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招隱JOIN  皮力

编者按：本帖收录的十则文本，都是好友皮力自2017年9月至今陆续发布在微信朋友圈里的读书笔记，也是他利用上班路途、差旅飞行等“零碎”时间阅读并通过手机断断续续记录的心得体会。因为写得匆忙，原文有些许笔误，蒙原作者惠允，经招隱简要汇编校正刊发，取其轻松感性有温度之诣。（戴卓群）

越来越觉得中国当代艺术研究天地小，写到当代艺术史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马上四十年了）里面打转，价值体系也是依附在西方现代主义或者思想解放追求自由这些。这个框架里研究除了给自己的熟人树碑立传，或者成为反映市场风向的购物指南，很难有新的可能。

今天看，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必须超越新中国，与20世纪民国，乃至更早的晚清晚明打通才有新的可能，才能证明所谓当代艺术与中国文化脉络的内在关系，才能有可能最终找到中国艺术的价值。这是我最近对思想史学术史兴趣变大的原因。葛兆光这本书讲了唐到清的思想史研究，基本可以看作是一本知识地图。因为是讲义，所以好读，也很实用的。最后一章讲了如何写学术书评写论文，第一章学术综述，言简意赅属于学生学者的必读篇目。

书中有个小点颇为耐人寻味，他说其实明代以后，朝鲜和日本就瞧不起中国。认为他们才是继承了中国文化保存了中国文化，因为他们接受了程朱之说，特别是满人入关更加深了这种认识。但是中国文明400年就这么过来，清代还有朴学高峰，几百年也没亡，它反而在不断产生新的形态。好比中国艺术史，藏画书籍隔个一百年烧一次，但是艺术还是这么源远流长发展下来了。环顾四周，中国周围从港台到日韩，再到欧美大学的汉学中心，从繁体字到古文都自诩为中国文化的保存者，其实和400年前没啥区别，都不是新东西。

因为想了解中国思想史及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思想史演进，找到这套书。一个月，就在每天去工作的地铁里，出差的飞机上，航班延误中，读完了这套哈佛中国史。年轻时读过剑桥的中国史，后来再也没有系统读过中国史。

哈佛的中国史，非常引人入胜，而我几乎是爱不释手。这套历史，更多是侧重中国的形成和变迁，所以是从秦汉开始一直到清代结束，共和国开始。整套书就是谈中国如何一方面扩展疆域，一方面探索统治这个疆域的技术和结构（文化与政治）。从方法论上来说，书角度很新，很多重点放在地理、气候、税收上，从而谈及对政治的影响。比如谈到唐代藩镇割据其实还在于帝国的运河漕运系统和藩镇在灌溉上需求的矛盾；明代政治变化和气候上小冰河期的关系（包括明中期后的“雪景图”的流行）。

另外很多结论还是颠覆了我们传统的理解，比如作者觉得唐太宗本质上和隋炀帝在治理水平上没有太大区别，不过运气更好；唐代的长安城面积大，从来没住满过70%。最颠覆的是清代史，罗威廉把清代的出现和诞生放在18-19世纪欧亚大帝国来看，同时有奥斯曼帝国，罗曼诺夫帝国，这些帝国都在20世纪前20年灭亡。在这个背景下清朝的民族，外交，贸易其实都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而这些又和元明以来中国逐步融入世界贸易网络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框架上看，再看宋代司马光与王安石，明代东林党人与宦官，清代清议与洋务，这些道德之学与经世之学的关系，对比今天“键盘侠知识精英”与“微信朋友圈公知”的怪状，也就见怪不怪了。

西方历史学都是讲故事的高手，这套书吸引我的还有对于城市生活、日常生活的描写，比如南北朝拓荒对于田园诗的影响，唐代青楼与妇女地位，宋明手工业和文化趣味的关系等等。因此，历史也就成为了感观变化的历史，而不是权力，政权和贸易，文化成就的历史。

哈佛史是外国人写的中国史，故事讲得好吸引人。其立场必然和中国人的不同，了解立场差异再看故事，其实更重要。中国知识界在涉及中国问题上历来自大，总把海外学者对中国的描述视为异类。但是正是因为背景不同，外国学者的“异”才能让我看到世界体系中的对中国的叙述，看到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就好比罗威廉的清代史，是在全球化眼光中，从藏、蒙、回、欧美列强的眼光关系中看中国。）这两天关于古根海姆中国展览的批判开始甚嚣尘上，很多人看了个名单，不看展不看文章就开始胡喷，其实背后还是这种文化上的自大心态在作怪。这种心态从后八九展，到亚洲协会展到大都会水墨展，每次海外大展都来一次，毫无营养。

