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当代艺术对于上海这个城市来说都无法摆脱其舶来品的定性，毕竟上海的城市文化定位虽然地处前沿，但不在于破位。然而，上海的城市整体文化生存状态已经被强行地定位于多元化的轨道上，那么其中的根本悖论，在于一元行政体制下的多元化生存及反馈关系。这必然体现在各个方面，尤其对于当代艺术这个相对的政策敏感区域。如何处理多元的张力、如何规划多元的领域、如何治理多元的结构这些多元化的核心问题，都将被归纳到处理多元的制度化这个命题上。
然而全球的金融制度冲击，毕竟有对传统政治始料不及的破壳力。一方面它能与政治权力相融合形成几何系数放大的价值产生能力，另一方面，以金融在制度上的统筹性规划，将在系统论的层面上，形成对多元化整体格局判断的格式化能力。
于是，面对政治和金融双重制度化的需要，多元化的存在将不可能是一个本体论的自我权力声张，而更似一个博弈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多元化的定位更加适合的是一种定位与区分的工具，而非多元化本身所企图获得的自由意志。
无论是上海双年展，上海艺术博览会还是上海艺博会•国际当代艺术展（简称“上海当代”），无一例外地以“多元化”为其基本文化定位，但其服务主体的不同，决定了其制度化的内在前提动机的根本区别，从而形成了三者办展理念、执行手段和公共策略三者的截然不同。尽管三者都以反映城市文化发展构成其声明的主要因素，但非常明显的是，根据所公布的信息来看，三者对城市的关怀都是从本身的制度化企图出发，并且都站在流动性的立场上忽略了流动和稳定中的平衡建构问题。
从公共领域角度看，城市的稳定性和流动性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所有发达的城市存在这种对立，以及这种对立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任何一种厚此薄彼，都会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产生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当这个城市破坏城市发展规律，进行超常膨胀的时候。然而三者都严重忽略了城市的稳定性，而将多元化的流动性，放在近乎排他的位置上，从这点来看，三者的制度化企图异常明显。

