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选择Choices

2017年，选择停更长达半年，写作都在线下进行之外，在不同性质的艺术机构工作，实践与弥补在观察之余的判断与更新理解，所以，当要总结2017年时，与以往选择值得被记忆的展览不同，以下写得反而是实践后的心得与观察。

1、消费展览，讲求体验的趋势下，艺术家不容易，策展人式微。

具有明确观点与研究方向的艺术家、策展人越来越少，其原因往往在于“消费”与“生存”，艺术圈的生态已经资本化、明星化、士绅化，对于要产出具有深度的研究，所需要的配套条件越来越贫瘠，这个贫瘠体现在对于展览操作上的套路化，也体现在各种“贫穷限制了想象”上，也体现在对自身能力的认识、眼界与自省不足。一个具有研究倾向与意愿的艺术家与策展人，不见得就能找到合适的资金去支持。一个拥有赞助能力的机构，不见得就能找到最合适的项目去支持。从另一方面来说，90后策展人与艺术家拥有海归背景不在少数，这让毕业于八大美院的艺术家与策展人更为相形失色，竞争会更激烈，这背后也是自带资本的结果。毕竟这圈子越来越不diduan了，策展人没有自带流量，很难有存在感。同时，又有谁来强调/捍卫（不带酸葡萄心理）生态中公平的重要性？

2、欠缺区分质量，把控质量，制定标准的声音

越来越多的机构都证明了看上去很美的制作展览能力，但是，展览的质量很难被讨论，尤其一旦参与展览生产环节，就成为了共犯，能够跳出来，在公领域里，以自身的经验为主来丰富这个层面上的讨论，几乎是不可能，或者，成为别有用心。生态里崇尚包装与自我宣传能力，这将加速生态更加病态。

3、受害者意识的蔓延，无人承担责任

生态中，存在各方各种抱怨与负能量，都以受害者自居，而不是思考所扮演的角色可以优化些什么，欠缺这种力量。同时，这个怨气可以源自压缩各种生产商、服务商、供应商的工价，也存在每一方都想要获得自身最大的利益，而忽略了所在节点，所拥有的身份应该有的责任。画廊应该对于艺术家的职业生涯有一定的规划与能力（艺术家可以以此来评估画廊），艺术家应该要有一定的行政与管理能力（画廊不是保姆或者行政代办机构或者心理咨询），藏家除了出钱获得作品，压价的不合理，忽视自身对于艺术圈这个小社会的社会责任（我出钱了，就要顺着我）……等等。

4、人才转会至西方机构或者集团

艺术圈内超过5年扎实工作经验，人品好、自我标准高的工作人员，去到西方机构，这意味着国内机构所能雇佣的人才将更为紧俏，也意味着西方艺术机构进军中国的时候，国内机构将会再次面临被洗掉、被降级的挑战（一如多伦美术馆、或者，岌岌可危的喜马拉雅美术馆）。如果把展览视为一个产品，机构视为工厂，那么有没有富有经验与方向的R&D部门？有没有思考工厂的可持续发展？展览的定位与撬动的资源/语境与受众之间关系？机构怎么让工作人员更好地提升自己，而不是陷于行政里？生涯发展可以是什么？机构怎么保持竞争力？机构所在的语境是什么？这种内容生产上的培养与实力，都需要机构里的工作人员来完成。如果哪一天，古根海姆、蓬皮杜、MoMA都在上海进行pop-up show，国内机构又要推出什么展览来获取关注、点赞与门票收入？这个成本将会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