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文：Jacob Dreyer

LEAP一直很有兴趣探索全球化议题中鲜有人讨论的线索。盖蒂基金会（Getty Foundation）主办的“太平洋标准时间：LA/LA”（Pacific Standard Time: LA/LA）—— 一次拉丁美洲和洛杉矶之间的艺术交流探索行动将从2017年9月持续到2018年1月，南加州的70多家文化机构将会参与并举办相应的展览，而其中的三个展览关注了拉美地区的亚洲移民。为此，LEAP选取“太平洋标准时间”为此次秋冬新刊的特别专题。在首篇文章中，作者卓睿论述了“低度开发的回忆”如何塑造了拉美和亚洲国家艺术文化实践背后共同的后殖民地语境，并在世界格局面临转型的当下，分享了他关于发达国家对于第三世界资本行为的反思以及未来社会的展望。

“我当然想去中国，”博尔赫斯在电话里激动地说。“你以为我不想去中国？我疯了吗？”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对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说。

中国，中央之国，它在过去数百年里一直都是“世界”的中心；与此同时，文明的欧洲人开拓新世界，发现“新人类”，并且杀死他们——中国人在此方面完全无法望其项背。在西方之外，现代性的发展是反应性的、防御性的；从印度尼西亚到巴西，南半球艺术家们的身份却要由北半球的人们来定义，而且往往还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文明在划分人、物、地的优劣与否（理性与非理性、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的过程中愈发优雅精致，也愈发冷酷残暴，这样启蒙主义式的辩证法在南半球表现得最为突出，强烈的对比随处可见。1982 年曼努埃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一番话就是最好的表述：“这个世界被明确地划分为不同的地区，以不同时期的辉煌而闻名。世界经济将会扩张，但是有选择性，整合有价值的部分，抛弃“无关紧要”的地区和人民。生产力的地域性不衡将造成不同价值的极端化地理分布，导致国家、地区、城市的巨大差异。”人文主义艺术应该关注“无关紧要”的地区和人民，发现、确定人文价值；事实上，艺术就是解读现实一种方式，与为所谓的“经济”一样强大。要找到这种人文主义艺术——重新发现我们的人性——我们应该离开灰蒙蒙的城市巢穴去探索发展中的世界。

玛丽亚•马格达莱纳·坎波斯-庞斯，《寻找平衡》

Maria Magdalena Campos-Pons, Finding Balance

2015年

宝丽来相纸上打印，铝板装裱

约 391 × 264 厘米

展览“圆与圈”展品

作为“太平洋标准时间：LA/LA”项目的一部分，该展览关注了加勒比地区的华人移民艺术。

I. 西方文明世界、亚洲与拉丁美洲

富裕与贫穷、文明与原始——欧洲的城市和博物馆是铭记野蛮的伟大纪念碑，西方世界之都就建立在从曼哈托斯人手里骗来的小岛上，到处都是纪念暴力历史的雕像和塞满了掠夺而来的华丽残骸的博物馆。在巴黎、伦敦、纽约，如果打算深入了解文化，就必然会触及历史的罪行。1953 年，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拍摄了一部名为《雕像也会死亡》（Statues Also Die）的影片，讲述了他在卢浮宫看到的“原始”非洲艺术；在给我们展示了博物馆之后，又给我们看哈林花式篮球队。我们不想看普加蒙考古博物馆或者大英博物馆里的雕像，我们要看有温度、有活力的人，他们运动、大笑、受到尊敬，而不是冷冰冰的石头。新世界（不只是美国，而是整个美洲）的优势在于允许我们去发现共同的人性，发现在启蒙运动中被称之为“自然”的共同生命现实。对“发展中世界”的痴迷表明我们依然可以找到组织社会的更好方式。在这里，流逝的时间似乎动摇了人们强加于现实的分类，在这里，已经在欧洲城市、制度和思维模式中固化的错误还没能渗入正式组织结构。

今年秋天南加州的展览精彩纷呈，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些试图把亚洲和拉丁美洲联系起来的努力，诸如“圆与圈”（Circles and Circuits）、“环太平洋边境”（Transpacific Borderlands）、“来自扶桑的风”（Winds from Fusang）等展览。除了彼此相遇、发展友谊之外，南半球和这里的人在更深层次上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体验现实的方式。这么说似乎有些一厢情愿：中国倡导的世界秩序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更为平等，而后殖民资本主义秩序并不如此。然而，在世界眼中，中国是既旧又新的矛盾体。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和秘鲁，关于中国的投资战略是不是新殖民主义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我们并不天真，但可以怀抱希望，调整我们文化干预的方向，确保激发了中国巨变的激进的反现代的现代性不会被权力和资本裹挟。共同的人性曾经因为身份、族裔、性别区分而分崩离析、伤痕累累。现在，我们对所有这一切说再见。