上海双年展

作为被界定为最具学术含量的当代艺术展，上海双年展经历了6届发展后，在亚洲双年展热潮中赢得了自己的地位，然而与亚洲其他双年展一样先天不足之处：以当代性将自身独特化，就必须面临对两种叙事性的主次地位选择，即选择逻各斯中心的批判模型，或者是本土主体的文化沿革。遗憾的是由于双年展本身的批判系统的严格定性，决定了本土的文化沿革特性就必然会被双年展本身他者化。
在确立了批判主体和叙事性客体的相对地位后，亚洲双年展必然会在逻辑层面上选择城市的流动性，而不是以叙事性作为其陈述对象，这是双年展制度整体的制度化问题。于是多元化而非确立化往往成为一个城市双年展所渴慕思考的一个主题，上海双年展的思维模式也依旧维持这种制度特性。
贯穿双年展的策展前提包括了以下几部分：
1. 主题贴近中国当代问题，体现以人为本的关怀；
2. 展览呼应上海城市变迁，具有历史内涵和深度；
3. 作品深入城市公共空间，联动交通枢纽和社区；
4. 强调以上海城市为母体，来思考和演练城市发展中的种种秘籍，从文化思考和视觉穿梭交叠互动的层面上关注当代城市和当代人的生存状况，提出日益交错多元的城市化背景下，视觉文化的批判语境和建构策略；
5. 强调城市的历史和城市人的生存思考，这种特定领域内的批判性意识——回应图像时代的表象化感知，呼唤城市历史和记忆中的精神性力量。
从这些前提来看，双年展并未对城市的叙事性主体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及深入，而仅仅从一个批判的角度，或者说人本主义的非本土角度，提供了一个简单化的批判建模的参数，同时从双年展的主题看，无论是“海上•上海”，“都市营造”，“影像生存”，或者是“超设计”，上海双年展始终将城市的流动性放置在考虑的首要位置，这种流动性，直接影响多元体制在上海本土基础上的确立。
然而上海双年展的制度化企图不仅仅停留在双年展的本身，双年展企图依靠全球化的背景，带出一种全球的语境和本土的资源之间的关系，带出多元主义的话语和地缘政治的话语关系。由于话语源存在的稀缺性，一种地缘化的关系很容易形成另一种带有强制权力的制度化的经验，双年展与举办城市的关系、功名的关系、策展人的关系、艺术家群落形成，以及彼此之间的结构组合。这种结构组合在不同层面上的牢固关系，直接影响双年展在这些层面上的开放度，或者说地缘政治的集中度。
绝无仅有的是，自2000年上海双年展“海上•上海”起，这些年来上海双年展的核心人员配置始终没有改变。艺术委员会成员，包括主题形成机制、主题审批机制、策展人及核心执行者的确立、策展人的筛选方式，及策展人与双年展行政机构的沟通合作方式等，都在起初核心执行者及执行力的层面被固定。并且这种确立，随着4届双年展的发展，已经逐渐固化成为固定人际关系结构与制度化相结合的产物。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上海双年展与广州三年展之间的微妙关系。上届广三因为过度拘泥于一种本土的视角，已经使其冲击力显得匮乏，然而本届上海双年展对上届广三换汤不换药的选题，虽然与之相比准备了更为有力且国际化背景的学术阵容及策展阵容，但是由于艺委会固定决策系统格式化的存在，以及策展人分层制度的存在，外在策展人的独立思考空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是否重蹈广三的覆辙虽然不得而知，但是至少从其选择国内艺术家的方式来说，已见端倪。
从已公布的双年展的本土艺术家来看，90%以上的艺术家均来源于类同质背景中，这种同质背景的特征集中在相同的学术人脉背景沿承、商业支持背景沿承及与策展人的一贯人际往来。
虽然学术思考并不排斥同质背景的延续性思考，但过度的集中，至少错过了对新生思维冲击力的关注，同时也与自己本身多元化的定位产生了悖论。上海双年展的制度化的结果形成一种小团体政治，这将直接导致双年展逐渐失去其活力，促使一种固定兴趣化趋向，及其兴趣化结构，植根于上海双年展思维核心。同时小团体本身对于该趋向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的研究能力，也将通过该制度化为其下所有的双年展刻下烙印。
同时由于双年展与政府的特殊从属关系，将双年展引入一种官僚控制的再控制机制，这种在控制层面与交流层面的双重影响也将为双年展的制度化套上新的一层枷锁。
然而小团体政治毕竟不能为双年展的多元性目的提供更多活力，加之双年展制度本身缺乏文化延续性的特质，在多重限制的综合作用下，类似应试教育的命题作文化趋向很可能成为本届以及未来几届双年展国内作品的主要特征，另外明显的流于表面的城市符号化作品，也可能成为未来双年展的主流。

上海艺博会

比起上海双年展，上海艺博会的制度化脉络则相对清晰，作为综合型艺博会，由于放弃了类双年展的当代学术系统需求，同时放弃了国外艺博会的挑选姿态，艺博会对于作品考量标准仅仅被限定为两个：
1. 过关的基础绘画或雕塑技术水准；
2. 没有明显的政治问题。
这种简约的独特性，说明学术并不是艺博会所关注的重点。艺博会制度化的着重点在于建立一个全民性质的文化基地，以及政府性的文化地标。在这两个定位的基础上，艺博会将进一步承担政府面对全民的艺术话语定位任务，毕竟政府必须对当代艺术前提的舶来性进行地界的划分，以便从意识形态出发，确立政治主导文化的排他性。
这点从上海艺博会与双年展的政府经费投入的对比中来看，表现得非常明显：2007年上海艺博会的办展资金投入600万元，官方行政媒体投入估计值2000万元左右，远超过2006、2008年双年展400万元和500万元的政府办款拨款。而2006双年展官方行政媒体投入估计价值几乎为零。
政府对于双年展和艺博会这两个不同学术、艺术等级的艺术展览推行如此明显的厚此薄彼的经费使用策略，充分说明了政府对艺博会的鼓励态度，远远超越上海双年展，政府的行政企图，也在艺博会中显得突出。虽然在政府文化报告中，将双年展放在艺博会前列，但从实际的支持程度来说，还是艺博会为先，更何况艺博会的频率是一年一届。这体现政府对群众性艺术和对当代艺术整体态度的区别，正因为这种区别的存在，政府必须通过另一种更适合本土和民众的制度化来形成力量的对比，并且通过整合的力量，形成一种地域性的话语。
相对于双年展制度化，艺博会制度化的政治含义直接指向大众的审美需求，将艺博会定义为一个群众艺术的节日，为群众的接受反应制定符合政府需求的规则。这种规则借助一种容纳当代但淡化当代权力的场效应，将当代艺术能指脱离出制度化的语境，融入政府创造的群众审美语境中，减弱其在更大范围中的影响。通过群众审美的选择性，在新的艺术语境中，利用群众的非批判性的审美，形成对当代艺术本体的一种批判。且艺博会对艺术品安全性的控制，更容易被政府选择为一个功绩项目来实施，并将其定位为一个艺术上明确的政府标准展示窗口，对其大规模的投入，也能够理解了。

