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界面 林子人
【专访】美政治思想史学者理查德·沃林：很不幸 欧洲左派是自掘坟墓
在法国学生和工人“五月风暴”五十年后的今天，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和社会分层，已经让工人阶级团结寿终尽寝。
1968年5月13日，法国学生与工人在巴黎13区发动游行。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蝴蝶轻轻地扑腾了一下翅膀，竟将革命的涟漪荡漾到了全球。1968年，全球范围内爆发了大面积的学生运动和学潮，从华沙、布拉格、柏林这些欧洲城市到美洲的纽约、芝加哥、伯克利、墨西哥城，高校学生走上街头，抗议政治现状。
学潮自素有革命传统的法国开始。1968年5月中旬，巴黎的一小撮自称是左翼积极分子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发起了一场运动，法国工人在两周内决定与学生示威者联合起来。这种强有力的学生-工人联盟导致了大规模总罢工，致使中央政府瘫痪，一度迫使夏尔·戴高乐总统逃离巴黎。总计800万至1000万法国人参加了罢工，法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激烈的一次社会动乱。
1968这个年份是如此重要，不仅仅因为这段特别的历史插曲，也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政治思潮的走向。这是美国政治思想史学者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在其著作《东风：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中提出的核心观点。
沃林指出，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面临着社会转型下的政治危机。战后法国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时期后，朝气蓬勃的青年文化正在崛起，并与以夏尔·戴高乐总统为首的专制政治生态产生日益激烈的矛盾。当法国年轻人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中国，寻求一个和苏维埃不同模式的革命方式时，“五月造反”爆发了。
虽然五月造反期间学生们倡导的“中国革命模式”很快被证明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但它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法国的知识分子及政治社会生活。沃林认为，“五月造反”的其中一个标志性影响就是直接民主和参与式政治理念的广泛传播。“20世纪60年代‘理性核心’（rational kernel），正是这个时代才重新发现了‘参与政治’（participatory politics）的价值……20世纪60年代意味着一种从精英手中抢夺‘政治’控制权的尝试：通过诉诸基层政治参与的逻辑来反击‘专家治国论的自由主义’（technocratic liberalism）的弊病，并由此恢复对基层民主准则的信任。”，“五月风暴”及后五月时期所追求的改革诉求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实现，最终，法国社会从文化革命转向了结社民主，法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篇章。
然而反观当下，欧洲又进入了一个晦暗不明的时期。政治分化日益严重，极右政党发展势头强劲，而1968年后的左翼政治思想正在失去吸引力；社会政治风气越来越保守，知识分子或社会精英在后真相时代被进一步剥夺了阐释真相的权力。欧洲政治左翼是否已失去了生命力？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专访时，沃林表示，当欧洲社会民主派抛弃了它的传统基石工人阶级、转向采取新自由主义策略时，注定了当下的政治困境。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合谋，工人阶级的团结性不复存在，因此失去了改善政治现状的根本性力量。他认为，寻找“普世价值”的新载体，约束资本主义的盲目扩张，弥合工人阶级的内部矛盾，将是21世纪的西方左翼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
界面文化：“五月风暴”发生在法国充满社会变革的年代，是哪些关键因素触发了这场自1930年代以来最大的社会动荡？
理查德·沃林：1960年代是“青年文化”的时代：披头士、反战游行、地下文化等等。然而当时法国的掌权者是出生在19世纪的、70多岁的老者夏尔·戴高乐将军，他于1958年通过半非法的政变上位。对于当时的法国年轻人来说，青年文化的本能冲动和法国僵化的独裁政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可以说，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大规模的法国青年造反。
界面文化：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非常有趣的是席卷法国知识界的中国热，革命中国成为了法国毛主义者的一块投影屏幕，用来想象他们的政治幻想。实际上在法国，中国一直都是政治辩论的重要议题。在18世纪，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一个道德理想王国，然而孟德斯鸠却批评中国是一个可鄙的专治国家。为什么法国的知识分子喜欢拿中国当做参照物呢？
