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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住在祁家豁子的时候，是个一房一厅的小套。我居然在那间大间的房间画了两张256厘米乘于193厘米的大画，所谓大间，其实也就18平方米。画的高度193厘米是根据门的斜对角的尺寸定下来的。这个房子虽小，却住了5年，墙上订满了方案，后感性早期的策展会议都是在这里开的。后感性展览的时候，高士明、陈文波、翁奋等后来的名人们都在这个房间打地铺。蒋志同学最早的录像作品《飞吧，飞吧》就是在这个房子里拍摄的。
2000年我搬到花家地，花家地的116号楼和117楼每套房格局都是一样的，70平米。这里的艺术家们通常都把一个房间和客厅打通当作工作室。自己睡在没打通的小房间。只有张晓刚比较奢侈，租了一套当住家，另外租一套当画室。其他人—宋永红、马六明、小波、小俸……每个人的工作室兼家，虽然分布在这两座楼的不同楼层和房号，格局都是一模一样，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谁进了谁家里都是熟门熟路的！还好这阵子我集中在做书法和摄影，都是可以卷起来折起来的东西。不过有好几次作装置，还是把家里弄成了木工房。
03年我买了东四环的房子，脱离了花家地的组织生活。因为有了女人，不能再把家里当工作室了。于是开始寻找独立的工作室空间。很多人都已经在798捷足先登，我动心时，空间已经不好找了。站台中国的孙宁借给我一间在四楼的工作室，有150平米。我在这里完成了给横滨三年展的迷彩狮子作品。很快798就热闹起来，热闹得不能安静地工作了。尽管在隐蔽的四楼，还是每天都有几个人来敲门。开门一看，总是一个小姑娘带着一对老外老夫妇：我们能进来参观一下吗？他们有兴趣卖画……我有时客气有时老不客气地拒绝，滚！是我自己该滚了。
05年下半年，正好我在费家村帮台湾艺术家洪东禄找的曾浩空出的画室（他和晓刚开发完费家村，又开发酒厂艺术区去了），这厮又反悔不要了，我于是有了自己真正的工作室。256平米，一开始很空，讲话都觉得有回音。空间一大，想象力就驰骋起来。《纪念碑》系列在这里做了一整年，又一开始的两块水泥墩子，慢慢地长成了八块。书法的尺寸扩大了好几倍，尺幅一边大，技术难度提高，一磨练，进步了。同时问题也很严重：我的工作太过多样化，书法、摄影、装置的工作室经常是互相冲突的。经常这边在电脑中作图，那边工人在切割焊接铁板。两年半下来，本来很空的工作室慢慢地沦为库房，堆满了各地展览退回来的木箱子，或者即将启运的箱子。墙面也不够用，何况还被堆在空间中的物品挡掉了绝大多数的墙面。最后，工作室变成了迷宫。助手不在的时候，我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东西。
我从03年开始在杭州教书，从798工作室的时候，暑假时就有学生来帮忙。我给他们发工资，他们为我干活，同时经常可以带他们去798看看展览。来干活的这几个学生往往下个学年就变成学习骨干，在我的工作室里做东西，他们对东西的要求和平时做作业完全不同，而且有经费来做完整的东西，对他们的能力训练很大。特别是，他们终于亲眼看到一个人可以怎样靠着创作活着，这才真正相信了自己在学校里面所学的。到了下一个假期，我会换几个学生来。这是最有效的教育，我也不用专门抽时间上课，是双赢。07年作西藏调查展的那个暑假，费家村工作室里男男女女住了10个学生。门房的阿姨和他们都熟了，我不在的时候也会为他们开门。有时我从国外回来，会惊讶的发现，有几个家伙根本没和我打招呼，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多天了。现在有几个学生毕业了，也开始北漂，我的工作室就成了他们的网吧。还好我这里电脑多。
这期间，我一直在努力想在宋庄弄地自己盖工作室，开始狂读建筑书，扬言要不惜血本盖个世界遗产建筑出来----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免于被当作违章建筑拆除。这件事情最后搞得心力交瘁，放弃。我国的土地政策还没到我们可以放心地大兴土木，圆一个梦想的时候。费家村虽然上面有高压线，不像会被开发的样子，毕竟非长久之策。何况空间已经严重不够用了。于是当据称是合法的一号地艺术区出现的时候，我很快就下手抢到一个老厂房----现在新盖的专门用来出租给艺术家的工作室都是轻钢龙骨的顶，一下雨就敲打击乐。七十年代的老厂房，水泥顶虽然没有798的弧形顶那么酷，但是水磨石的地板还是透露出一丝社会主义的气息。
一号地的这个工作室有两间高大的旧厂房，一间当展厅，一间当作坊。另外有办公室和库房的空间。考虑到学生们，我索性给他们盖了一排房间当青年旅馆。现在的情况很像刚去费家村的时候，空荡荡的大厅，讲话有回音。而我百分之八十的时间还是坐在电脑前。这份合约签了十年。十年后，这里又会变成迷宫，我对此毫不担心。
根据合同，十年合约期满之后，租金的涨幅将和中国的GDP增长成正比。我认为这很公道。从祁家豁子的18平米到现在的一千多，我的工作室的进化高过了中国的GDP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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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住在祁家豁子的时候，是个一房一厅的小套。我居然在那间大间的房间画了两张256厘米乘于193厘米的大画，所谓大间，其实也就18平方米。画的高度193厘米是根据门的斜对角的尺寸定下来的。这个房子虽小，却住了5年，墙上订满了方案，后感性早期的策展会议都是在这里开的。后感性展览的时候，高士明、陈文波、翁奋等后来的名人们都在这个房间打地铺。蒋志同学最早的录像作品《飞吧，飞吧》就是在这个房子里拍摄的。