志津·萨尔达曼多，《桑德拉》，2014年

Shizu Saldamando, La Sandra

纸上彩色铅笔、喷绘颜料

展览“环太平洋边境”展品

作为“太平洋标准时间：LA/LA”的一部分，该展览关注了居住在拉美地区的日裔艺术家，并以此拓宽对“拉美艺术”的定义。

II. 南半球问题

最有意思的艺术家，尤其是来自南半球的艺术家，他们的创作大都不是肖像或者小说，而是风景、宏大的人类全景。看看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罗伯托·伯勒·马克斯（Roberto Burle Marx）、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的作品，还有新加坡滨海湾花园、香港机场填海工程、上海东滩生态城，或者中国山水画传统——正如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许煜的研究所述，风景已经被当作是人类世界的一面镜子了——从中我们发现个人主体性也就是欧洲现代性的主题已经缩减为潮流里的一滴水。这样一来，之前看起来没有那么复杂巧妙的作品似乎很适合表现未来拥挤、阴暗的城市和游廊上的夜晚，比如大地艺术、仪式、表演和歌曲。出于某些原因，僵化的个体似乎在热浪中融化了，艺术实践被公众、社会性以及对自然界的体验所定义。例如，亨廷顿的展览“视觉之旅：从哥伦布到达尔文的拉丁美洲自然图景”（Visual Voyages: Images of Latin American Nautre from Columbus to Darwin）让我们想到了雅加达最近的展览“自然史的125660 件样品”（125660 Specimens of Nature History）——它是“重组自然”（Reassmblying the Nature）项目的一部分，提醒我们各种各样的“新世界”的人类、环境、动物和植物被“文明”归类、驯服方式。最终，植物和动物，即“土著”，笑到了最后。

迭戈·里维拉，《裸女和马蹄莲》，1944年

Nude with Calla Lilies

木板上油画，157 × 124 厘米

巴西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建于1970年的代表作品巴西利亚大教堂（ Brasilia）

阿尔伯特·埃克豪特，《水果、菠萝及其他》

Albert Eckhout，Fruits, Pineapple and Melon, etc.

1640-1650年，布上油画，约 91 × 91 厘米

“视觉之旅：从哥伦布到达尔文的拉丁美洲自然图景”展品。

画家埃克浩特是最早一批以新大陆事物为题材的欧洲画家之一，以对巴西物产的描绘出名。

因此，顺理成章地，香港 M+ 博物馆策展人陈伯康对巴西的现代家具设计十分感兴趣；我们会在从新加坡到吉隆坡的火车上喜欢看《忧郁的热带》，或者在飞往圣保罗的中国国航航班上阅读罗安清（Anna Tsing）的《摩擦》（Friction）。可以这么说，拉丁美洲与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之间真正的相似之处都源自欧洲人强加的秩序，贸易模式、社会结构和世俗文化也莫不如此。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墨西哥城、雅加达或者上海，许多传统和文化也都与此类历史事件有关。后殖民主义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抵抗后殖民主义、创造“另现代”就是在克服西方个人主体、自我——所谓的主体性就是合理化的借口、矢口否认的说辞。

弗洛伊德把教堂地穴、坟墓、方尖碑看作是代表西方的意象：宏伟大厦飘散着死亡的气息。你在布鲁塞尔、伦敦、巴黎总是能看见铭记“文明”进步发展的各种建筑（其成功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在塞纳圣德尼、佩卡姆、布鲁克林，暴力还远远没有结束。后殖民的热带地区是欧洲启蒙的镜像，映射出我们内心黑暗；根本不知道该如何把启蒙开化、现代性以及西方从它们引发的可怕事件分离开来。正如列维 - 施特劳斯（Levi-Strauss）在巴西所写的那样，“我们在环游世界之时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污秽下作，简直让世人蒙羞。”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我们寻找艺术、寻找思维方式，它们不会与现实相去甚远，也不那么针锋相对。看看《杀戮行为》（The Act of Killing）、《伯恩米叔叔》（Uncle Boonmee），以及克拉拉·伊尼（Clara Ianni）关于圣保罗军事统治的纪录片——仪式化的杀戮、亲情和爱情轮番上演。还有日裔墨西哥人阿尔贝托·新井（Alberto Arai）为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设计的展馆，一位到访的建筑师在那里“等待着，一半恐惧一半期待地等待着温热的人血从墙上滴落。”我们想象的恐惧往往是心理的投射，归根到底就是关于开发或低度开发的被压抑的记忆。观看杀戮行为并不是为了称颂，而是为了克服杀戮的冲动。