理查德·沃林：你说的很对：中国——实际上应该说是“想象中的中国”——经常在法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中被当做试金石。已故的爱德华·萨义德发明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现象，即西方对东方的文化想象。对于你的问题，一个简单的回答是，中国一方面是个不容忽视的大国，另一方面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和作家对“真实的中国”所知甚少。因此，中国一直被当做某种“投影屏幕”来承载西方的文化和政治想象。
界面文化：当毛主义者意识到他们无法用经典马克思话语来理解现实时，他们开始转向文化政治，在书中你称之为“日常生活革命”。所以我们要如何理解1968年的遗产？如今的法国人是如何看待1968年的记忆的？
理查德·沃林：法国1968年的遗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是如此重大的一起事件——想象一下，将近1000万的工人和学生在五月中旬参与了游行，这是一起我们不可能忽略的事件。另外一方面，要想理解或测量出它的重要意义也极端困难，这部分是因为它的反常。左派人士一直坚称“五月造反”还不够彻底，而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学生的反抗运动“破坏”了法国传统社会的基石，导致了“虚无社会”的到来。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认为，“五月造反”的其中一个标志性影响就是直接民主和参与式政治理念的广泛传播。这是如何改变法国的政治格局的？这些理念和21世纪的法国政治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理查德·沃林：法国的政治文化一直都在强势的中央集权和草根起义（如投石党运动）之间摇摆。法国曾是个君主专制国家、是雅各宾中央集权制的发明地，并在第五共和国时期见证了夏尔·戴高乐的“帝王式统治”和佛朗索瓦·密特朗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左翼力量。
“五月造反”的突出贡献是它为法国公民社会注入了活力。五月事件强调了协会式民主的价值，反对政治独裁。协会式民主正是由米歇尔·罗卡尔领导的“第二左翼”（the Second Left）及左翼天主教工会“法国基督教工人同盟”（CFTD）的信条。如今，这些“日常生活”中的改变依旧可以在法国女权主义、生态保护主义、和基层民主（即法国人口中的“市镇”（commune）或市政府级别的民主）中看到。这些政治突破可以说都是1968年5月精神带来的。
界面文化：你怎么看雷蒙·阿隆呢？他以批评左翼思想闻名。
理查德·沃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左翼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与让-保罗·萨特一起做错事好过与雷蒙·阿隆一起做对的事。”现在回想过去，许多萨特的左派立场和论断已经失色，反倒是阿隆对苏维埃共产主义弊病的警告之语颇有先见之明。这一点上我是赞同阿隆的。
出于同样原因，我不赞赏阿隆坚持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如今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已经问题严重至极了，但在阿隆的政治理念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他对这些难点的解释。
界面文化：从萨特提出的全知全能的“普世性”知识分子到福柯提出的“特殊”知识分子，这种对知识分子的认知改变是如何塑造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的？
理查德·沃林：你的问题都非常好呀！所以我没法简短简单地回答。
“普世性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没有完全消失。鉴于法国的政治文化起源于启蒙运动，这种理念是很难完全消失的。就像我在书中试图解释的，许多前毛主义者后来转变为人权活动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声称自己为“特殊知识分子”的福柯，在他生命晚期也开始反思人权问题了。最终，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只能带你走那么远，你的精力很有可能会被浪费在局部和推测性的抗争中。我们也需要通过对政治和经济的整体了解来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美】理查德·沃林著 董树宝译
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3月
“欧洲社会民主派抛弃了它的传统基石，这些政党不再能够提供与政治现状不同的替代性方案了”
界面文化：在当下这个后真相时代，知识分子或社会精英被进一步剥夺了阐释真相的权力。你是否认为当今的知识分子——无论政治倾向如何——都需要重新设立自己的身份？他们在当下社会能扮演怎样的角色？
理查德·沃林：这又是一个好问题。如今我们处于一个相对未知的时代。今天，那些赞美互联网是文化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清晰来源的人需要重新考量他们的结论。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旦社交媒体被仇恨群体和反民主组织所裹挟，它们就能迅速转变为假消息的来源和隐蔽的社会控制渠道。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必须学习如何欣赏“有思想的言论”的价值：有事实根据的公共意见能够帮助消解错误的意识形态和非法的社会权威。在这一点上，教育必须发挥关键作用。教育者——老师、记者、知识分子等等——从来没有如此重要。
