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9月，经典文学著作《在路上》一经面世即震动美国。“垮掉”和“凯鲁亚克”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50年后，作者的恋人披露了小说历经磨难的出版过程，至今不衰的原因，以及两人短暂的爱情。
1、许多出版商都拒绝出版《在路上》
1957年1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来到格林威治村霍华德•约翰逊酒吧，买了份热狗和烘豆，等待着一位名叫杰克•凯鲁亚克的岌岌无名的作家。这是由艾伦•金斯堡安排的初次约会，艾伦总是不断地物色自己的男性朋友。正如他预料到的那样，凯鲁亚克在飞往摩洛哥的丹吉尔之前，必须在纽约找个地方作短暂停留，而我正是那个稀罕之物——拥有自己公寓的单身女孩。
在今天看来，21岁的我自立是天经地义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未婚女子这样生活毫无疑问是离经叛道的。白天，我为一家文学机构打退稿信，每周挣50美元；晚上，我奋笔撰写小说，讲一个女大学生决心献出自己的童贞，但一堵玻璃墙隔断了她进入真实生活的通路，她渴望打破这堵墙。在学校里，我的创意写作令老师斥责我是“一个小存在主义者”，“哦，你们女孩子的生活如此沉闷无聊。”我确信，他被我书中描写的女孩子的生活方式吓倒了。
在我遇见凯鲁亚克的前几个月，这家文学机构的老板让我清理书架上以前作者的书籍。有本注定要成为救世军的书是凯鲁亚克的第一部小说，《镇与城》，出版于1950年。我的老板还很清楚地记得他——“疯疯癫癫，莫可名状”。他的照片显得神情紧张，透着哀婉的忧郁。晚上下班，我夹着他的小说离开办公室，在地铁里打开，开始阅读，大半个晚上就这样度过了。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受，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与我心灵相通的作者——躁动、努力逃离家的束缚、难以遏制的孤独感和在生活中随波逐流。
在霍华德•约翰逊酒吧柜台边，一个英俊异常、风尘仆仆的男人坐在我旁边。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但对自己的第二部小说《在路上》即将出版表现得出奇的冷静。他告诉我，他希望这本书能给他带来一些金钱收益，并在文学圈得到一定的认同。许多出版商都拒绝出版这本小说，即便维京出版社也担心引发诉讼和被禁——当时亨利•米勒和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是禁书，因此把它压了长达两年之久。维京出版社选择的出版日期是1957年9月，整整50年前的这个月。尽管他们谨小慎微，但凯鲁亚克的编辑们和他本人一样，都没有料到这部书迅疾而深远的影响。谁能预料到，一部描写两个飘泊的年轻男子，情节乏善可陈的小说，能够引爆一场文化战争，而且延续到今天依然在隆隆进行？
我的时代的学者们称我们是“垮掉的一代”。这样的称呼，我们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我们的父辈生活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上半叶，他们中许多人，尤其是出生于移民家庭的，基本上还是在19世纪的教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是他们的乖儿女。他们的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毁灭性的经济萧条、冷战、麦卡锡主义对反美者的残酷政治迫害以及核毁灭的威慑，使他们是战后时代现状最坚定的维护者。就像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里的威利•洛曼一样，他们充满焦虑地追寻狭义上的美国梦，生怕丢失了好容易赢得的中产地位。
