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艺术 文：姜俊

前段时间“中国有嘻哈”风靡一时，当代艺术圈中大家也互相奔走相告，据说要理解青年人就一定要找来看。毕竟青年文化本身也已经是当代艺术中的一种主题，比如说卡通、二次元和纹身，而当代艺术在中国也呈现出一种青年文化的样貌。“凤凰艺术”特约撰稿人，青年艺术评论家姜俊将从法国的五月风暴谈到《中国有嘻哈》，从而描绘出一条多元文化的斗争史线路图。

▲ 《中国有嘻哈》爱奇艺推广

嘻哈音乐的真人秀化使得一种在中国的非主流音乐形式开始被主流接受，使得“地下”被翻转到“地上”，一下子获得了大众的癫狂。以至于作为当代艺术圈中的人也脑洞大开地幻想是否应该也出一个叫做“中国有当代艺术”，或者“中国好艺术”的真人秀，可能作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的张培力可以去做导师吧！我们也不难想象邱志杰指点江山的样子。其实这样的真人秀英国透那奖早就在做，如今只要想得出就不要害怕没有观众可以被开发出来。

从2012年“中国好声音”到今年的“中国有嘻哈”显然是一种音乐的大众市场逐渐细分的过程。如果2015年被经济学家吴晓波称为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元年”，那么小众神龛市场的不断细分也必然成为趋势。它展现为各种小众趣味的逆袭现象，以嘻哈为中心的潮流文化、如潮牌服装、首饰、纹身、穿孔都成为了当下的青年时尚，当然还配套多种美国俚语，这并不是为了显得高级或高雅，而是显得另类和独特——一种生活方式（lifestyle）的营造。对多元化的追求也自然而然的配合着中产阶级的大规模兴起，人们进入到对于品位差异化的追求中。

后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是千篇一律、受到规训的中产白领阶级，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基于反创造性的服从之上，日常生活是高度框架化和乏味、无聊的。正如波德莱尔1846年所言，艺术家创造力的神话是建构在大众的平庸之上。整个当代社会到现在已经不只是对于艺术家展开的意淫，相对于日常生活中实践着各种小众非主流的族群们，很多艺术家反而显得墨守成规。培养各自差异化的生活风格成为了对于另一半乏味工作的补偿。我们可以发现越框架化的日常生活，反而激化被压抑的人们追求越多元化的生活趣味。西方大部分的中产阶级们都乐于在交际中展示他们另一半无害（harmless）的怪异趣味，并引以为豪。现在中国随着中产化的不断深入也开始出现了类似的场景，高净值人士聚会都在谈艺术，而艺术和文化圈聚会都在谈赚钱。

当代艺术中有一句拥有悠久传承的中世纪神学格言：“make the invisible visible”（使得不可见者变得可见）。对于“中国有嘻哈”来说也非常合适，它使得被遮蔽的小众地下文化被带到了镁光灯下，被大众看到。使得受压迫者被展示，也使得原来无法被经济化的转变为经济，最后通过展示成为可不断被开发、联动、和贩卖的资源。

▲ 科隆大教堂

在中世纪，“使得不可见者变得可见”无疑指向天主教艺术，它使得不可见的上帝和福音通过艺术手段被信众看见，那就是教堂的整体美学-经济学。在一个技术落后的时代，教堂无疑是高科技云集的艺术宫殿，是通过物理力学复杂计算完成的巨大建筑物、管理有序的各种工匠的分工协作。巨大管风琴无疑是声学和机械工程学完美的融合，而绘画中的透视学、雕塑中的解剖学当然也是最早运用到教堂中的高深学问。它为艰苦而卑微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崇高的想象，为混乱而不安的日常带来了对于永恒彼岸秩序的承诺，无疑也是一种补偿。