六本书本本精彩，卜正明的元明写得漂亮，罗威廉的清代绝对是颠覆性的。

读完哈佛史本来想读卜正明，休息一下脑子，结果阴差阳错被逼着读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从欧洲看回香港。这本书算是经典中的经典。余英时把朱熹的道学思想放到宋代的政治史和学术史里面来研究，从而闯开了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在学术界地位极高。

经过了五代战乱，宋代立国后首先就是取消以前的依靠军事立国的传统（杯酒释兵权）而转而依靠文官士大夫治国，从而发生了中国历史文官治国的转向。同是文官治国，宋代与后代不一样之处在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是这时的共识，士大夫权力极大。在此背景下，南北宋先后出现了范仲淹、王安石和本书所说的孝光宁三朝未遂的变法。余英时把朱熹就是放在这最后一次变法中来研究。

因为士大夫变法，所以朋党就成宋代士大夫文化最重要的现象。皇帝又怕朋党，但朋党又是必然的政治现实。所以南宋孝光宁三朝的变法就是朱熹为精神领袖的理学集团（士大夫儒生太学）和实际管理政府的行政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理学集团求变，强调道德并仗着自己有文化优越感，孤傲瞧不起墨守成规的从事实际管理的行政官僚（按余先生写，行为举止有时看着特二是挺招人烦的），二者终于变成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而且道学集团其实是肯定斗不过官僚集团的，最后变成了宁宗年间对朱熹党派的党禁。

余先生对朱熹的思想研究就是在这个士大夫文化情境中开始的。其中谈到宋代士大夫推行尧舜禹三代而贬低汉唐，试图回到大学中庸的标准治理文官礼乐国家，谈到理学与传统儒学如何以不同方式解经，谈到面对佛教特别是禅宗自我证悟的压力如何发展出内圣外王（理学的自我行为准则）都非常精彩。我印象最深的是余先生指出宋代的内圣外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并不是分裂，外王指的是“依君行道”，内圣除了自我修为之外，还包括如何管理好周围家庭、家族、郡县等等。这和我们以前我“外王不行了”，就“自己照顾自己”是不同的，内圣指的是力所能及地改变周围的环境，而且外王只能以内圣为基础，二者是因果而非平行关系，所以宋代家庭家族组织开始飞速扩展，也非如此不能解释为何朱熹晚年积极介入政治而且道学确实有党。

全书读下来不得不服余英时的学问能力，简直不是一般人。训诂能力，书的架构，中外方法论都太厉害了。这代学者确实有他们的机遇。但是书的架构太自洽圆满了，所以也不由得让我们这些历史外行想鸡蛋里挑骨头。比如它对官僚集团的分析有点不够劲，按理其实官僚集团应该也有自己的主张的，而不是简单好权。余先生说朱熹理学集团求恢复，所以就得罪了安静稳定的官僚集团，可是后来办朱熹搞党禁的韩侂冑虽然话说是官僚集团，求安静，但是他确实是去打金人失败，被更怕死的官僚拍死的。所以官僚集团，我估计是应该有政治主张的，可惜这些余先生没写透，只是用好权求稳解释。但是估计余先生写朱熹多少有点自喻吧，好比陈寅恪写柳如是，因此情感投射就自然多一些，也能理解。

全书900页，考证特别精彩如福尔摩斯探案。古文不好或者不爱看考证，直接读12章“皇极与皇权”权当米其林三星餐厅里的品尝菜单吧。

明军兄推荐讲谈社这套中国史，的确可以了解不同研究表述中国史的方法。读到这本才想起我中学的理想是学考古专业，后来这个想法被镇压了。大学的考古课早期是汤池先生教，汤先生退休后是北大的齐东方先生教的。彼时范迪安老师刚留校，是以史前和原始美术到战国为主业的。凭着这点考古学的底子，把这本书读完了，估计很多人会被这本书中的发掘、断代、探方、底层给搞得味如嚼蜡。中国历史必称夏商周三个文化，都以中原为中心，而且所谓的夏（前商时代，二里头文化）显然有首领，但是国家还是氏族，有没有纳贡和管理体系，有无祭祀来强调血缘权威，都不可考。当然中国的考古学包括夏商周历史断代工程，是要拔高历史培养民族自豪感的。这个背景下看看日本人的东西还是严谨的。

这本书有几个观点颇有深意。首先，中国历史历来以中原为中心，但是宫本先生从考古学证明从早期的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北方的小石片文化和南方的砾石文化的区别。即使南方以粟黍为主农业社会成形，北方也诞生畜牧农业，这种南北差异一直都存在，而且中国历史不断就是南北对抗交流。

