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燃点

文 / Rick Dolphijn

译 / 虔凡

由Kristiina Koskentola和激发研究所策划，并由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北京）承办的“土地、导灵、科学与政治”——关于后人类和新唯物主义的研讨会将在9月30日至10月1日进行。作为此次活动的媒体合作伙伴，燃点与激发研究所合作，将英文的哲学文本翻译为中文。以下是对Rick Dolphijn与Iris van der Tuin的著作《新唯物主义：访谈与制图》的介绍。

在学术界，革命和激进的思想是通过与学者和学术传统的某种约定（engagement）实现的，而这些学者和传统则来自于受到册封的过去。当代人阅读、或者更为通常的情形是重读旧文，从而产生了无法落入这些文本之主流被接受情形的“新”解读。另外，学术界所倾心的学者往往来自一种不可预见的过去，他们有着不同的学术正统者多少是被人遗忘了的。在新旧阅读和重读之间产生的共鸣，使得“新的形而上学”能够得以宣告自身的存在。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并不受限于此时此地，它也不仅仅为我们投射出一幅未来的图景。它所宣告的事物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新传统”，这种“新传统”向我们同时提供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一种新的形而上学并没有为思想添砖加瓦（那是一系列本不存在的想法，是被人所忽视了的）。相反，它穿过阻碍从而重新书写了作为整体的思想，不遗留任何事物，并且根据其新的导向重新指引每一种可能的想法。

“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neo-materialism）”就是这样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从1990年代晚期开始至今，许多来自异质背景的当代学者们一直在生产能够联合起来促成其实现的（重新-）阅读。这本书关乎新唯物主义，与此同时它也详尽描述了这种新唯物主义的野心所在。有关新传统的谈判交涉，集中出现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其中包括了与四位当今最著名的新唯物主义学者的访谈：罗西·布雷多蒂（Rosi Braidotti）、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以及昆汀·美亚索（Quentin Meillassoux）。第二部分由四个章节组成，它们将这一新传统置于当代学术思想之中。受访学者们所分享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是第二部分中的章节主题，但是始终活跃于各处的是新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是贯通整本书的形而上学，它将自己注入所有的章节、每一篇陈述和论证之中。因而新唯物主义并不在本书中得以“建立”：书中的章节并不通过彼此依赖来理解它们的立场。尽管书中的不同章节之间存在着许多横向相关的联系，但是它们可以被独立阅读。

第一部分中的采访是一种“交互作用”（intra-actions）而非“互动”（interactions）。前一个术语由巴拉德引介而来，而且是她新唯物主义观点的核心。交互作用定性地转移任何原子论的形而上学并对此进行概念化，认为那是介于事物之间（而非横亘于事物中间）的作用。换言之，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不是采访者或者受访者，甚至不是受访者的作品，而是采访引起的（作用本身的）引导性意识。因为新唯物主义对自己的宣告就在于作用本身之中。我们对此所做的强调是强有力地将第一部分中的个人问答和第二部分中的单独篇章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也能使读者可以在两部分之间进行来回参照，以便对新唯物主义的传统有更深入的理解。

与罗西·布雷多蒂的访谈，首先围绕着新唯物主义的谱系以及作为一种谱系的新唯物主义的问题展开。后者可以被读作既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重写（rewriting）”又是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概念创造（creation of concepts）”。布雷多蒂对于新（女性）唯物主义看法中的谱系学元素，渗透在本书的其他部分，而就其本人的谱系而言，她是诸如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德勒兹等伟大的欧陆唯物主义者（Continental materialist）的一位（不）忠实的后继者（van der Tuin 2009）。布雷多蒂非常清楚地说明了绘制（新）唯物主义地形图的重要性，同样重要的还有在绘制的同时能够遍历这些地图以生产出有愿景的替代事物，也就是对于批判所进行的创造性替代。当涉及布雷多蒂对于唯物主义议题的精准观察时，我们所遇到的是一种德勒兹式的“单一性”或者说“单一事物”，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布雷多蒂对差异的认知：一方面那是一种性别差异的力量，另一方面这种性别差异需要被详细研究，以便能够产生有关可持续性和（代际）正义之后人类、后人类中心主义和后世纪的愿景。

之后与曼纽尔·德兰达的访谈阐明了新物质主义是如何切实地充满着一种富有远见卓识的力量，以及对于一个物质世界的细致研习是如何地让我们从这个独立的物质世界出发来重新看待诸如思想或主体性的概念。布雷多蒂的谱系学在德兰达对于新物质主义的塑形中得到回溯，不过其谱系学最初的形式是动态的形态发生，这一形态发生作为一种历史性的进程在物质世界中是构成性的。只有在次要的情形下，德兰达才对诸如后现代或语言主义式的理想主义将我们引开理论化学术性进程的方式感兴趣，这样的学术进程是一种物质的进程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动态的、形态生成性的能力。德兰达从一开始就用单一的方法论工作，因此也可以认为：一种“新”的包括了重要且非象征意义之权力差别的主体性或思想，始终已经是隐含的意义了，而并非一种先验性的建立。