漫长的教堂建筑过程往往跨越百年，也是构成了地方就业和宗教信仰的有力结合。当本地所有事业都和教堂建造息息相关时，那么其他宗教都无法渗入本地，因为所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蠢到违逆自己的大客户——万能的主，而在信仰的抽象上有所纠结和摇摆。教堂一方面通过浮夸的浪费性生产为本地提供就业，繁荣市场，另一方面又确保了信仰坚如磐石，使得被雇佣者再把他们微薄积蓄的一部分投入到关于他们永生的事业中——教堂的继续建造。

今天在无处不在的资本异化下（被工具化了的人），我们有着无数不同的生活方式作为补偿，从而缓解异化所带来的痛苦。而且就如同万神殿一般，我们不坚持唯一的真神，而是可重复选择的各路神仙。在中国我们并不陌生，万物有灵的选择永远是对于儒家权威的补偿。而相反我们的现代化就是建立在屠神的式的单一化聚合，现代化只能有一个“神”，它曾经不是姓“资”，就是姓“社”。60年代当我们在中国实验着社会主义正确开启的方式时，西方正通过对于我们共产主义革命的二手误读打开了进入文化多元化的康庄大道。

▲ 巴黎1968年的五月风暴

我们聚焦于1968，这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二战后，仿佛各种此起彼伏的第三世界独立革命正从外围包抄和渗透着老牌欧洲核心，它迎合着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从北京到巴黎，从巴黎到美国西海岸，从西海岸到东京，全世界都形成了某种年轻人的革命串联。它以学生运动为形式，被戏称为“力比多”的革命，包含着年轻人对于父辈的强烈质疑和反抗，特别是在巴黎上演的五月风暴，它展示了一种新形式的革命方式，同时也开启对于多元身份权力的合法追求。1968年也成为了社会批判转换的风向标，从一种对经济政治性“剥削”（exploitation）的批判转向了对于被“排斥”（exclusion）的声讨，即一种对被压抑者的发现，一种为少数族群争取承认的斗争，它带起了后来所谓的身份政治——女权、同志、少数族裔平权运动。它更多的发生在感性层面——对于被看见和被听见的强烈要求。

当然这配合着二战后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迈进。自1945年起，欧洲进入到战后婴儿潮的爆发，到了20世纪60年代，似乎到处都是年轻人。1968年的法国年龄在16到24岁之间的学生就超过800万，达到总人口的16.1%。这样的人口爆炸本来会导致一个艰巨的物质供应问题，但战后的法国在欧洲复兴计划中同样享受着急速经济发展和复兴的红利。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使得欧洲此时才真正地进入到整体现代化的轨道上，就如同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腾飞一样。他们称为战后的30年为“光辉三十年”，同样也奠定了中产阶级化的基石。

▲ 五月风暴中的街垒战

如前所诉，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欧洲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物质供给的问题，也不是就业，而是教育问题。法国从一个战前的农业国家转变为后工业国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农民阶级逐渐消失，工人阶级大幅度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中层管理人员为代表的白领阶层，相对应的就需要更高等的教育来呼应社会转型的劳动配给。

20世纪50年代前不用说大学，即使是高中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大众教育使得原来欧洲社会结构中清楚的阶级分层被打破，因为曾经有限的教育机会使得人们安于自己的阶级现状。而到了60年代，那些原本无法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被终身限定为中低阶层的劳动者们现在能够同样获得更高教育。大学和各种技术职高的大规模扩招，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通过学习和阅读发展出更多反思自己和社会处境的能力。这使得他们和习惯于等级化治理的父辈们产生极大的认知代沟。

这其中蕴藏一对矛盾，一方面是后工业化中对于良好教育的需求，另一种方面不断强化的科层等级化官僚管理在受高教育的员工眼中显得更加刺目和让人不堪忍受。这种旧式的专制管理模式和良好教育获得者之间的矛盾是导致68年巴黎五月风暴的重要因素。换言之，1968年革命的问题在于一种僵化的统治术和不断个体意识觉醒的大众（new individualitsm）之间的矛盾。

▲ “帝王式总统制”戴高乐

▲ 科恩-邦迪，五月风暴的带头学生之一

1958年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最为危机的时刻，通过军事政变重返法国政坛，结束了混乱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为了第五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20世纪60年代也成为了戴高乐“帝王式总统制”令人压抑和窒息的年代。