其次，中国的商周文化其实是以南方文化为主轴发展融合起来，虽然位置是在中原。在此基础上，商周的礼乐、祭祀、玉器、饕餮纹都是不断融合其区域的结果，而不是孤立出现的。比如，饕餮纹应该是南方良渚文化太阳崇拜演化而来，东边的龙山文化墓葬出现不同陶器标志身份的固定排列，而西边的陶寺文化出现用乐器代表身份的墓葬，这两者被商代青铜器继承，就成了后来的中国特有的“礼乐”。农业社会用猪狗祭祀，而甲骨文占卜应该是北方文化的祭祀方法。小麦（面食）虽然是中国人的主食，但是应该也是西亚传来的。而中国的文化和早期政权总是发生在南北方交汇的地方。所有的这些宫本先生都是用考古学来证明，颇有理性。

第三，所以在此基础上，宫本的中国文化不再纠结于本土论（中国学者）和外来论（西方学者），而是人文和中国文化调和的结果。所以他说“中国社会一方面形成了初期国家的区域即中原，再以中原为地理上的中心的古代国家几经兴亡，以至形成了保护中华这个自我群体的思想方式……中华正可谓这样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诞生于商周社会后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它形成文化可说是在战国时代。而后这种称之为中华的思想方式在继承了战国时代思想的汉代得以完成。但这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近现代的中华概念。因为近现代的中华概念的基础建立在以清朝的国家领域为背景形成的概念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历史，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

陈寅恪曾经说“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欲羞死”，这本殷商到战国的历史倒是真见识了日本学者读文献的能力。这是哈佛史西方学者完全比不上的。作者平势隆郎是日本国现存在世最好的《史记》研究者和东周研究者之一（据说所谓之一也不过五人）是白鸟库吉的嫡系传人，也是东京文献史学派的“掌门人”。

平势延续了清初小学开始的疑古派的观点，再往前一步认为我们的三代和战国文献不光是被宋代理学污染过的，也是被东汉的儒家观点污染过。他的做法就是结合青铜器铭文，甲骨文，出土的竹简帛书，超越史记，重新去对照读战国时的文献：春秋、左传、公羊转、榖梁传和竹书纪年。按照这种读法，就发现上述各书其实都代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伸张自己领土和权力的正统性，从而企图上接到前三代。这就是战国下克上的理论来源。上述的书都以春秋为基本文献展开，但是不同解读其实代表魏、齐、燕、登国的理论，也暗含着对别国的贬低。读完平势后，你会觉得春秋战国史文献已经被用尽，新的可能只有靠考古了。

更有意思的是平势还认为，被中国人奉为典范的夏商周三代其实都没有统治到史记中所描绘的中国那么大的面积，商周其实都不过是同时并存的小的城市国家而已，商周的更迭不过是城市国家之间的战争和扩张，而不是后世想像的同一个区域上的朝代更迭。

平势还指出在中国（天下）的概念形成过程中，文字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商代的时候，在中国应该有很多种文字和文化，比如三星堆就是另外一种，但是相比商代的汉字，后来都慢慢消失了。周灭商后继承了汉字和铭文技术，后来通过册封的礼器，把文字传播出去，东周以后，铸造文字的技术也传播到个别的城市国家，然后各国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个过程配合兼并结盟，官僚和文字管理关系推广，中国的概念随着汉字的扩散而确立。城市国家也就变成领土国家，但这些领土国家仍然不出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的文化圈概念。

其中有意思的一点是，平势认为战国各国字体在被秦统一后，其他各个区域的文字一部分还以道符等形式保留在民间，成为异体字。建国后为了提高认字效率，从民间实践而来的简体字便参照了这些字及其声韵，这些又可以和出土战国竹简对应。看来那种认为繁体字代表中国文化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又可以被质疑了一下。

鹤间这本完全实现了用出土文物和秦简汉简对照文献研究方法，考据更加严谨。此外，就是大量引用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来印证生活史的研究。这几套海外中国史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探讨生活史，所谓生活史还不是说衣食住行，更重要的是说推想当时的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如何思考问题。这种感官不断打开，到近代新的感官对象不断出现——摄影、电灯、到广播、电影，都是一个惊奇之旅，这些东西必然影响艺术文学，近年对感官的研究的确是历史甚至是艺术史，视觉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长途飞行，读完了这本。日本历来是推崇三国的，这次的作者是金文京，在日本研究三国演义的韩国教授。书的亮点是把三国志等信史和三国演义对比研究。还有就是超越了历史中魏蜀对立的逻辑，反而从吴的角度来写，这样就和后来南迁，江南的发达等中国历史上的大变革连接起来。书的最后还是把三国的历史和中国王权的正统论联系起来解释也还是很有意思的，由此也写三国时日韩和中国的外交，乃至今天到以儒家为正统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把家喻户晓的故事写得这么有新意是不容易的。

