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Adrian、 Kai和Kenny 在上海Art021现场安装一件Ilona Rich的作品。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上周，两场国际性的艺博会同时在上海展开。一个是由三位年轻人——有着丰富公关经验的应青蓝、包一峰以及周大为——共同创立的ART021，今年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另一个则是由艺术家周铁海担任总监，政府发起的西岸艺术设计博览会。从规模上看，拥有一百多家画廊参展的ART021展览面积更大，而西岸的参展画廊数量为70家。其中，有20家画廊选择了同时参加这两场艺博会。

由于两场同城艺博会在同一时段举行，期间对两者的比较（或是抨击）可谓连绵不绝：ART021整体来看更趋年轻化，几位创始人在公关界的资深经历也吸引了不少名人和媒体圈人士前往观展；而反观西岸，参展商和艺博会的设计都显得更为传统。我本来就有意去参加一次中国的艺博会，一来可以真实感受下这个新兴的市场，二来也为自己在那里先占得一席之地。尽管以传统眼光来看，我从没有经营过一家专业的画廊，而且本人也已不再年轻，不过我还是选择了ART021作为展示场地，将今年夏天我在洛杉矶Ibid画廊策划的以“核心家庭”为主题的展览在这里做一个新的呈现。他们非常友好地答应了，而且还提出想要赞助这个项目。看来我在上海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招牌。

自从10年前，我决定退出画廊业做一个在艺博会上随便走动的私人从业者之后，我已经忘记了以参展身份坐在博览会里完全是另一种心态。老实说，我已经吃过让我提早退休的亏。首先，因为在军械库艺博会上，因不允许销售二级市场作品，但我还是在那里进行了展示，由此而被赶出了艺博会，然后又两次被巴塞尔艺博会踢了出来——其中一次是因为一件过激的维托·阿孔西（Vito Acconci）场地介入式的作品，另一次则是在本应展示最多三名艺术家的Nova单元中，一下子展示了25位过去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接着，我就被提前告知不用再去花时间申请弗里玆艺博会了。

我之前并不确定自己这次的艺博会之行该期待些什么，也不确定在唯一一个艺博会帮我找的助手的帮助下，自己能在展位上坚持多久。最终，几乎在整段艺博会举行期间我都能照看好我的展位，还玩得很开心，都不想离开。我不是一个很耐心的人，也鲜少在艺术交易零售方面打交道，而是比较喜欢经纪人对经纪人之间的交易。但在这里，你能最直接地接触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可能远超出你的理解力。

说真的，我能和艺术经纪人们聊上整整一天。我很喜欢他们，因为经纪人们能够毫不犹豫地集结自己所有的激情和热忱去支持艺术、购买艺术。这对于在整个星期都在同一屋檐下吃喝，和外界没有太多交流的我们来说，确实是件不错的事情。我可以在自己下榻酒店的大堂内不计后果地追逐着Thaddaeus Ropac，但之后我就会在外面等出租车时陷入了Pilar Corrias画廊发来的 Tala Madani作品图片的轰炸邮件。

Kenny在ART021的展位

从一个更实际的角度来谈，我在博览会期间并没有什么机会上厕所或是吃东西，只能靠白天吞食焦虑感、晚上吃中餐喝红酒的生活来维持，而中间这段时间就什么都没有吃。艺博会一天的时间很长，令人焦虑又感到筋疲力尽。但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又有什么选择呢？现在来看，亚洲很有可能是现在以及未来的中心。卖艺术作品确实非常困难，不仅仅是因为所有来艺博会的人都习惯在这里获得闻所未闻的低折扣，而且一旦你退让了他们就会要求更多！我就应该跟着这么做。有趣的是，早已习惯艺博会的西方藏家通常都比较怯生，不敢做出同样的事情来。不过我知道也有一些人还是敢于尝试这些的。

相较于其他巴塞尔系列艺博会，参加上海艺博会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90%都是亚洲人脸孔的本土观众，以及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员。而且比起拼写出U-N-I-O-N这个词，找到电源并装好一排灯可能更快更简单一些。在中国，在艺博会上保留某件东西的习惯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当我问一个画廊主今天的销售如何时，她回答我说：“今天有几个被预订的作品。”全世界的博览会管理人员应该考虑喊停“订下”这个行为，对它直接说不。这样的结果就是许许多多卖不出去的艺术作品就永远停留在被束之高阁的状态。同样，如果要保持艺博会展厅的畅通，应该为那些喜欢用手机的人专门辟出一块浏览区域。