▲ 德波的《景观社会》，1967

作为对专制的补偿，人们需要消费和娱乐。同样整体性的富裕生活和占绝对优势的青年人口也使得各种消费配合着青年流行文化强势崛起。1967年德波出版的《景观社会》也正揭露了消费社会中种种的幻象。广告成为了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隐喻，它们无处不在，激发着消费者的想象力和情欲。德波写道：

“资本积累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变成了图像。而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积。直接存在的一切全转化为一个表象。”

生活方式的变革正和经济强劲发展一起颠覆着人们传统上对于日常的认知，形成了消费化的大众日常。欧洲白人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和他们节衣缩食的父辈不同，他们享受着各种潮流时尚消费的可能，音乐、电影、鞋子、衣服、化妆…… 而这些文化的开创者们也同样年轻，具有先锋性和打破一切旧事物的力比多：披头士把美国布鲁斯音乐（黑人文化）节奏和英国工人阶级的语言和经历融合，就如同嘻哈音乐和中国传统的结合也被认为是某种需要被颂扬的本土性创造。艺术家成为了法国五月风暴和其后最为鲜明的“革命者”形象。

▲ 披头士

“想象力当权”是1968年最重要的政治口号之一。五月风暴本质上是由一批由中产阶级儿女组成的革命队伍所发动的。很多评论家认为，与其说它是革命，倒不如说是街头戏剧。Richard Wolin写道：

“街垒战双方的参与者正自觉地扮演者角色。幸运的是，他们不愿意把即将发生的政治冲突升级……如若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有志于按照1848年六月起义、1871年巴黎公社或1917年十月革命的模式夺权，那么学生们有可能会去包围爱丽舍宫和国民议会。他们反而象征性地选择去占领奥德翁剧院（Odeon Theater）。”

对于经历过真正革命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Pierre Goldmann来说，学生们的行动只是一种戏谑、自慰行为，它满足了他们对历史的欲望。他们戏剧性的模仿了历史中各种的革命，并要求想象力的赋权，“他们夺权政权只是一件想象的事情而已。”

Luc Boltanski把68年运动分离为两种批判，一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另一种是基于艺术家的美学批判。

▲ 巴黎, 1968, 在Jeuness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的会中: 从左到右, Ernest Mandel, Daniel Cohn-Bendit, Henri Weber, and Bensaïd

第一种批判要求通过国家化和再分配瞄准对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即剥削和工作条件。由于产业革命，60年代工人阶级的人数不断下降，基于车间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斗争正在失效。1968年五月底，当由法国G。C。D控制的法国总工会与政府达成协议后，罢工结束，第一种批判获回应和缓和。但真正的战斗场域并非在经济层面，而是在美学文化层面，这一斗争不断延续到70年代为止，成为5月之后占据斗争舞台的核心。

对于工资提升和工作条件改善的诉求非常容易被满足，相反，Luc Boltanski所谓的第二种美学批判，它围绕着个体自治（the individual Autonomy）、自我实现和创造性的理想，要想缓解它就需要体制上的伤筋动骨，因为它的核心是统治术上的放权问题，即对于决策的协商式民主。它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关系和社会控制，它要求一种多元的社会，并为了容纳社会边缘群体（妇女、同志、移民、少数族裔等）而战。

▲ Richard Wolin的《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

▲ Alain Touraine

Alain Touraine在《五月运动，或乌托邦共产主义》（Le mouvement de mai, ou Le communisme utopique）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五月风暴与其说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造反，倒不如说是一张反对政治上的专家治国论的起义。争论的关键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谁有权力做决定的问题。” 其中所谓的专家治国就是一种毫无商量余地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式控管，它在法国表现为戴高乐主义的专制风格，要求每一个人主动适应这一控管要求（adapt yourself），相反五月风暴提出了多元的文化要求，自我表达的述求（express yourself）。后五月时代也是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如性解放的呼声、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少数族裔的平权运动。