葛兆光在那门思想史入门的书中说到，满人入关后，日韩就已经把中国视为蛮夷，自诩为中华文化的保存者，日本有一段把奈良称为洛阳。这段历史一直让我有些吃惊和回味。看了这本就顺便研究了解了一下这个问题。这本书把五胡乱华看做是秦汉以来中华文化中汉族中心意识的消解，比如到北魏时蛮族的孝文帝曾把南朝叫做“岛夷”。其实日本现代汉学特别是京都学派认为中华不是被汉族垄断的，而是一个不断被外族改写的历史，比如后来到元和清。这个观点其实和日本现代汉学在明治维新的起源有关。阎步克说过内藤湖南就认为非汉族总能给中国本土以反作用，使中国这个逐步衰颓的民族得以“返青”(《新支那论》)。宫崎市定认为中华文明一经成熟，便走向纤细颓靡；而胡族入主带来的“朴素主义”，得以使中华克服了“文明主义”的颓靡。这些其实都和20世纪的军国主义有关。（按照这个逻辑，日本侵华也是在文化上为中国注入活力，甲午战争是为了拯救中华文化。）川本虽然不是京都学派的，但是这种观点可见是日本汉学的DNA（据说写辽金元那本更明显）。

中国学者写南北朝都是些民族大融合和少数民族的汉化。（川本在本书就没用“汉化”一词是别出心裁地用“中国化”）。隋唐都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南北朝以南朝汉人政权灭亡为结果，但是唐代后、北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就淡化，到南宋就可以完全南方化。所以陈寅恪才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我中华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后来有钱穆等史学家理清北朝与儒学和周礼的纠葛，可见南北朝不是历史没必要的周折。

抛开政治定性不谈，这本书可以说是谈民族问题谈得非常详细的一本。中国人治南朝史受郭沫若的影响都是从经济和封建来谈，但是日本人都是从贵族史和政治史来做。所以这本书的亮点在谈五胡如何确立自己的政治身份。从前凉张氏在尊奉西晋，向东晋朝贡还是建号自立三者之间的选择；写到五胡不能为帝，再到胡族自我意识的成长；最后华北士大夫对南方政权态度在刘裕代晋前后的变化。还有汉人、胡人对佛教态度不同。这种历史大变革中的社会心理的变化特别细致入微。

唯一遗憾的是南北朝时期文学其实蛮精彩，本书着墨不多，好像哈佛那本似乎详细一点。

气贺泽保规也是京都学派的传人。中国人谈汉唐盛世总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意思，气贺的这本倒是认为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一体，这体现在贵族门阀制度和府兵制的配合。 比如唐代的藩镇其实是以前的刺史的延续。

严格意义上说魏晋以来的皇帝实力都弱，都是贵族和军阀代表或傀儡。隋唐开始，推行律令制、科举制，削弱门阀和贵族就开始衰落。这本是定论，但是气贺的观点是不能把唐代看作是律令制取代贵族制，而是混合和过渡政体，正是因此唐代才有韧性，经过安史之乱这么大的变故而又延续了百余年。以前总觉得晚唐灭于失去对藩镇控制，看完才知道，伴随律令制改革，中唐后税收改革，货币税收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下为了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中央政府多少有些故意放任藩镇，而是通过货币强化非府兵的职业军队，以形成对藩镇的威慑。

同样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就看到隋唐政争开始是关陇贵族集团和山东贵族之争，然后牛李之争等一系列争论则是科举官员与贵族官员之争，而且当时科举官员代表的地主利益所呼唤的管理模式，倒未必适用庞大的世界帝国管治。有唐一代，科举必须向贵族妥协，贵族也必须通过科举进入政治，这样贵族和王朝就紧密结合，王朝灭亡门阀也就不存在。这才是宋以后高度集权的起源，也是唐宋之变的一个重要面向。

关于世界帝国，气贺引用了很多同期日本和外国人的资料，特别是圆仁的中国游记，提供很多鲜活的画面。这样可以看到唐代山东的新罗人社区（相当于今天的韩国城），五台山的佛教和长安会昌灭佛前后的状况。