成千上万的老一代人蜂拥前往观看米勒的戏剧，我父母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已默认了现状。米勒坚持说，威利•洛曼的悲惨故事有着美国悲剧明朗高贵的维度；然而，观众泪水汪汪离开剧院后，很少有人心怀希望，想自己的生活与其他白人中产阶级奋斗者有所不同，大多数人回到家中更觉压抑沉闷，而非阳光灿烂，他们仍一如既往地屈就顺从，循规蹈矩。他们继续教导自己的孩子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要与众不同，被视为“异类”。女孩子要珍惜自己的童贞，趁年轻貌美时结婚生子；男孩子自由度稍大，但也被期望早早成家立业。在那个时代，同性恋尚未正式存在。我是在突然之间获得了自由，当我的父母知晓我与学校一个离婚的心理学教师有过风流韵事后，勃然动怒与我断绝了关系。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把我们这一代描绘为“缺少自主性的”群体，如绵羊般的顺服者。当我环顾四周，我看到许多我认识的年轻人，在温文尔雅的面具后面压抑着自己的躁动、沮丧和性困惑。
在我认识的大学生中，普遍弥散着对20年代繁荣兴旺的乡愁。我们努力向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小说里那些酗酒厌世的放逐者看齐，谈论着逃往巴黎。即便我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在她大学毕业后也去了那里。在精明世故的法国人当中，她逃脱了在美国遭受的那种责难压迫，找到自己所渴望的张力。除萨林杰的小说《麦田守望者》里16岁的主人公霍登•科尔菲德之外，我们那一代从当代文学里寻找不到任何偶像。直到凯鲁亚克的作品问世，他雄辩地道出了隐藏在许多美国青年心中的秘密情感，并驱使我们中许多人在自己的国家追求隐逸之梦。
在《推销员之死》里，威利•洛曼追求美国梦无果而终，以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凯鲁亚克塑造的两个主人公萨尔和迪安藐视所谓的美国梦，自由地行动，他们生活中的主要目标是“认识时间”，以便让他们能够在每个时刻都能逃脱现实的紧张。萨尔和迪安没有房子可供抵押，他们只有车轮，行驶在路上。他们不担心朝九晚五的工作，他们登上轻便的双轮马车，不断漂泊在冒险的旅程之间。
他们相信，黑人爵士音乐家、沉重的流浪者和墨西哥葡萄园里的采摘者，比那些身着灰色法兰绒西服的人更了解生活的意义；他们不关心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国外；美国的高速公路让他们得以在东西海岸之间纵横驰骋，沿途欣赏山峦、草原、沙漠与河流的壮观景象。他们等待着某个先知给他们传来讯息，这个讯息就是：“Wow！”1957年夏，当我第一次读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不仅是发给我的解放的讯息，也是发给男人们的解放的讯息，这种感受是其他众多年轻女性所共有的。
2、小说影响至今，爱情却很快垮掉
我与杰克•凯鲁亚克第一次约会让我们坠入爱河，2月，在他动身前往丹吉尔后，我们保持书信联系。他返回纽约后我们曾短暂团聚，然后他前往西部太平洋海岸，与他的母亲住在伯克利的一间房子里，这让我颇感吃惊。被他激情洋溢的句子击晕了，那些充满鼓惑性的图片和文字迫使你自己上路，我写信告诉他：“你一定以迪安驾驶汽车那般的劲头和自由写作。”至于我自己，我准备打起背包，乘坐灰狗长途巴士游览美国，或去墨西哥城与凯鲁亚克生活在一起。他母亲返回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后，他于7月动身去了墨西哥城，当时凭着前50页的精彩，兰登书屋刚买下我的小说。500美元的支票在那个时候是一笔财富，足够在南部边境生活好几个月。实际上，凯鲁亚克幻想着《在路上》9月份出版后，我们两人住到墨西哥一个小山村里，远离纽约的疯狂喧嚣。凯鲁亚克说，墨西哥将是我作为一名作家真正的“体验之所”。然而，就在我冲出去购买机票的时候，凯鲁亚克被感冒击倒，被迫返回美国。像过去一样，9月4日，他一文不名地回到纽约。我不得不给他电汇30美元购买车票。他回来得适逢其时，恰好读到了吉尔伯特•密尔斯坦撰写的、让他一夜成名——也让他一夜臭名昭著——的《纽约时报》书评。
当时，这家保守的日报的评论家普雷斯科特肯定会痛贬这部小说，但他正好离开去过周末的劳动节了。更具同情心的密尔斯坦称它的出现是“一个历史性的巧合”，他比较了凯鲁亚克与海明威，欢呼他是垮掉的一代的“化身”。从此，凯鲁亚克成为媒体疯狂追逐的对象，无休无止，他不久后说：“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