界面文化：近年来欧洲的社会政治风气越来越保守，我们看到人们开始公开反对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政治正确”的东西。以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为例，左翼政治家让-吕克·梅朗雄只排名第四，他的得票率还不如极右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所以当今的左翼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理查德·沃林：很不幸，欧洲的左派本质上说是自掘坟墓，无论是在法国、德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都是如此。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事情很简单：欧洲社会民主派抛弃了它的传统基石，工人阶级，转向采取新自由主义的策略。因此，这些政党不再能够提供与政治现状不同的替代性方案了。另外，因为犯了这个错误，他们也开启了欧洲极右势力的大门，后者填补了政治真空，如今宣称代表着各个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输家”的民族的利益。
界面文化：勒庞闯进了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这令很多观察家大跌眼镜。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国民阵线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80年代，就有很多法国工厂工人开始因为反对移民而支持国民阵线了。你是否认为今天我们看到的政治异常是全球化时代的注定结果？
理查德·沃林：我同意你的观点，欧洲极右势力的崛起及其民族主义政治议程和全球化密切相关。大多数极右政党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大致来说直到最近为止，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仍然比较有限。唯一的例外就是国民阵线，其转折点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那对许多工人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至今仍未恢复。如今他们已不再信任传统左翼政党能够维护他们的利益了，所以转而支持专制民粹主义政党。最后的结果就是欧洲政治生态的灾难。
还有一个必须提及的因素是2015年的欧洲难民危机。德国另类选择党借机在2016-2017年的选举中取得了巨大突破。在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后，如今我们看到它已经成为德国的第三大政党了。
界面文化：你如何评价新上任不久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他将带领法国走向何方？
理查德·沃林：最近的这一次法国总统选举是我记忆中最奇怪的一次选举。直到他在2016年秋季开始选举活动前，法国几乎没有人想到马克龙可以是一个有竞争力的总统候选人。然而，我们同样震惊地发现法国社会党只获得了区区6%的选票。这很悲哀，我们基本可以为之书写墓志铭了。
你很正确地观察到了让-吕克·梅朗雄表现出众；然而，我强烈反对他没有在第二轮选举中支持马克龙，当时左翼正在与新法西斯政党国民阵线竞争。那时候左翼应该联合起来，然而梅朗雄没有做到这点。那些认为自己能够超越议会制政府规则的人会冒表现得像煽动家的风险。
界面文化：很多人相信我们正处于政治分化严重的时代，极右政党发展势头强劲，而1968年后的左翼政治思想正在失去吸引力。这对欧洲的未来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又应该怎么办？
理查德·沃林：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我们可以仰赖工人阶级团结和大众的力量来反抗资本主义富豪统治的弊端。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帮助我们约束资本主义。
如今的情况正相反，“工作”的本质被根本地改变了。工业化时代的终结和社会分层已经让工人阶级团结寿终尽寝。因此在当下的西方，工人阶级是高度碎片化的。马克思还可以提无产阶级和“普世阶级”（universal class），而今天的工会已经成为了另外一种争夺社会财富的利益集团。
我们要到哪里去寻找社会“普世价值”的新载体呢？我们该如何打击、规范财阀民主的可悲过分之举？我们要如何在越来越碎片化、派系化的工人阶级间建立长久的联合机制？这些是当今的西方左翼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物简介：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为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家、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历史、比较文学和政治学杰出教授，著有《存在的政治》、《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文化批评的观念》、《海德格尔的弟子》、《非理性的诱惑》等多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