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Lorraine O'Grady, 《艺术是（女朋友时代2）》（ArtIs (Girlfriends Times Two, 1983/2009) 图片：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Alexander Gray Associates,New York

泰特现代美术馆正在探索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艺术史的项目，这个项目向那些因为性别或地域缘故迄今不受重视的艺术家们抛出了橄榄枝。今年，泰特组织的这场大展将目光投向了一批上世纪中期非洲裔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他们对于英国观众来说极为陌生——让人震惊之余，也在意料之中。

这场在泰特举办的夏季大展名为“一个民族的灵魂：黑人力量时代的艺术”（Soul of a Nation：Art in the Age of Black Power），其中穿插有许多平行的叙事，不过其中最耀眼的部分无疑是声张黑人群体的存在感、可见度和价值观。

Phillip Lindsay Mason，《死亡面具》，1968

展览无处不显出这一艺术群体曾经被忽略的过去。比如Phillip Lindsay Mason那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死亡面具》（1968），描绘了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Malcolm X）的尸体向抬尸的两具白色骷髅警察举起了控诉的手指。这幅画由于无法追踪到具体的销售或拥有者信息而无缘此次展览。一张Noah Purifoy斜靠着他的雕塑作品《图腾》（1966）的照片表明，原本的雕塑比本次展览中展出的作品要高出近两倍，说明这件作品曾被破坏或是丢失过。

这只是这一类艺术在过去几十年中被破坏、遗失或束之高阁的情况中的两个例子，可想而知，策展人Zoe Whitley和 Mark Godfrey为这场展览搜罗作品背后的故事必定可以独立成书了。同样让人好奇的是，这些作品经过了多少修复部门的精心维护才能正式展出，而不是突如其来的一场看上去干净整洁、光鲜亮丽的展览。

Emory Douglas, 《1971年8月21日，我们必将存活》（21 August 1971, ‘We Shall Survive without a doubt’），1971。图片：Courtes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Graphics（Culver City, USA）

参展作品按照不同阵营被松散地组织一起：有几个展厅是专门展览芝加哥AfriCOBRA和纽约Spiral团体的作品，以及与曼哈顿画廊Just Above Midtown的一些艺术家，一些抽象艺术、摄影和肖像画的展示等。每幅作品都对艺术家在当时美国动荡的局势中所扮演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身份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例如，艺术应该在哪里展示？它的观众是谁？有没有“黑人艺术”这个类别？艺术家是否有责任代表自己的群体而创作？他们需要用什么样的媒介？他们是应该在主流声音中奋战，还是创造出自己的一个另类体系？

“一个名族的灵魂”体现出了艺术家们对此一系列问题多元化的对策。比如Emory Douglas为《黑豹日报》（Black Panther Newspaper）所做的封底平面作品，简明却意义深刻；纪录片《尊重之墙》（Wall of Respect）则呈现了芝加哥南部现已被拆毁的一幅公共壁画，由“黑人美国文化组织”（OBAC）所作。

Benny Andrews, 《熊坐在了树下吗？》（Didthe Bear Sit Under a Tree? ，1969）。图片： Courtesy the Emanuel Collection, Estate of Benny Andrews/DACS, London/VAGA, NY 2017

同样在芝加哥，AfriCOBRA团体为新的“黑人艺术”起草了一份宣言，与鲜亮的食品添加剂颜色、带着金属光泽和作品交织在一起的文字所形成的作品跃然而出，写着“黑人孩子让你精神自由依旧”（Black Children Keep You Spirits Free）以及“挺自己人”（Uphold Your Men），而其中有不少被制成了版画或限量品。激进的艺术总是与激进的政治共生，强有力地与普罗大众产生关联。从这方面来说，这场展览与Christine Macel在1970年代有关女性主义的调查，以及今年威尼斯双年“艺术万岁”的主题产生了有趣的联系。

艺术的诘问交织在身份与抗争的纲领之间，为展览平添了活力。摄影师Roy DeCarava亲密的家庭生活以及政治示威摄影作品，都是在美丽的黑暗空间中进行的技术游戏。光线从画面中被滤去，所以观众们不得不从昏暗的照片中依稀辨别出各种形状。Sam Gilliam的巨幅抽象画《4月4日》（1969）是在马丁 ·路德·金遇刺后第二年的同一天所作，流淌的红色和紫色暗示着一年前发生的刺杀惨案。稀疏的亚麻画布就是他的裹尸布。

Barkley Hendricks, 《Iconfor My Man Superman (Superman Never Saved Any Black People–Bobby Seale),(1969). 图片：Courtesy Barkley L. Hendricks and Jack Shaiman Gallery,NY

我们可以好好端详一下Barkley Hendricks的作品吗？天啊，我的心都要碎了。他在这场展览中的存在令人无法忽视。在Barkley这幅引人入胜的《在发生着什么》（What’s Going On，1974）两侧是两件自画像，而中间这幅则画了五个人物，其中四个人穿着华丽的白袍，另一个则赤裸着身体。Hendricks细腻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物的皮肤颜色、质地和光泽，而这实质上是对黑人女性形象模式化、卡通化的一种政治性回应——在展览中的另一幅Betye Saar的作品中，Aunt Jemima这一美国知名煎饼粉广告上的形象变成了一个手持长枪的愤怒妇人。右边，是Hendricks的《天赋异禀》（Brilliantly Endowed （Self Portraint））（1977），艺术家纯粹地记录下了自己美丽的胴体，只剩下帽子、网球袜和短裤，绘画技巧和自我感觉两相助长。左边，艺术家成了一个自封的偶像明星，身穿超人T恤站在一幅铝箔背景前，耻骨以下的部位隐约可见。

Betye Saar，《The Liberation of Aunt Jemima》，1972

David Hammons的身体印刷版画《不公平案件》（Injustice Case）是一张大胆的杰作，也是本次展览中艺术家带来的重要作品之一。艺术家用身体印在画面上的形象双手双脚被反绑在椅子上，塞住了嘴，暗指被拘禁在审讯室内的政治活动家Bobby Seale。Hammons还用剪裁下来的美国国旗将作品裱了起来。

David Hammons，《不公平案件》

在1975年的演讲中，Hammons痛心地指出，非洲裔美国艺术家只有作为一个群体才有可能进军主流艺术机构：“把所有人都塞进一个木桶里——这样的事情仍然在发生，这让我非常困扰。”

“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很好的展览，然而，Hammons一席话的40多年之后，这仍旧只是另一个群展。展览中的艺术家——Hendricks、Hammons、 Gilliam、 Saar、Norman Lewis、 Romare Bearden、Faith Ringgold的任何一个，都值得举办一场个展。希望这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征程的第一站，而非终点。

展览将于泰特现代美术馆展出至2017年10月22日。在这之后，展览将巡回至阿肯色州的水晶桥当代艺术博物馆（Crystal Bridges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以及纽约的布鲁克林美术馆。

文：Hettie Judah

译：Ela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