如果说《在路上》的出版尚不算惊天动地的事件，那么1957年算不算是一个分水岭——直接导致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年？毫无疑问，变化业已来临，但并不是那么剧烈突然。如同凯鲁亚克小说里的主人公，美国的年轻人正在等待某个讯息。如今，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声音，已从饱受压抑的一代的躁动中破壳而出。美国文化正处于十字路口：电视信号越来越充斥着生活，但文字依然没有丧失其巨大的力量。尽管《在路上》只在畅销书榜尾徘徊几周，但由于生机勃勃的大众媒体所产生的巨大公开性，使“垮掉”和“凯鲁亚克”立刻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作者的形象给了这部小说影响力予以推波助澜的作用，他颓废的漂亮外表和流浪的生活方式，似乎是他垮掉的形象的好莱坞化身。但凯鲁亚克的真实面貌——缺乏自信、毫无防备之心的单纯和沉浸在酒精的昏沉中，让媒体感到困惑和灰心。大多数媒体从这样的角度切入：美国处于垮掉的危险之中？完全忽略了凯鲁亚克文学中的精神维度。
事实上，垮掉的一代从一开始就是过去式。40年代末，“垮掉”就是凯鲁亚克、金斯堡、威廉•贝鲁夫以及一帮思想情趣相投的朋友的代名词，它意味着对筋疲力尽的现实体验的忍耐极限，期待着从更深层次探索寻找。虽然凯鲁亚克努力解释，他事实上是从“快乐”(beatific)一词中获得“垮掉”(beat)一词的，但媒体越报道垮掉的一代，这个词就越失去它本来的意思。不久，“垮掉的一代”(beatnik)这个词出现了，它是由旧金山专栏作家卡恩创造出来的。
《在路上》出版后一年，我们的关系结束了，他在长岛为他母亲买了座房子，自己移居其中，从引人注目的中心退隐，越来越疏远昔日的老朋友。1969年，他因腹部出血在墨西哥去世，终年47岁。“凯鲁亚克轻而易举地打发时间，时间也终于轻而易举地打发他。”去世前，除了妻子和母亲，再也无人和他交谈。他坐在房间里，拉下窗帘遮蔽阳光，看关掉声音的电视，留声机上用最大的音量播放着亨德尔的《弥赛亚》。
然而，垮掉过去了，但《在路上》从没有从读者的心中流逝。现代图书馆已将它列为20世纪最好的英语小说之一。《在路上》第一次出版50年后，凯鲁亚克的声音仍回环在读者耳畔：“环顾四周，置身旷野，试问社会赋予你的角色，永远不要放弃对联系和意义的追寻。”在这个惨淡的幽灵回荡的新世纪里，这些训诫听起来尽管急迫而危险，但却是必要
1、许多出版商都拒绝出版《在路上》
1957年1月，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来到格林威治村霍华德•约翰逊酒吧，买了份热狗和烘豆，等待着一位名叫杰克•凯鲁亚克的岌岌无名的作家。这是由艾伦•金斯堡安排的初次约会，艾伦总是不断地物色自己的男性朋友。正如他预料到的那样，凯鲁亚克在飞往摩洛哥的丹吉尔之前，必须在纽约找个地方作短暂停留，而我正是那个稀罕之物——拥有自己公寓的单身女孩。
在今天看来，21岁的我自立是天经地义的，但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未婚女子这样生活毫无疑问是离经叛道的。白天，我为一家文学机构打退稿信，每周挣50美元；晚上，我奋笔撰写小说，讲一个女大学生决心献出自己的童贞，但一堵玻璃墙隔断了她进入真实生活的通路，她渴望打破这堵墙。在学校里，我的创意写作令老师斥责我是“一个小存在主义者”，“哦，你们女孩子的生活如此沉闷无聊。”我确信，他被我书中描写的女孩子的生活方式吓倒了。
在我遇见凯鲁亚克的前几个月，这家文学机构的老板让我清理书架上以前作者的书籍。有本注定要成为救世军的书是凯鲁亚克的第一部小说，《镇与城》，出版于1950年。我的老板还很清楚地记得他——“疯疯癫癫，莫可名状”。他的照片显得神情紧张，透着哀婉的忧郁。晚上下班，我夹着他的小说离开办公室，在地铁里打开，开始阅读，大半个晚上就这样度过了。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受，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与我心灵相通的作者——躁动、努力逃离家的束缚、难以遏制的孤独感和在生活中随波逐流。
