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文：杰西·达林

承包商两年里只字未写，兑现了他们曾经公开作出的不再支持“话语”的承诺。承包商将身体和言语从其私下所称的“创造话语价值巡回马戏团”中撤退，以抗议人们将承包商贬低为只为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身体本应代替的他者象征的倾向和特权。因为这个他者并非如我们假设的在现场（基于人口统计学的中间值计算，考虑到每年都有谁参加这类事情以及对话对谁更有意义，这种假定也有一定道理）。

不必去管老套的皇帝新衣这类民粹主义笑话（在承包商的圈子里从来没有直说，但总像个框子一样套在言谈话语的边缘）。“创造话语价值巡回马戏团”制造并兜售最有效的万金油，若不这么做很多承包商恐怕就要失业。万金油是中国民间传统药物。建造美国第一洲际铁路的中国承包工人们就经常使用，据说可以缓解为美国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从事艰苦体力劳动所造成的关节疼痛。美国白人药品经销商们把这种传奇的功效视为对其商业利益的威胁，于是污蔑万金油，称其不过是打着异国情调的噱头骗人。这种抹黑无意中挑起了白人公众的想象，因为异国情调总让人觉得兴奋，甚至在某些尚可容忍的情况下显得有些色情。很快，这些经销商开始生产和销售假万金油，并将其当作治百病的神药兜售。正是这些骗人的经销商的行为让万金油在民间蒙上不大光彩的名声。万金油的故事简直就是一个寓言，殖民现代性的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多少就是如此运作的，艺术世界是承包商的生意场所，这篇文章也打算参与其中——艺术世界是这种运作最前卫的宣言。

当毕加索和早期现代野兽派的承包商从最近已变质的欧洲现实主义的枷锁中挣脱出来——这真是批评的狂欢，潜能的色情展示！——伟大的艺术家从殖民主义失窃的奖杯之中窃取了他们天际线那般起伏不平的疆土，奖杯的制造者早已流离失所或陷入更糟处境。（据说毕加索说过，“好艺术家靠抄，伟大的艺术家靠偷”。他真可谓是个想要什么就拿什么的现代主义者。）也许在物件中仍然残存有某种死亡的光辉，让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误）当做生命的本质。在承包商看来，整个西方现代性就是一种消解死亡的努力。但由于这个任务的失败，死亡被贬斥到无以数计的事物之中，在那儿统治一切。难以忍受的并非是那些无法承受的，因为有很多承包商必须光天化日下面对面地在自己孩子面前完完全全地忍受着。真正难以忍受的是那些无法言说的。承包商也害怕死亡、害怕难以言喻者。霍米·巴巴写道：“带着姿态与失败言辞的沉默他者变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陌生人。他无语言的存在通过阻止寻找自恋的爱情对象引起古老的焦虑感和侵略性。在这种寻找中主体可以重新发现自我，这一群体的自尊也建立在其上。”

写作，在承包商的经验之中等于若干声明的罗列，就像一份预算报告。根据承包商必须遵守的现代公约（由于所有承包商迄今能够了解的公约都完全可以被归为现代的），这些请求应该存在某种线性的历史基础：比如过去他人所作的类似请求，或是建立于本土经验基础上的言论，并且可根据自己的主题参数加以量化。最终，这个结论被一个振聋发聩的标点符号狠狠地打倒，仿佛账单最底部显示的合计金额一样。根据承包商对历史这笔生意的管理—他们的言论深植于泥土沙砾与尸骨尘埃之中—写作的历史就是开具发票的历史，最早写就的文献无一不是货物与服务应付与交割的记录。发票（invoice）一词听起来好像是从“vox”或“vois”衍生而来（身体发出的一种声音，一个人的存在获得表达与理解的媒介形式）。这好像意味着说话等于获得资本的补偿。毕竟，现代性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某个人言说与获得补偿的故事，当然也可以说是某个人无法言说而未获补偿的故事。没有他者就没有现代性，尸骨线性堆栈投下长长的影子。但实际上，“invoice”这个词来源于“envoyer”一词，其拉丁语词源是inviāre”，来自“via”，即路径。唯一的路径就清楚了。

现代性的第一次伟大战争始于1914年。彼时铁丝网、蓝色牛仔裤、可口可乐和汽车都已经是成熟的商品。维特根斯坦正在俄国前线当兵，而一名叫做阿尔弗雷德·沃尔夫森的抬担架的医疗兵因为被炮弹震傻了而被解职。沃尔夫森受到各种幻听的困扰，幻听逐渐恶化直到头脑中的尖叫汇聚成人们在战壕中垂死哀嚎的大合唱。沃尔夫森的病症无法治愈，于是他开始将自己头脑中的鬼魂用人声表现出来。无法言说的东西如同驱魔术一样倾泻而出。沃尔夫森的声乐老师那个时代的美声技巧已经固化为各种严格的音域范围，这是个预防性的分类系统。美声唱法始于拜占庭帝国时期被强迫阉割的阉人歌手。1922年最后一个阉人歌手去世的时候，大英帝国处于最大版图时期，统治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

