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袁佳维
“瞬时桃花源”中的台阁，南京花露岗，2015年
14.44 × 8.15 × 6.8米
中国建筑实践近期的现状由两个看似迥然不同却在本质上极其相关的主题发展而来。其一是以中国古典园林为基础的观念模型，继承了博雅文人参与建构政治社会这一智性传统，并且依托于时空经验在中国山水画中的涉身性。由于其一直以来为中国现代建筑这尚未完成的计划做出贡献，中国古典园林的观念模型已然在西学的媒介作用下成为了中国文化框架的一个主要代表。其二是晚近兴起的艺术与建筑的混杂性。这种审美理念来源于博物馆及美术馆的空间增长，遵循着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从一个消费主义模型转译而来，如此后现代主义的策略却为进一步的深远改革提供了一条通往全球经济的完整通路，在表现出和解的姿态的同时，调停着城市的通属矛盾——形象建设。
中国许多颇具规模的建筑实践兼属这两种类型。鉴于装置在雕塑的形式之余亦参与了功能性的过程，这些实践选择装置而非实体建筑物作为其基本载体，以呼应建筑的跨机制扩张。在这个脉络中，前者通常被挪用为一个叙事的场域，为个体在其生存环境中的修身之道建立情境，而后者担当了一个展示的场域，证明作为题材的场域本身在经验上的强度。两者都在物化实践中推动了地方营造的再次发生。
“瞬时桃花源”中的树亭，南京花露岗，2015年
属于这种跨机制扩张的一个特殊案例是来自北京的建筑师李兴钢以景观为导向的临时装置“瞬时桃花源”， 于2015年7月出现在南京老城区一个叫花露岗的地方。这项装置包含四件仅仅由标准脚手架与遮阳网布制成的独立构筑物——台阁、树亭、墙廊与山塔。2016年春天在OCAT上海馆举办的“格物”展通过文本、影像记录、模型的交叠以及树亭部分的重建，再次呈现了这项装置。
OCAT上海馆“格物”展览现场，2016年
“瞬时桃花源”为作为自然物的“山”与作为人工物的“房”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当代的理解图式，证明二者可以相互转化，或者被整合成统一的景观。涉身感知——在中国史境中被理解为通达视觉与视觉性的既定方式，在这项装置中为观众能够反思自己与南京的城市境况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李兴钢在创作这座园林时所使用的设计语言“房/山”类型学呈现为一次诗性的尝试，将个人在住宅中停留的经验与在园林中穿梭的感受连贯地表达为这项机制的运作方式，不仅产生了中介效果，并且演示了一种文化在形成平淡叙事的过程中图式模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对花露岗地区的各式斜坡屋顶进行建筑类型研究，将其作为台阁、树亭、墙廊与山塔的外形参考，然后把这四件构筑物串联成高低起伏的形势，为涉身感知的实践所用。园林在更多时候是一个描述项而非结构法，一方面塑造了这个国家明确的建筑身份或者特定的民族形式，另一方面又模拟了所谓内部与外部的融合。
“瞬时桃花源”的区域视图，南京花露岗，2015年
此外，再制的“瞬时桃花源”所给予的相对长久的实时体验比原作的结构与成分更加重要。对涉身感知自觉的重新配置主导了这种体验，美术馆空间的工业状态假定了极少主义的观看姿势以及相应的涉身经验。当观众在OCAT上海馆中的“瞬时桃花源”逗留时，南京城的历史也浮现其中。藉此，考虑到这座园林本身预见了一个特殊的观察地点或轨迹，重新安置这座园林是为了故意分别从内部和外部进行试探，检视先前的构筑行为。
作为现场的“瞬时桃花源”涉及了各件独立构筑物的转化，为建筑师提供了用以观看花露岗这个地方的不同框架。这种框架模拟了地方营造的过程，并且辨识出花露岗的物理边界与社会边界。花露岗作为地方的配置是将“瞬时桃花源”作为建筑理解的前提。南京城中历史结构与商业建设的冲突被已经愈演愈烈。然而通过在装置中感知框架的构建进行地方营造，花露岗被定义为是一个拥有水体、耕地、魏晋寺庙、六朝古墓、明城墙、清代私家园林、现代工厂、住宅、中小学的混合围地。
南京花露岗，2015年
如此由来于中国园林借景之法的程序被挪用为一种策略，展示了一个地方的文化镶嵌是涉身性空间实践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花露岗的地方情境被商品化为一个观看的对象，将南京所面对的城市境况的转化为话语空间。事实上，“瞬时桃花源”是一次建筑形态下的“补写的宣言”[1]，将装置与重置的过程作为记录城市主义情形的实验空间，目的是说明现代化在中国的话语路径。中国园林的观念模型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被生产为一个功能性的场域，配以装置的形式，将个体与集体叙事加工成以中国城市为题的建筑愿景。它确实有潜力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叙述一个“补写的宣言”。
“瞬时桃花源”中的树亭
OCAT上海馆“格物”展览现场，2016年
作为空间实践的“瞬时桃花源”阐述的花露岗仅仅是转瞬即逝的存在，谴责了中国以经济利益为目标而不断改变其城市景观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因素。 “瞬时桃花源”实际上是一次中国园林进行政治参与的批判性行动，并被理性地转化为传统文人与官场及当局保持距离之姿态的象征。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一书中将“园林”比作现代社会的相似物，是必须以强制性的手段建立才能得以维持的。园林制造者需要负责提供适当的生长条件且消除破坏性的影响，而把权利让渡给需要呵护的“人工培育”的植物。[2]中国当下的社会现状回应着鲍曼的造园国理论。李兴钢对《桃花源记》的暗指已经说明“瞬时桃花源”是一个颠覆性装置，表达了他对当前主导中国城市空间改造的权力结构的焦虑。然而，花露岗只是一个临时工地，吸收了作为临时建筑的“瞬时桃花源”。它最终会被再次夷为平地，等待仕绅化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