在霍华德•约翰逊酒吧柜台边，一个英俊异常、风尘仆仆的男人坐在我旁边。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但对自己的第二部小说《在路上》即将出版表现得出奇的冷静。他告诉我，他希望这本书能给他带来一些金钱收益，并在文学圈得到一定的认同。许多出版商都拒绝出版这本小说，即便维京出版社也担心引发诉讼和被禁——当时亨利•米勒和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在美国是禁书，因此把它压了长达两年之久。维京出版社选择的出版日期是1957年9月，整整50年前的这个月。尽管他们谨小慎微，但凯鲁亚克的编辑们和他本人一样，都没有料到这部书迅疾而深远的影响。谁能预料到，一部描写两个飘泊的年轻男子，情节乏善可陈的小说，能够引爆一场文化战争，而且延续到今天依然在隆隆进行？
我的时代的学者们称我们是“垮掉的一代”。这样的称呼，我们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我们的父辈生活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上半叶，他们中许多人，尤其是出生于移民家庭的，基本上还是在19世纪的教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是他们的乖儿女。他们的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毁灭性的经济萧条、冷战、麦卡锡主义对反美者的残酷政治迫害以及核毁灭的威慑，使他们是战后时代现状最坚定的维护者。就像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里的威利•洛曼一样，他们充满焦虑地追寻狭义上的美国梦，生怕丢失了好容易赢得的中产地位。
成千上万的老一代人蜂拥前往观看米勒的戏剧，我父母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已默认了现状。米勒坚持说，威利•洛曼的悲惨故事有着美国悲剧明朗高贵的维度；然而，观众泪水汪汪离开剧院后，很少有人心怀希望，想自己的生活与其他白人中产阶级奋斗者有所不同，大多数人回到家中更觉压抑沉闷，而非阳光灿烂，他们仍一如既往地屈就顺从，循规蹈矩。他们继续教导自己的孩子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要与众不同，被视为“异类”。女孩子要珍惜自己的童贞，趁年轻貌美时结婚生子；男孩子自由度稍大，但也被期望早早成家立业。在那个时代，同性恋尚未正式存在。我是在突然之间获得了自由，当我的父母知晓我与学校一个离婚的心理学教师有过风流韵事后，勃然动怒与我断绝了关系。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把我们这一代描绘为“缺少自主性的”群体，如绵羊般的顺服者。当我环顾四周，我看到许多我认识的年轻人，在温文尔雅的面具后面压抑着自己的躁动、沮丧和性困惑。
在我认识的大学生中，普遍弥散着对20年代繁荣兴旺的乡愁。我们努力向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小说里那些酗酒厌世的放逐者看齐，谈论着逃往巴黎。即便我小说里的女主人公在她大学毕业后也去了那里。在精明世故的法国人当中，她逃脱了在美国遭受的那种责难压迫，找到自己所渴望的张力。除萨林杰的小说《麦田守望者》里16岁的主人公霍登•科尔菲德之外，我们那一代从当代文学里寻找不到任何偶像。直到凯鲁亚克的作品问世，他雄辩地道出了隐藏在许多美国青年心中的秘密情感，并驱使我们中许多人在自己的国家追求隐逸之梦。
在《推销员之死》里，威利•洛曼追求美国梦无果而终，以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凯鲁亚克塑造的两个主人公萨尔和迪安藐视所谓的美国梦，自由地行动，他们生活中的主要目标是“认识时间”，以便让他们能够在每个时刻都能逃脱现实的紧张。萨尔和迪安没有房子可供抵押，他们只有车轮，行驶在路上。他们不担心朝九晚五的工作，他们登上轻便的双轮马车，不断漂泊在冒险的旅程之间。
他们相信，黑人爵士音乐家、沉重的流浪者和墨西哥葡萄园里的采摘者，比那些身着灰色法兰绒西服的人更了解生活的意义；他们不关心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国外；美国的高速公路让他们得以在东西海岸之间纵横驰骋，沿途欣赏山峦、草原、沙漠与河流的壮观景象。他们等待着某个先知给他们传来讯息，这个讯息就是：“Wow！”1957年夏，当我第一次读到《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这不仅是发给我的解放的讯息，也是发给男人们的解放的讯息，这种感受是其他众多年轻女性所共有的。