乔舒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

《杀戮行为》电影剧照

2012年，159分钟（导演剪辑版）

影片邀请印尼“九三〇”政府军屠杀G。C。D人事件的亲历者重现了当年的血腥场面。

在炎热的新兴城市空间——巴西利亚、南加州、加波塔贝克和深圳，我们看见的是梦想和恐怖共同构筑的魔幻。艺术在此摇摆不定：它既可以是在被殖民和现代化过程中遭到破坏和商业化的虚假传统，也可以是退场的资产阶级观察者的纪念物。在摩天大楼的大厅里，我们发现了克劳德·列维 - 施特劳斯，或是电影《低度发展的回忆》（ Memorias del Subdesarrollo）里的古巴叙述者。不可避免地，无论我们是策展人、研究者，还是来自北半球都市的人，我们所属的次级知识产业比南半球的农业、资源开发获得了更多的资本。在这一方面，今天的情况与几百年前一样。从知识生产的层级结构导致的身份异化转向风景——这是我们真正想要做的事，然而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我们不会变成受害者吗？气候变化引起的第一波灾难正在袭击雅加达、新奥尔良和里约热内卢，而不是巴黎和伦敦；记录这些气候灾害的艺术机构是清迈 MAIIAM 当代艺术博物馆、巴厘岛巴蒂萨艺术公园、巴西因霍蒂姆博物馆花园，或是洛杉矶（一个到处都是来自南方的边缘群体的城市）的机构。

《低度发展的回忆》电影海报

这部电影是古巴导演马斯·古铁雷兹·阿莱（Tomás Gutiérrez Alea）1968年的作品，一名富有的资产阶级男子亲历了古巴革命和导弹危机，在动乱时刻选择留在当地。他的个人史展现了在发展中社会的生活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

III. 福特兰达

“有患难共同来分担／友爱是我们的信念”——《关塔那摩拉》（或《美好的想象》），被当作后卡斯特罗时代的“第二国歌”。

美国著名工业家亨利·福特（Henry Ford）率先在丛林里构建了完美的工业秩序，建成了乌托邦式的社区“福特兰达”（Fordlandia）——一个位于巴西雨林核心地区的工业化种植园。在植物、太阳和“土著”的野性面前，密西根的理性逻辑似乎什么也不是。时至今日，甚至在密歇根那一套逻辑也已经分崩离析了，对遵循逻辑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不满在南北半球都达到了极限的边缘。

1928年至1934年间，福特在巴西的雨林里建立了“福特兰达”社区，鼓励其名下种植园的本地工人入住自己建造的美式房屋。图为一名女性种植园工人站在自己社区内的房屋前。

在很久以前毛泽东就想创造不一样的世界秩序，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渴望听听他的想法；但是为什么巴西人、秘鲁人、玻利维亚人没有出席 1955 年的万隆会议呢？与福柯描述的欧洲现代思想体系的威权结构内在化类似，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社会族群从内部分裂了。《那里空气清新》（Where the Air Is Clear）的作者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把拉丁美洲描述为“那里的精英崇拜现代性、进步和法律，人民崇拜瓜拉尼丛林之神”，他也可以如此形容今天发展中的亚洲。

从阶级的角度看，艺术家几乎都来自统治精英阶级，对于头发日益稀疏的纽约“超我”来说，南半球是风骚的、肉体的、女性化的，注定要完蛋。比如安娜·门迭塔（Ana Mendieta）——挑衅，令人困扰，难以理解。2017 年，我们看到现代主义乌托邦被自然的大浪反击——忧郁的热带。我们在窗户边、在防波堤上担心地看着，好像我们的思想体系也因此受限，我们倾向于把土著、原住民理想化，去“感受”而不是去“思考”；他们的生活仍然与天气、地理、植被紧密相关，他们似乎仍然是生态系统和地理环境的组成部分，而我们早已经与之疏远了。来到这些地区的游客会发现无论是吃喝、祈祷、恋爱或者叫个妓女，都很难与他们正在寻找的世界建立某种关系。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可以在艺术的对话当中寻找答案。

安娜·门迭塔，《无题（剪影系列）》，1976年

Untitled (Silueta Series)

表演行为摄影记录（12张原始照片之一）

IV. 解放神学【1】

我们注定要四处徘徊，永远处于变化的浪潮中，不会达到稳定的现实。我们像列维 - 施特劳斯一样，去探访非凡的丛林和海洋、山脉和沙漠，主要是为了把它们同质化，然后从中谋求利益，并且毁掉它们。我们可以把现代性想象成时钟，把指针往回拨，设想一下，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生态环境，生活方式都不是基于个人对土地或者社会大众的反对之上。在 1940 年代，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自杀前把巴西称之为世界未来的所在。但是实际上，正如洛杉矶教给我们的那样，任何土地都可能是未来的所在：取决于我们的态度。请放松，不再坚持把多样性同质化，把纷乱的现象变成有序的对象，体验眼下的现实，而不是理应的现实；游弋到天空和海洋之间的地平线，把分散在各处的“艺术”融合成更为广泛的整体。20 世纪末在丛林里进行的实验已经播下了未来花园的种子。我们那里见。

【1】编注：“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的拉丁美洲及第三世界国家，其对天主教义的解读建立在解放受压迫群体以及建立公平的人间制度的目的之上。

文 | 卓睿（Jacob Dreyer）

译 | 盛夏

以上内容节选自《艺术界》2017年秋冬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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