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文：克里斯·麦迪森
1998年，罗斯·比勒尔（Ross Birell）交给友人一个包裹，并仔细交待，要对方将包裹带到圣彼得堡的冬宫桥，然后面向东北方向以确保冬宫在其右手边，再将包裹内容投进涅瓦河中。包裹里装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一瞬间被封存在一张照片里。
“使者”系列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从圣彼得堡的冬宫桥上丢落，1998年8月1日
这是名为“使者”（Envoy）的一系列观念作品的一部分。在随后几年里，不同的“使者”携带不同书籍，在不同的水域和渊泽重复了这一动作：2001年，一本《易经》被丢进了黄海；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2012年坠入科罗拉多大峡谷；而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沉没于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
“使者”系列中，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在比雷埃夫斯港被扔进地中海，2016年3月11日
初看上去，这样的姿态似乎是虚无主义的——仿佛一种对于过去的重要文本的后现代式失望。然而结合比勒尔更宽泛的实践背景来看，这些行为便显现出既敏锐又开放的特质。作品探讨的是文字与地点、概念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传递书籍之手彼此之间的关系——书籍随后被归还于水、重新进入知识的生态系统。历史在其自身之上被折叠，被重述，被挑战。
“褶子弯来曲去，从自身生长出来，褶子叠褶子，形成一种运动中的复杂体，它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处在连续变化之中。”比勒尔2014年在巴塞尔美术馆与其同在格拉斯哥艺术学院执教的前同事大卫·哈丁（David Harding）的合作展“冬季防线”（Winter Line）引用了吉尔·德勒兹的这句话作为展览的前言。“褶子”的概念是该展览的主线，同时也是比勒尔创作的核心，为其作品中繁复的事物、人、时间与地点之间的多元关联提供了比喻。
“罗斯·比勒尔与大卫·哈丁：冬季防线”展览现场，巴塞尔美术馆，2014年
在巴塞尔，这对双人组合展示了两件与实物等大的叙利亚棕熊佛伊泰克的雕塑。这只棕熊是二战期间在意大利冬季防线前线作战的波兰部队的吉祥物，后来成为了爱丁堡动物园里最著名的居民，儿时的哈丁曾拜访过它。为展览提供结构的另一元素是一个灯光概念——展厅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不同颜色的玻璃，分别呼应着四位革新派作曲家：伊阿尼斯·泽纳基斯（黑）、阿沃·帕特（白）、康伦·南卡罗（蓝）和奥利维埃·梅西安（红）。这些作曲家有着类似的移民和受迫害经历，也都曾在冲突与分裂的阵线前后穿梭。通过交叠的符号、色彩和声音，艺术家、思想家、事件与观念在多重维度下串联，并组成了崭新而复杂的星群。
在比勒尔的创作中，尤其是在他与哈丁的深度合作当中，音乐始终扮演着将这些星群衔接在一起的角色。在雅典举办的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开幕周末，两人组织了一场音乐会，雅典国家交响乐团携手叙利亚移民爱乐乐团，共同演奏了波兰作曲家亨里克·戈雷茨基最负盛名的曲目《悲歌交响曲》。戈雷茨基曾说，这部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古典乐谱之一“并非关于战争。”戈雷茨基的许多家庭成员都死在德国集中营里，但“巴赫也是德国人，”他说，“还有舒伯特，以及施特劳斯”——“这只是一首一般意义上的《悲歌交响曲》。” 尽管这样的背景给作品蒙上了感伤的色彩，但在雅典音乐厅里人们长时间的起立鼓掌印证了这一宏大的弦乐作品不可小觑的力量。叙利亚战争的悲剧丝毫没有被弱化或抽象化，反而在此刻沉淀于历史，深沉且超然。
在位于卡塞尔文献展雅典展区的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图书馆里，阅览室的屏幕上播放着罗斯·比勒尔2015年的影片《一个美丽的生命》。这部由比勒尔与建筑师乔安娜·克罗奇共同完成的影片，见证了查尔斯·雷尼·麦金托什设计的格拉斯哥艺术学院被2014年的大火严重烧毁后的状态，以及火灾给当地社区带来的创伤。以这座著名的建筑中最具特色的图书馆为背景，一位孤独的小提琴家在此演奏比勒尔所作的乐曲，与此同时，镜头在烧焦的建筑内部游移。影片向我们问道：一座建筑可以像一支乐曲一样被解构再被重组吗？废墟是会有生命的吗？随着比勒尔的乐谱从格拉斯哥来到希腊，两座图书馆仿佛同胞或老友一般展开了对话。
《雅典至卡塞尔之旅：赫尔墨斯的过境》的启动仪式，以雅典卫城的圣索非亚大教堂为旅行起点，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雅典，2017年
比勒尔在今年文献展的主要参展作品沿循了相似的概念：《赫尔墨斯的过境》（The Transit of Hermes）是一个在雅典和卡塞尔之间长达百日的骑马旅行。赫尔墨斯是旅行队中的一匹相当名贵的纯种阿拉瓦尼马。当然，赫尔墨斯也是希腊神话中的边界和旅行者之神，是在众神间传递讯息的密使。借着这匹名为赫尔墨斯的马，比勒尔回归使者的主题，在旧有边界之间创造新的关联与共鸣。
6岁的阿拉瓦尼种马赫尔墨斯
雅典至卡塞尔之行的灵感来源于瑞士作家艾梅·菲利克斯·奇费利（Aimé Félix Tschiffely）在1925至1928年间骑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纽约的那次旅行。奇费利与作为旅伴的马之间的特殊关系也为这次的旅行提供了启发——超越“人”、“民族国家”这些令人不安的概念形成新的社群。比勒尔的创作观念中充斥着从唐娜·哈拉维到乔治·阿甘本之类的理论脚注，但与“使者”系列相似，这些理论同现实中的关系和地域有着深刻而直接的关联。
《雅典至卡塞尔之旅：赫尔墨斯的过境》沿途，2017年
近些年来，许多难民跨越地中海，来到比雷埃夫斯港。而将莫尔的《乌托邦》投掷于此，是在提出这样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们如何能通过学习历史以想象出更好的未来？将这些难民在希腊北部冒着生命危险走过的旅程再走一遍，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一匹名为赫尔墨斯的种马也并不能传达任何明确的讯息。骑马旅行队将于六月抵达卡塞尔，从概念上讲，旅行那时并未结束，它将呈现一片问题丛生的风景——一条在地图上绘制的线与一百个日夜叠加，在一个褶皱的内部激起波澜。
文｜克里斯蒂安·维斯特鲁普·麦迪森（Kristian Vistrup Madsen）
译｜潘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