上海当代

上海当代的突然空降，曾经让全国艺术圈有些措手不及，主要原因包括其高规格的当代策略、系统化的制度引入，以及地理中心的选择。从艺术势力布局来说，上海当代更应当着陆在拥有雄厚当代艺术背景的北京，而非相对贫瘠的上海。然而从制度化的角度，上海更容易成为艺术资源整合的汇聚之地。
此次上海当代的一大亮点在于本土策展人地位的强化。“惊喜的发现”单元将作成类似美术馆展览级别的开放型展览，多件大型户外装置作品的出现将拓展策展人的表现空间。事实上上海当代给亚洲策展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空间。这种空间不仅仅停留在对当代性的表达上，更将当代性进化成为一种承载平台，全面扩充了当代性的容忍度，部分突破多元化本身的前提管辖。
上海当代企图通过11位亚洲策展人的联动，在一个更开放性的表达平台上，给予一贯性他者的主体以浮现的机会，并且跟进一步挖掘主体表达的可能，同时创造交流空间为挖掘主体的研究提供平台。
不仅如此，上海当代还将商业资源的协调可能提供给了主体的挖掘者。被选中的优秀艺术家们，无论与画廊签约与否，都将得到画廊整体上的支持，无论在运输保险，或者在制作费用上，这不仅为策展人解决了长期萦绕的经费问题，也解决了先锋性作品因暂时无法被市场接受而面临的经费窘境。
学术和经营平台的包容性和开阔性决定了上海当代具备比上海双年展更灵活的策展机制，更具激情的创新能力，更具国际化的广度和先锋性的思考方式，也提供给艺术家更多维度的思维参考空间。这种思考空间，以全球的都市化为思考参数，而非仅限于上海城市参照的思维模型，这些决定了上海当代的学术参照与表达体系，远较双年展的多元化更为多源化。更何况上海当代的国际化背景决定了其能够调动的资源的广度与深度，是上海艺博会难以望其项背的。更重要的是艺博会对于产业核心因素的把握，足以令艺博会汗颜。而上海当代就在产业核心因素上，展开了其更高层次的制度化。
不过对当代性诠释的让步，并不能成为资本势力对话语权地位的妥协的表征，相反地，正如当初美国放弃对日本经济的控制任其发展一样，资本势力要求在更上游控制的话语权，即在经营模式，或者进一步，在产业运营模式及金融定价模式上获得更高级语言层面上的制度化掌控权。
上海当代的制度化，完全没有双年展制度化的前提中他者的缺陷，其本身的主体特征决定了它能够在不同的层面上把握其控制尺度。另一个重要环节在于当代金融话语权的本身结构具有的西方性，也决定了即使亚洲在文化建构方面能在突破当代性问题上有所建树，但在产业层面上，由于亚洲几乎不存在金融游戏规则话语权，制度化的发起方也能够控制亚洲话语权的发声节奏。
有了这个前提，产业模式上主体考虑的主题由艺术的当代性，转向了产业模式的当代性。在成功地依靠艺术的当代性和打开他者市场的接受性缺口，并植入西方产业艺术模式后，在高一层的掌控力面前，当代性的凸现，已经不如开荒时期那样具有首要性。相反，创造一种风险最小的稀缺性成为考量产业成功的主要准则。于是，单单依靠当代性语境下的亚洲已经不能满足继文化猎奇、文化之后的购买欲望需要。在跟风艺术家已经完全臣服于当代性的巨大利益之后，创造新的稀缺性，创造未来的市场热点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时更自由的艺术制度化便受到了关注。毫无疑问，更自由的亚洲学术将会带来来自不同市场的稀缺性，毕竟亚洲文化本体根本上的多元性远远大于西方文化的内部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将会为市场带来大量而持续的稀缺性，从而从一个一元统治下多元性的稀缺价值，发展成一个类似板块轮动的稀缺价值动力机。
更何况还存在以下市场发展机遇，首先，多元文化的嫁接价值、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将会产生无限延伸的文本效果，且这种渗透越接近一种文化的深度所指，其产生的延伸效果也就越为强烈。其次，当前的当代性归根结底，由于其抛开文化叙事性的特质，其消费形态永远将游走于投机和盲目之间，并不能为产业带来长时间而稳定的利益。而意图建构中的主体文化则不同，由于具备先锋性、叙事性和可接受性等多方面的优点，其在本地市场被接受的空间也必然在深度、广度和时间上满足一个产业长期发展的需要。
一个值得注意的要点是画廊委员会的介入，画廊委员会可以直接对上海当代的决策产生影响，同时形成一个标准的有效信息决策处理系统。这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新制度化确立的标志，一种相对于国内新的产业链模式正在形成，这种由资本—艺博会—画廊的产业链模式将代替当代性控制模式成为新的艺术界的标准，这种新的制度化，将开始规范整个产业布局，随之在金融的影响下，将新的游戏规则，遍布到整个行业中。