2000年我搬到花家地，花家地的116号楼和117楼每套房格局都是一样的，70平米。这里的艺术家们通常都把一个房间和客厅打通当作工作室。自己睡在没打通的小房间。只有张晓刚比较奢侈，租了一套当住家，另外租一套当画室。其他人—宋永红、马六明、小波、小俸……每个人的工作室兼家，虽然分布在这两座楼的不同楼层和房号，格局都是一模一样，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后怕---谁进了谁家里都是熟门熟路的！还好这阵子我集中在做书法和摄影，都是可以卷起来折起来的东西。不过有好几次作装置，还是把家里弄成了木工房。
03年我买了东四环的房子，脱离了花家地的组织生活。因为有了女人，不能再把家里当工作室了。于是开始寻找独立的工作室空间。很多人都已经在798捷足先登，我动心时，空间已经不好找了。站台中国的孙宁借给我一间在四楼的工作室，有150平米。我在这里完成了给横滨三年展的迷彩狮子作品。很快798就热闹起来，热闹得不能安静地工作了。尽管在隐蔽的四楼，还是每天都有几个人来敲门。开门一看，总是一个小姑娘带着一对老外老夫妇：我们能进来参观一下吗？他们有兴趣卖画……我有时客气有时老不客气地拒绝，滚！是我自己该滚了。
05年下半年，正好我在费家村帮台湾艺术家洪东禄找的曾浩空出的画室（他和晓刚开发完费家村，又开发酒厂艺术区去了），这厮又反悔不要了，我于是有了自己真正的工作室。256平米，一开始很空，讲话都觉得有回音。空间一大，想象力就驰骋起来。《纪念碑》系列在这里做了一整年，又一开始的两块水泥墩子，慢慢地长成了八块。书法的尺寸扩大了好几倍，尺幅一边大，技术难度提高，一磨练，进步了。同时问题也很严重：我的工作太过多样化，书法、摄影、装置的工作室经常是互相冲突的。经常这边在电脑中作图，那边工人在切割焊接铁板。两年半下来，本来很空的工作室慢慢地沦为库房，堆满了各地展览退回来的木箱子，或者即将启运的箱子。墙面也不够用，何况还被堆在空间中的物品挡掉了绝大多数的墙面。最后，工作室变成了迷宫。助手不在的时候，我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东西。
我从03年开始在杭州教书，从798工作室的时候，暑假时就有学生来帮忙。我给他们发工资，他们为我干活，同时经常可以带他们去798看看展览。来干活的这几个学生往往下个学年就变成学习骨干，在我的工作室里做东西，他们对东西的要求和平时做作业完全不同，而且有经费来做完整的东西，对他们的能力训练很大。特别是，他们终于亲眼看到一个人可以怎样靠着创作活着，这才真正相信了自己在学校里面所学的。到了下一个假期，我会换几个学生来。这是最有效的教育，我也不用专门抽时间上课，是双赢。07年作西藏调查展的那个暑假，费家村工作室里男男女女住了10个学生。门房的阿姨和他们都熟了，我不在的时候也会为他们开门。有时我从国外回来，会惊讶的发现，有几个家伙根本没和我打招呼，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多天了。现在有几个学生毕业了，也开始北漂，我的工作室就成了他们的网吧。还好我这里电脑多。
这期间，我一直在努力想在宋庄弄地自己盖工作室，开始狂读建筑书，扬言要不惜血本盖个世界遗产建筑出来----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免于被当作违章建筑拆除。这件事情最后搞得心力交瘁，放弃。我国的土地政策还没到我们可以放心地大兴土木，圆一个梦想的时候。费家村虽然上面有高压线，不像会被开发的样子，毕竟非长久之策。何况空间已经严重不够用了。于是当据称是合法的一号地艺术区出现的时候，我很快就下手抢到一个老厂房----现在新盖的专门用来出租给艺术家的工作室都是轻钢龙骨的顶，一下雨就敲打击乐。七十年代的老厂房，水泥顶虽然没有798的弧形顶那么酷，但是水磨石的地板还是透露出一丝社会主义的气息。
一号地的这个工作室有两间高大的旧厂房，一间当展厅，一间当作坊。另外有办公室和库房的空间。考虑到学生们，我索性给他们盖了一排房间当青年旅馆。现在的情况很像刚去费家村的时候，空荡荡的大厅，讲话有回音。而我百分之八十的时间还是坐在电脑前。这份合约签了十年。十年后，这里又会变成迷宫，我对此毫不担心。
根据合同，十年合约期满之后，租金的涨幅将和中国的GDP增长成正比。我认为这很公道。从祁家豁子的18平米到现在的一千多，我的工作室的进化高过了中国的GDP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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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老邱，你的青年旅馆给我留一间
谁啊？看工作室里的物件，您是展望老师的助手吗？
楼上的你是谁啊，你是展望老师的老师的FUNS吗，看样子很崇拜展望老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