这本写的宋代应该是最好读也是最精彩的。大观点还是京都学派所说的唐宋之变。但是最精彩的则是中间三章从汉代的独尊儒术的经学开始，讲到经过魏晋到唐变成释道儒三分天下。儒教相对偏治理，而释道偏重内心世界的安顿。王安石试图恢复到汉代经学（王莽）推出的《周礼》发展出来的至上而下的治理秩序和技术，包括科举、祭祀、税收等等，视为“新学”。但是儒学在释道压力之下开始也要探索内心安顿问题。这就是程氏兄弟开始的道学。宋代开始，科举制度最终确立，科举压力也变大。对于很多人而言，朱熹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给了士大夫不同程度的行为准则，这就是朱熹的理学何以被接受的主要原因。因此理学也可以看作是为应对王安石的新学压力而生。在修身齐家的要求下，理学逐渐发展出来格物、宗族、孝道等要求。道学里又有陆九渊的心学，主张“吾心即是宇宙”，重视持敬的内省工夫。即是所谓的“尊德性”。朱熹言“理”，侧重于探讨宇宙自然的“所以然”，陆九渊言“理”，则更偏重于人生伦理。这么看中国文化的释道儒在中国文化中不分家真是如此。

作者也一条条分析实际理学，从宋明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的其他复杂因素。政治层面北宋以来主战和主和，改革和地主的党争，技术层面，活字印刷和书籍与理学同时出现，这些都是原因。这个主导地位也和国家认同有关。

一本书能把儒学、经学、道学、理学和心学说得如此清楚，的确需要功力；然后作者再把科技、文学、宗教放到这个背景来写，可读性就特别高。

其实很多时候，中国人都是不自觉的“汉民族”中心主义者。如果不相信，杉山正明的这本书就是个试金石。中国历史在唐宋之变叙述中，总是将西夏，辽，金乃至蒙古的元，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对于中华文明的隔断，然后明代又重新恢复了“中华”。按照杉山的观点，“高度评价南方繁荣的文化区域和那里的‘文明主义’而贬低北方的粗野和武力的军事优先主义”是中日学者的通病。事实上，辽代立国200余年，今天看来创造了游牧和农业混合的文明，其实是和北宋一样重要的。

更有颠覆性的是，杉山认为契丹的辽，实际是五代沙陀军人政权的庇护国，他们后来以及党项的西夏和北宋之间的澶渊之盟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协议，而不是逆向的朝贡体系（这是中国学者田余庆的观点）。而且元代很难说中国的一个朝代，应该看作是蒙古帝国对于中国的占领，中国13-14世纪是和俄罗斯，匈牙利，伊朗一样被占领的区域，是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无论观点如何，杉山的方法是将波斯文的蒙古史材料与汉文的历史材料对比，将五代的实录与蒙人的辽金史对比，找出被汉字文化描述中刻意贬低和遮蔽的描述，然后深究其意识形态的原因。

辽金元历史研究难，首先难在材料少，其次是需要语言多，比如“在进行蒙古时代史研究时，汉语、波斯语不消说，阿拉伯语、突厥系语、俄语、梵语－巴利语、藏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都必不可少。”以前的重心在德国，陈寅恪也是这个体系下来的，但是现在重心似乎在往日本转移。这一现象其实和日本二战的殖民史相关，因为试图建立满洲国的意识形态原因，30年代日本考古界就大量开展对于契丹文化的研究，以为满洲国寻找正统性。杉山的观点里面或多或少也有这段历史影子吧。

撇开观点争议不谈，这本书有几个观点让人觉得很有启发。首先是从南北朝开始，“在拓跋政权和其后的中华世界中，多民族化和多元复合文化是显著同时进行的。其实，唐宋变革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演变。与这种变革的成果同步，北族王朝这一军事优先的混合体，实际也形成了组织。结果，这两种变化并行不悖，相互影响，共同向着下一个历史阶段前进。”，也就是说“中华”本身不是汉人的观念，而是多民族文化的混合体。这和“天下”的观点是非常不同的地方。

其次，“蒙古帝国在十三、十四世纪形成了人类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亚非欧世界的大部分在海陆两个方向上联系到了一起，出现了可谓‘世界的世界化’的非凡景象，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商业等各个方面出现了东西交流的空前盛况。”，也就是说，在13-14世纪科技，交通都不发达的情况下，蒙古建立了横跨欧亚链接大陆与海洋的文化，即使政权灭亡了，但是其管治技术和地理观念在俄罗斯，东欧，中东，印度包括中国都没有消退。这是在前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化，它事实上支撑起了15世纪资本主义开始全球化的骨架和肌肉。（评论里附了一个几年前对作者的采访：

［链接：http://dwz.cn/71tDoV］书我强烈推荐，但是没时间看书就看采访吧。作为平衡观点，该书姚大力的推荐序言也很好，代表中国学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