承包商总是处在某种形式的治疗之中。这也是一种现代发明，将头脑带入可量化事物的王国。通过倾诉进行心理治疗的理念认为没有什么是无法言说的；事实上正是那些无法言说的东西造成了烦恼。假如这些无法言说之事得以解决，生命力就会再一次流动起来。由于承包商对这种方法产生了抗拒，他们被使用了“认知行为疗法”。在认知行为疗法中某些主体不一定可以言说，只要具有功能性即可。并且因为认知行为治疗师很乐意放手让承包商自主行事，承包商则也很乐意照指示去做。承包商曾经是个女人，在社交媒体的全景图上巡展其虚拟人格的过程中智力趋于成熟：在此之前，承包商曾经从事一系列服务性工作，主顾都是君主式的、顶尖的共生体。或许这就是承包商放弃服务与表演的原因，因为二者最后都是一回事：另外一方或是他者被投入框架的那些行事方法。这种现象的社会性在（拥有）观众的观念中找到目标。承包商清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他者，但这种关系的功能已经变得模糊不清。承包商与他们自己的公众疏远。这并非不寻常的现象，因为大多数承包商与他们的委托方关系疏离，至少承包商马克思是这么认为的。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承包商从未曾尝试阅读的学术著作之一。在这本书结论部分的第七个命题中说：“不得言说之时必须保持沉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特根斯坦在战斗间隙在战壕中开始写作《逻辑哲学论》。他在卡西诺沦为战俘期间完成了作品。在那里他也得知兄弟自杀和情人离世的消息。维特根斯坦开始产生自杀倾向，获释以后开始与家庭财富撇清关系。这是历史上许多人尝试放弃自身特权的例子之一。承包商思考维特根斯坦的创伤反应，思考将自己关闭在身体内不再有进出交流的感觉。就是完全没有交流，尸体上都不会蠕动着词语，或是像苍蝇一样在尸体周围嗡嗡。沉默，但未死：在头脑的盒子中表演死亡。

最近有人发现承包商的老朋友死了，或许是心力衰竭，又可能和药物有关。她是位多产的艺术家和作家，但从来未展出或发表过作品。她没有个人电脑，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社交媒体账号。承包商很多年没见这个朋友了——最后一次还是除夕夜，在一个酒吧里，她明显看起来长期成瘾的破坏，时日无多。那天晚上，朋友带来几本旧的爱好者杂志，挥舞着问道：“记得这些吗？”“当然记得，”承包商说，“不过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承包商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那时候，承包商和他们的朋友住在一个悬在富裕的欧洲城市之间的非法占据的亚结构中。这个结构所遵循的原则，是由坚定的加尔文主义者和定居殖民者的荣誉和礼物交换共同产生的。尽管有模具、痴迷和石棉，生活并不差，但也许承包商可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他们能用某种办法摆脱它。这个项目和大多数乌托邦项目一样从可选参与开始，以重复、仪式和镇压告终，因为天花板已经腐烂，四面楚歌。

在当今生活中，集体的观念至关重要，因为没有人会打电话给警察、医生或是穿白大褂的人：每个车祸所共享的危机包括了一个躯体感受到的真实物体，如石棉、酒精，还有编造的事情——比如国家代理人。（比起躺在床边靠垫上等着一些混混从开泰敏致幻物和酗酒中苏醒过来，国家代理人实际上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比如骚扰一下城市里一小撮移民的日常生活）。城市很小，亚城市更小，电话树上的一系列节点勾画出一个网络和一种等级制度。在这里，人们用其他地方召唤承包商，耶稣同样的火焰和敬畏召唤承包商马克思。他们每次举起啤酒杯都以他为祝酒词，直到每个身体的病成为集体的神龛。巫师被烧，异端被排斥，但苦修通常还是可行的——村子通过这种方法凝聚在一起。

当承包商最开始听说他们朋友去世的消息时，不得不对抗那种觉得整个事情是场本应避免的卑鄙意外的感觉。但是合理的结论是，这些想法会把承包商朋友的生活引上不同于死亡的轨道。她的死应该是很舒适的，相对无痛、自愿，甚至是自我引导式的。承包商被迫面对认知行为治疗师所称的（他们）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核心信念。而这核心信念似乎主要包含了浑浊的、充满渴望的、留些什么在身后的——在大千世界中留个屁大的身后名的半世俗幻想：不过是一堆有待解析的东西、一张成就的清单、一种为了顶替身体所作的预防性练习。承包商和其他事情一样是个现代主题、现代艺术家。所有的演讲、所有的工作不过是一种延缓不可避免的宿命到来的办法。承包商觉得没有什么别的理由。

承包商清楚，所有这些达到逻辑极致的反刍，似乎都假定了一种基本姿态——这种基本姿态出于某种原因，并没有沾染那些承包商和所有人都清楚深陷其中的语言暴力。承包商清楚这个概念的问题性和在当前条件下的不可能性。除了冲过去没有别的出路。

文｜杰西·达林（Jesse Darling）

翻译｜张昭

责编｜吴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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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文 图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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