术史学家们叹为观止；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哈罗德·埃杰顿（Harold Edgerton）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拍摄的瞬时定格照片，后来就被摄影史的教材收录。所以艺术与科学的边界在当下变得越来越模糊。

策展人张尕在开幕式前的对谈中提到，他之所以会将这两位艺术家的双个展作为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2018年的开年展，也是基于两位艺术家都曾经对于电子设备与录像像素产生浓厚的兴趣。两个人开始介入影像艺术的创作时间也较为相同。张培力有“中国录像艺术之父”的称号，自1988年推出国内首个录像作品《30×30》后就一直投身于影像与装置艺术。而吉姆·坎贝尔的电子媒体装置作品页在1990年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参加了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十五周年“海湾地区媒体”展览与旧金山爱莫利维尔市一个艺术工作室举办的“内部紧张（Inner Tensions）”展览。

▲ 《光测绘（珍妮的池塘）》，定制电子元件，1380件LED灯管，32 x 48 x 8-1/2 英寸，版数3，吉姆·坎贝尔，2014年

像素是一个图像分辨率的尺寸单位。目前移动手机的发展就是不断提高像素，人们在拍照片的时候也需要多次触碰屏幕对焦，试图获得高清晰的照片以免出现虚化的效果。匈牙利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曾经说过：“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的不够近（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You aren’t close enough）”。但是你靠近了吉姆·坎贝尔的作品，你只能获得更大的像素，并且是一个实体。张培力也创作过类似吉姆·坎贝尔“低像素”系列的作品，2017年在芝加哥的“张培力：记录。重复”展览上展出。张培力曾经用录像机拍摄了一段自己工作室外面的街景，然后把录像放在电视屏幕上播出。接着在屏幕上选取一个点用录像机翻拍，这样重复7次后形成了8个不同的画面。最后一个画面是一个完全看不清具体的事物，而这件作品被他命名为《焦距》。用一段视频记录某个重复又机械的动作，是张培力早期录像作品中的主要特点。

▲ 《焦距》，定制电子元件，8视频8画面，有声，15分钟，张培力，1996

但是吉姆·坎贝尔的“低像素”系列作品与张培力的作品产生的机制完全不同。以《家庭电影1040-3》为例，这些“低像素”的日常家庭生活是在一种数字模拟的结果，而不是录像翻牌后像素衰减的结果。或者说张培力的“低像素”是一种主观的、感性的视觉呈现，吉姆·坎贝尔的“低像素”是一种客观的、理性的视觉呈现。这就又回到了中西方绘画的讨论中，中国绘画是写意的而西方绘画是写实的，我们看到在新媒体艺术中这两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吉姆·坎贝尔对电子通信设备的探索，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超现代主义理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盲目崇拜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坎贝尔来说，他的作品实际上是探讨数字感知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

▲ 《家庭电影1040-3》，定制电子元件，1040块LED，144 x 96 x 3-1/4 英寸，吉姆·坎贝尔，2011年

吉姆·坎贝尔与张培力避开了用清晰度去的解释图像可能性，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能够从“低像素”中获取图像信息。在《最强大脑第4季》中，黄政就根据一个城市老照片中九万分之一辨识率的一个图像局部，找到了现在新城市的照片。所以虽然“低像素”实际上介于表象和抽象之间，但是实际上人类也可以将“低像素”还原为具象的原境。只能说是在过渡依赖科技与消费图像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视觉与思考的联系被不断复制的图像所打断，而越来越习惯于消费娱乐化的图像视频与通过体验获得实在的感受。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把艺术视为一种生命直觉活动，他把过去、现在、未来交汇、融合的一个完整的不间断的时间称为“绵延（duree）”。柏格森认为“绵延”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共有本质，世界的本质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它永远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亘古不变的确定性存在。我们看到展览中吉姆·坎贝尔与张培力都截取了时间并将其不断地重复，而这种看似乏味的时间观念隐喻了我们的高科技时代呈现信息和事件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和电脑接入互联网访问海量的信息，但是这种共时性和持续的信息超载让解释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困难。在此过程中意义于刹那间闪现，旋即又转瞬即逝。

▲ 《爆裂扁平II》，定制电子元件，73块LED灯，铝，48 x 72英寸，版数5，吉姆·坎贝尔，2017年

两位艺术家的差异实际上反映出了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这源自于两种不同国家的艺术教育模式。张培力1957年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的杭州市，吉姆·坎贝尔1956年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上世纪以张培力为主的艺术家群体成长的土壤较为单一。因为美术学院是培养艺术家的主要机构，所以想成为艺术家的人都是接受以苏联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为基础的素描、色彩与速写训练。那时候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是割裂的，艺术就是艺术，科学就是科学。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为国家的工业、国防、医疗等部门提供智力支持，而艺术的作用主要就是宣传思想与美化生活。所以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在介入新媒体的创作后就需要很多的助手，来弥补自己对于编码、程序与设备的陌生。而西方艺术家的成长环境则较为自由，科学家也可以成为艺术家，这在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一种不务正业的声讨。

▲ 展览信息

吉姆·坎贝尔 & 张培力：闪烁不定

艺术家：吉姆·坎贝尔（Jim Campbell）、张培力

策展人：张尕

展览时间：2018.03.17 – 2018.06.17

展览地点：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CAC），上海市普陀区莫干山路50号18号楼

▲ 于奇赫（摄影：郝奇奇）

于奇赫，青年艺术评论家。

主要从事艺术批评、视觉文化、物质文化与博物馆学的研究，现生活工作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