美学或文化斗争才是整个运动中最为更本的核心。而后五月时代毛主义在欧洲的不断流行也是基于这一美学维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文化）的二元对立中，因此文化总是被视为第二性的附带产品。毛泽东的文化革命说基于中国本土革命经验——把落后的农民阶级通过文化改造塑造为革命主体和革命军，把资产阶级通过文化改造形塑为社会主义劳动者，因此这是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颠倒，即通过对于上层建筑（文化）的改造来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再创造新生产力——改变经济基础（集体和国家计划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但毛泽东的文化改造是把多元性改造成为一元性，从而塑造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劳动者，而欧洲的毛主义者正相反，他们只欣赏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式造反，并将其投射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义实践，误读为一种另类的革命出路，因为他们既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下的专家治国，也厌恶斯大林主义的一元专制。他们的文化革命是多元性向一元性发动的战争，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对于专制的反抗。

无独有偶，当时大部分振奋人心的革命理论也都从艺术、美学和文化这样上层建筑的角度切入，特别是马尔库塞的学说，即用艺术对于“单向度的人”的宣战，以及阿多诺对于《美学理论》的书写。

▲  妇女解放运动（MLF）

▲ 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FHAR）

1970年由毛主义者创办的刊物《一切！》（Tour！）也标志着后五月时代多元主义文化革命的确立。它急切的寻求非主流的各种主题和实践，以及和妇女解放运动（MLF）和革命行动同性恋阵线（FHAR）合作。

而几年之后，妇女运动和同性恋革命获得公众对他们基本文化诉求的理解，他们也被描述为对于资产阶级规范性发起挑战的革命者，体制批判者，被提升到重要的政治高度，完全超越了个体性取向和欲望的维度。但当二者被逐渐广泛接受后，它们的联盟也走向了崩溃。文化的多元主义革命逐渐消退后，文化多元便由革命转化为了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lifestyle），并逐渐和消费社会结合起来成为了一种新的体验景观。

▲ 旧金山的Castro street，著名的同志区，Castro Street Fair是LGBT的庆典，也被作为隆重的观光景观。

Luc Boltanski继续写道：

“从资本主义的捍卫者那里看，这第二个批判形式（美学批判）当然是有利处的，通过一定的转义和修改它可以和以自由为根据的资本主义完全合二为一。 ”

曾经的美学批判和多元文化革命都已经消逝，它们从一种力比多的本真释放和对于被承认的政治争取走向了对于资本的拥抱。Luc Boltanski说，这就是后五月的成果，60年代对于控管型福利资本主义的美学批判现在反而被资本主义自我纠正式地吸收，成为了今天新自由主义和创意经济的核心精神。

从68年以来我们进入了一种势不可挡轨道，不可被贩卖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正通过创意性的商业模型变得可以贩卖，成为了一种能够被在全世界连锁复制的生活方式（lifestyle）。关于承认和争取可见的政治斗争转化为如何结合市场推广的商业营销，怪异、奇葩、边缘、非主流、地下成为了我们新经济的好朋友。它们为不断被异化的日常提供激动人心的补偿——想象力的当权已经实现！

▲ 美国纽约市北部布朗克斯市区

70年代在美国纽约市北部布朗克斯市区的非裔及拉丁裔青年之间兴起的嘻哈也以一种社区攸关，少数族裔的边缘文化之形态出现，当然内容上宣泄着被压抑者的不满和对于现状的批判。当时创造它的黑人青年们估计无法想象，它今天成为了一个上千亿美元的全球化大生意。当各位rapper们在“中国有嘻哈”中摆着夸张的手势说：“We are real！”时却忘记了，他们还刚刚在用嘻哈唱“维他命水”的广告歌。

▲ 维他命水广告

68年全民革命和今天全民创业的对比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如何收编年轻人的力比多问题。当社会体制无法使得年轻人多元的青春活力导向经济生产，那么压抑和堵塞就将造成政治上能量的可怕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