2、小说影响至今，爱情却很快垮掉
我与杰克•凯鲁亚克第一次约会让我们坠入爱河，2月，在他动身前往丹吉尔后，我们保持书信联系。他返回纽约后我们曾短暂团聚，然后他前往西部太平洋海岸，与他的母亲住在伯克利的一间房子里，这让我颇感吃惊。被他激情洋溢的句子击晕了，那些充满鼓惑性的图片和文字迫使你自己上路，我写信告诉他：“你一定以迪安驾驶汽车那般的劲头和自由写作。”至于我自己，我准备打起背包，乘坐灰狗长途巴士游览美国，或去墨西哥城与凯鲁亚克生活在一起。他母亲返回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后，他于7月动身去了墨西哥城，当时凭着前50页的精彩，兰登书屋刚买下我的小说。500美元的支票在那个时候是一笔财富，足够在南部边境生活好几个月。实际上，凯鲁亚克幻想着《在路上》9月份出版后，我们两人住到墨西哥一个小山村里，远离纽约的疯狂喧嚣。凯鲁亚克说，墨西哥将是我作为一名作家真正的“体验之所”。然而，就在我冲出去购买机票的时候，凯鲁亚克被感冒击倒，被迫返回美国。像过去一样，9月4日，他一文不名地回到纽约。我不得不给他电汇30美元购买车票。他回来得适逢其时，恰好读到了吉尔伯特•密尔斯坦撰写的、让他一夜成名——也让他一夜臭名昭著——的《纽约时报》书评。
当时，这家保守的日报的评论家普雷斯科特肯定会痛贬这部小说，但他正好离开去过周末的劳动节了。更具同情心的密尔斯坦称它的出现是“一个历史性的巧合”，他比较了凯鲁亚克与海明威，欢呼他是垮掉的一代的“化身”。从此，凯鲁亚克成为媒体疯狂追逐的对象，无休无止，他不久后说：“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
如果说《在路上》的出版尚不算惊天动地的事件，那么1957年算不算是一个分水岭——直接导致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一年？毫无疑问，变化业已来临，但并不是那么剧烈突然。如同凯鲁亚克小说里的主人公，美国的年轻人正在等待某个讯息。如今，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声音，已从饱受压抑的一代的躁动中破壳而出。美国文化正处于十字路口：电视信号越来越充斥着生活，但文字依然没有丧失其巨大的力量。尽管《在路上》只在畅销书榜尾徘徊几周，但由于生机勃勃的大众媒体所产生的巨大公开性，使“垮掉”和“凯鲁亚克”立刻成为家喻户晓的词汇。
作者的形象给了这部小说影响力予以推波助澜的作用，他颓废的漂亮外表和流浪的生活方式，似乎是他垮掉的形象的好莱坞化身。但凯鲁亚克的真实面貌——缺乏自信、毫无防备之心的单纯和沉浸在酒精的昏沉中，让媒体感到困惑和灰心。大多数媒体从这样的角度切入：美国处于垮掉的危险之中？完全忽略了凯鲁亚克文学中的精神维度。
事实上，垮掉的一代从一开始就是过去式。40年代末，“垮掉”就是凯鲁亚克、金斯堡、威廉•贝鲁夫以及一帮思想情趣相投的朋友的代名词，它意味着对筋疲力尽的现实体验的忍耐极限，期待着从更深层次探索寻找。虽然凯鲁亚克努力解释，他事实上是从“快乐”(beatific)一词中获得“垮掉”(beat)一词的，但媒体越报道垮掉的一代，这个词就越失去它本来的意思。不久，“垮掉的一代”(beatnik)这个词出现了，它是由旧金山专栏作家卡恩创造出来的。
《在路上》出版后一年，我们的关系结束了，他在长岛为他母亲买了座房子，自己移居其中，从引人注目的中心退隐，越来越疏远昔日的老朋友。1969年，他因腹部出血在墨西哥去世，终年47岁。“凯鲁亚克轻而易举地打发时间，时间也终于轻而易举地打发他。”去世前，除了妻子和母亲，再也无人和他交谈。他坐在房间里，拉下窗帘遮蔽阳光，看关掉声音的电视，留声机上用最大的音量播放着亨德尔的《弥赛亚》。
然而，垮掉过去了，但《在路上》从没有从读者的心中流逝。现代图书馆已将它列为20世纪最好的英语小说之一。《在路上》第一次出版50年后，凯鲁亚克的声音仍回环在读者耳畔：“环顾四周，置身旷野，试问社会赋予你的角色，永远不要放弃对联系和意义的追寻。”在这个惨淡的幽灵回荡的新世纪里，这些训诫听起来尽管急迫而危险，但却是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