在接下来与凯伦·巴拉德的访谈中，这一贯穿着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讨论得以继续。对于一种新唯物主义富有远见卓识的面向，巴拉德称之为“作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并且她带入了一种“衍射性”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允许人们对布雷多蒂的谱系学和德兰达的单一性建构起一种纠缠（而非互动）。巴拉德首先通过女性主义理论和玻尔的量子物理，对这一纠缠做出阐述。她解释了所谓的主体、所谓的工具以及所谓的研究对象总是已经彼此纠缠的，而且度量就是事物以及意义的纠缠。巴拉德还点出她称之为“本体认识论”的方式本身已经是道德性的，也就是说后人类代理机制的可能性会如何部分地成为布雷多蒂所说的（性别）差异以及德兰达所说的形态生成。所有这些都开启了一种有关事物的概念，如巴拉德在采访中所说的，这一概念能够确认事物会进行“感受、对话、经受痛苦、欲求、渴望和回忆”，因为“感觉、欲望和体验并不是人类意识单一的特征或能力”。

最后与昆汀·美亚索的访谈似乎回到了由德兰达提出的新唯物主义。如果说巴拉德和布雷多蒂的工作方向是导向一种与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直接相关的新唯物主义，那么德兰达和美亚索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本体论，要么是以即时或同时对于认识论和伦理的兴趣作为代价（德兰达），要么就是上升到分类性的认识论的问题（美亚索）。然而，这种阅读本身就是分类性的，并且会将情形划分成夸大差异且忽视共性的程度。美亚索产生的是一种激发了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的联系的新唯物主义（一种“思辨唯物主义”），因而产出了一种可以在其自身有所获取的新唯物主义。与其他三位受访者的项目类似，在美亚索反人类中心主义工作中进行定性转变的是一种主观主义（也可以被称为一种社会建构主义、一种语言主义式的理想主义，或是一种身份政治）。在这里，所提出的“现实主义”旨在最大程度地公正对待事物以及自然的偶发性，与此同时强调思想的无限性。

谈及学术关注度的问题，新唯物主义是一波以多种方式趋近其顶峰的思潮。有关这一议题的出版物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文化和女性主义的理论（可参见的几本书，例如：Alaimo和Hekman编辑，2008年；Coole和Frost编辑，2010年；Bolt和Barrett编辑，即将出版）。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们也积极地参与到新物质主义的建构和适用之中（例如：Dolphijn，2004年；van der Tuin，2008年；Dolphijn，2011年；van der Tuin，2011年）。这本书是多年来密切合作的成果，而我们的目标是生产一种新唯物主义的开放制图，让其能够在思考中探索这一新传统，并且旨在包含所有这一新传统在本质上所能做的事。

1. Alaimo, S and S. Hekman, eds. 2008. Material Feminism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 Coole, D. and S. Frost, eds. (2010).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3. Bolt, B. and E. Barrett eds.Forthcoming. Carnal Knowledge: Towards a New Materialism Through the Arts. London: IBTauris.
4. Dolphijn, R. 2004. Foodscapes: Towards a Deleuzian Ethics of Consumption. Delft: Eburon.
5. Dolphijn, R. 2011. “‘Man is Ill Because He is Badly Constructed’: Artaud, Klossowski and Deleuze in Search for the Earth Inside.” Deleuze Studies 5(1): 18–34
6. van der Tuin, I. 2008. “Deflationary Logic: Response to Sara Ahmed’s ‘Imaginary Prohibitions: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Founding Gestures of the ‘New Materi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5(4): 411–6.
7. van der Tuin, I. 2011.“‘A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 a Different Metaphysics’: Reading Bergson and Barad Diffractively.”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26(1): 22–42.

Rick Dolphijn 是一位写作者和哲学家。他在荷兰乌特勒支大学人文学科任教并做项目研究。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他被聘为香港大学的荣誉副教授。他的书包括《食物景观：消费的德勒兹伦理学》（Eburon/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2004）以及与Iris Van der Tuin一起完成的《新唯物主义：访谈和梳理》（开放人文学科出版社 2012）。他最近刚发表了《德勒兹世纪：艺术、激进主义、生活》（由哲学家Rosi Braidotti编辑，Brill/Rodopi 2014/5）。他的写作涉及当代性、艺术、理论和政治学等方面。最近刚完成他的最新的学术论文《当代的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