展位上Walter Robinson的《Below Suspicion》，2017

社交媒体平台在影响艺博会体验、购买艺术品上的绝对优势，是我从未见过的。微博和微信这两大平台上，就能让你感受到一种完全不同程度的社交媒体狂热症。但依我这个年纪来说，还要花上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接触这么一个新形式的社交媒体，实在是很讨厌。然而，就在我研究出来如何使用之后，我发在微信朋友圈的一幅绘画就立刻吸引了别人注意。一位不经意间错过了我展位的女士，在她的丈夫从微博上看到Walter Robinson的画之后就又折了回来，然后……要求先”订下”这些画。另外，微信上曾有一个名为“毒笔”（Poison Pen）的匿名推送文章，这是我专栏的众多中国粉丝们（更多的是诋毁者）起的外号。

以下是Kenny在上海拍摄的视频，请在连接Wifi的情况下观看，土豪请随意：

文：Kenny Schachter

译：Elaine

来源：artnet

毒舌艺评人Kenny的上海行：在这里的艺博会中找到未来（下）

遭到审查（也已经卖出的）Kai Schachter作品

在ART021上，我还注意到了由许多摄影师和摄像师组成的各种媒体队伍。那些戴着深色墨镜并配备着随从的男男女女，像在时装T台上一般在展会走廊里阔步走过，眼睛只是望着前方摄像机的位置。显然，把艺术作为名流聚集、将艺术圈生活无限美化的前哨基地，已经不再是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艺博会的专利了。

当我卸下艺博会参展商身份十年后，我已经不知如何在展位保卫战中（这和保护领地没什么区别）做到对近在咫尺的事情视而不见。尤其当你的邻居展位是放着刺耳的古典音乐并展示着Romero Britto作品的瑞士制表商Hublot。我的展位介于入口和画廊区之间，就像是处于小道和主干道之间不里不外的夹心位置，这和我在艺术圈的地位还真不匹配。

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我所面对的困难是，要把上一届艺博会上影帝阿德里安·布劳迪（Adrien Brody）的同样展位替换掉。他去年所展示的是自己画的鱼——作品名很契合，叫做《上钩》——以及他母亲的摄影作品。和那些挂在展位外墙上的作品一样，如果你没有处在人流最集中的地方，那就很容易被大批观众忽略而过，就像我一样。无论如何，ART021还是勇敢而慷慨地接纳了我，而我也很感激他们的热情款待。我已经想要尝试更多事情了。

就在021开幕前，我接到了一个忧心忡忡的电话，告诉我审查的人对艺博会进行了仔细检查并威胁说如果不立刻撤下我儿子Kai画的四幅被扭曲的美国国旗，他们就要把整个艺博会喊停。我们首先在8月递交了材料进行审查，以通过政府的审核，但这几件作品是我们最后一刻人肉带过来的。由于当时特朗普正出访至北京，审查员们认为Kai画中星条旗上的星星数量不对——顾名思义就是旗子上画的星星不够多，可能会被视为对美国总统的挑衅。说实话，我想不到有什么理由要故意把星星画少了。

我们不情愿地作品撤下后，我就接到了来自管理者的电话说这四幅画已经卖掉了，一位和艺博会相关的人士在网上看了几幅画就买了下来。来上海前，我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客户，而且只在去年的香港苏富比上拍卖了一件作品。但现在，我有了一个真正的藏家，虽然我没能见到过也不知道是谁。但我把我21岁儿子Adrian的作品卖给一个英国朋友时，我想着把价格提高点，而Adrian说：“别把我僵尸形式主义化”（他确实有提到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但逼着我发誓不能提起）看来他说得有道理。另外，展位上的Walter作品明显也起到了作用。

通常，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都会给自己随机取个英文名字，好让我们更容易记住。我希望我也能反过来这么做，但可惜我是个语言白痴。幸运的是，我那位超级高效的助手帮了我很大的忙。她自己经营着一个叫做Picasso and the Single Girl的博客，而且在极端自我推销方面比我更出色。她在艺博会开幕式现场宣传着另一个项目，同时头上顶着一个闪亮的红色问号在脑袋中间上下弹着。我当时已经快要抓狂。与此同时，媒体和观众们对于展位的反应都很疯狂——他们的接受度真的很高。除了作品以外，我被合影的次数已经超过了我在婚礼和成年礼的总和。