结语

无论是小团体政治、大团体政治或者外来势力三种制度化的确立，都将对艺术本质产生偏离，从而当代艺术的批判必然对其本身形成一种悖论。就如西方’69年运动一样，所有的批判最终变成一种代表背后制度化力量的一种彼此区分形式，而非成为一种关怀和一种表达的窗口。
这种情况下，本地的艺术发展将背离其本质上的关怀而流于符号化的宣传。引导城市文化格局的将是一种力量的割据对比，无论是上海双年展、上海当代或是上海艺博会，都将参与到这种竞争中去，只是这种竞争的格局受到其背后力量的制度化渴望及制度化方法的影响，产生不同的表面效应。以之为代价的是，当代艺术将不再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只取决于城市生活的部分浅层能指，而将成为一种带有意志型的强加，成为外在的甚至是完全系统外的无关体验。这种体验只被力量所牵引而非城市的生活状态。在强力的影响下，城市的正常文化叙事意义将被彻底打破，同时艺术产经的发展也将脱离与艺术本身的互动存在，更成为一种规则化游戏的象征品。
以上海为借鉴，中国的各大城市也都在经历牺牲城市稳定的大规模流动化过程，这种流动化过程，对文化叙事的破坏将对艺术阐释产生重大的影响。将给文化核心价值的定位产生重大的偏离力，特别是当城市化的进程盲目到全盘接受西方金融、产业模式的时候，其文化产业模式也将随着西方产业模式的进入而变得更有亲和力，然而毕竟一切的流动性都是以牺牲稳定性为前提。
在艺术阐释失去稳定性的同时，外在的力量也将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自己的叙事取代大量本土叙事经验。最终商业将借助文化上的“流动性过剩”，借助力量的强烈比较，获得部分叙事性取代的效果。
但是由于本土一元政治的存在，本土政府并非喜悦这种介入，特别是在文化领域，一种监控将会制造另一种声音，于是一种更有趣的局面将产生，就是行政手段将会加紧对多元化的控制。相反，金融手段的制度化，将逐渐放松对多元化的控制。这点在双年展和上海当代的比较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与上海当代的联动，更似一种政治上的招安，也可以看出政府的通过上海艺博会明确而有效的政治布局。值得欣慰的是，与上海当代外宽内严的态度相比，虽然可能出于无意，但上海艺博会毕竟确立了非当代的群众立场，它能另立于强势的西方产业模式之外而存在，并且具有完全不同于上海双年展的开放学术机制，容许来自于各个层面和各个体制传出来的声音，从这两点来看，上海艺博会反而更可能成为了另一种话语发生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