扎哈·哈迪德设计的椅子

艺博会期间，马伯乐画廊询价达2500万美元的弗兰西斯·培根描绘John Edward的作品被售出的新闻，像是一股电流通遍了ART021的会场。有人随后告诉我是卖给了一位中国藏家。这样的消息像是校园里迅速流传开的闲言碎语一般四处传播，但画廊的人却告诉我这不是真的。看来是一则假新闻。其他一些形式的错误信息也很猖獗。有人来到我的展位，向我询问展示的格哈德·里希特作品的真伪，好像觉得这是非法生产的作品。另一个观众一屁股坐到我的扎哈·哈迪德椅子上然后说：“我不知道怎么给艺术估价，所以，来，你来教教我。”伊万·沃斯曾经和我说过，这是一种“关系管理”的生意，需要一个逐渐累计增加最终看到成果的缓慢过程。不管从卓纳画廊还是到Blain Southern画廊，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卖得很好。

番外篇：上海的夜晚

你煞费苦心要建立起与同行间极为亲密的关系，每晚穿梭在同个酒店大堂。亲密得如胶似漆，如同室友间的礼节，而且同样具有娱乐性。精彩的戏码无处不在：例如当某年轻艺术家在向某藏家/顾问急着解释清楚原委，原因是她密谋与另外的藏家或顾问合谋买一件作品。我已经数不清多少次他们握手言和后又立马回到互相仇视的状态，但最后收场却又是宣称藏家有幸拥有了艺术史的一部分。不过，如果你没有些良好的自我信念是走不远的，在这里则到处都是。我感觉自己像个职业运动员长期休养后重返运动场，醉心于这些情谊、社交、乐趣和嬉闹间。当然还有那些吵闹。

我带着四位（艺术家）孩子去吃晚饭时，座位就是Kenny+4人的形式，而因为妻子Ilona留在英国工作，所以我在这边带小孩。其中的一顿晚餐时，我坐在一个曾是我的展位上里希特画作主人的韩国经纪人身边。Rosemary Trockel几十年前就和我说，世界很小，而艺术圈就更小了。说这话时是1990年，虽然现在艺术圈全球化日益严重，但此话依旧不假。第二天，我又碰到了同样拥有里希特作品的另一位韩国藏家。真是够了！

我终于有机会忙里偷闲时，就把孩子们和一个叫Sage的美国本土经纪人送到了卓纳举办的庆功派对上，包括我那个把自家房子烧了的15岁儿子。他们四个人最后到了著名的上海之夜卡拉OK俱乐部，在那里上演了一场“史酷比”追逐战。他们为了躲开一群保安，从一个私人房间跑到了另一个。当他们深夜回到酒店时，已经都相处得很好了，甚至有些好过头了。

我估计自己已经对于前线工作有些生疏了，最后只卖出了一些孩子们的艺术作品，另外就是和其他经纪人还未谈妥的几笔交易。不过我们还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尽管唯一的遗憾就是飞行时间长达14小时，但也不能阻碍我再来一次的渴望。伴随着剧烈的时差反应，你会想念来来回回的那些人，他们也会想念你。一位洛杉矶的经纪人说他放弃了迈阿密海滩巴塞尔而选择来上海，我完全表示理解——这是一场非常值得再来一次的冒险。而随着ART021要在5月于北京举行，相信我有足够的机会再回到这里。

从浦西眺望浦东的场景。左：2017年。右：1976年。图片：courtesy of Dieter von Graffenried

我非常讨厌做总结，但是我在中国目睹到的对艺术的严谨和渴求令我感到惊讶，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上海让我大开眼界，并深深感染着我——不过之后我就飞到了纽约参加和报道拍卖。我在上海遇到了和中国颇有渊源的Dietervon Graffenried（1984年，他在苏黎世创办了《Parkett》杂志）。他重新提到了这里的人们拥有的巨大好奇心，对我说：“他们想了解我们的程度，比我们想要了解他们的程度要更甚一筹。”他给我看了一张他在1970年代访问上海时拍摄的城市，当时的浦东还是一片荒凉，但如今已经高楼林立。和Dieter一样，我也被深深吸引了。

文：Kenny Schachter

译：Ela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