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新工人影像小组，《移民二代》，2017，彩色，有声，100分钟.
为什么新工人影像小组选择皮村第二代移民而非第一代移民作为战斗的前线？如果把前线标记在皮村第一代移民（打工者）那里，那么前线两边实力差距过于悬殊，并且一部分人有回乡的退路，战果很早就已不可逆转。而第二代移民出生并成长于皮村，似乎有比上一辈更好的条件进入这场战斗，因此也许有能力创造出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部署方案。相对于“工友”或“打工者”这些更具自我认同符码的称呼，“移民二代”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因此在影片中，他们不纠结于自己作为“移民”的特殊性，例如他们和自己的原籍、和父辈所带来的口音的关系，这些成为映后谈中观众/学者经常会质疑影片“忽略”的问题。这种忽略大概是移民二代与影片制作者有意为之，如此，他们才能从不占优势的特殊性中逃离，成为矢量，得以进入更普遍的环境。也因此，尽管影片中的演员多是移民二代，影片绝大部分取景于皮村，两者都不以符号性或者标志性的方式出现，身体性的出现就已足够：二代移民和皮村，从此成为影像共和国的公民。
“新工人影像小组”名称中的“新工人”所暗含的非/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与生活方式许诺是否就因此不予兑现呢？影片主人公仍是工厂工人，但他并不觉得工人有什么特殊性，因此也不会有先进阶级的使命感，工人不过和其他弱势群体一样，在区别对待不同街区、不同人口的占有与剥夺日益成为治理术常态的今日京郊，为依然有通向社会与自然资源的基本权利进行生存斗争。但“新工人影像小组”并不甘心锚定前线于此。当影片人物认识到自己在生活中处境的脆弱性时，他们决定抱团取暖。以抱团取暖的朴素想法为出发点，是否也可能出现一种合作社模式？万众创业是目前官方倡导的，谁努力、谁有想法，谁就能在为整个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自己也过上美好生活的假象，而真相往往是既有资源之间的比拼。影片人物在三次共同讨论中将创业、互联网共享经济、合作社理想的话语混合在一起，然而谁又能批评他们将出自相反意识形态的各种事物混为一谈呢——既然这几者对他们来说都是救/夺命稻草；一些观众/学者所批评的，女主人公在第三次讨论的时候使用了她自己说不出的语言，但百度不也是一种夺/救命稻草么？然而，这并不会对他们在讨论合作社和互联网共享的理想时的真切程度造成影响，因此对合作社的讨论也由于没有找到可操作的路径无果而终：在资本主义竞争环境中，为了能和其他经济主体竞争而存活，合作社不得不进行远高于生活成本的资本积累，以及远高于生活所需的运行效率，在上游和下游客户的选择上，在遵从合作社伦理的判断的同时，仍然得做出经济判断。
《移民二代》在片中场景之一丰台某快递仓库的放映现场，2017.
作为合作社的长期实践者，本片编剧兼导演王德志本人深知，对他们来说，做一家合作社比开一家“正常”公司要困难得多。在影片中，新工人影像小组很克制地没有将皮村长期合作社实践经验直接植入讨论，而是让未加编排的、关于合作社理想的讨论自由进行，尽管还不够成熟——如果不在皮村，在其他城郊，如何从零开始构建合作社，总是还得从不成熟的讨论开始。在此时，前线不正已移动到共同讨论的方式，移动到对替代性社会/生活方式的想象力么？而关于互联网共享经济的讨论，却直接被泼了冷水：今天的互联网早已背离了其创立之初的所有权共享初衷，它不再是虚拟的无主之地，而完全被吸纳进统治这个世界的同一个秩序里——你还是得先有钱！影片最后，几个人物合伙盘下一个快递点，它是共同富裕的开始抑或是影片中已有苗头的经济利益或劳资矛盾的开始？在两次映后谈回答观众/学者问题时，王德志导演似乎并不倾向对此做快速判断。确实，一家公司可能成为合作社，一家合作社也可能名存实亡成公司，前线正在实践者本人。
新工人影像小组在不同地点、人群间频繁组织放映讨论，让影片中提出而并无解答的众多问题，遇到关切这些问题的人（即便是从自身认识论出发而形成关切的人），重新构筑一个个前线——复数化的前线：在皮村新工人影院、激发研究所&三声书房，以及参加影片演出的丰台某物流中心，以及那些地点的人。近日，新工人影像小组的纪录片《野草集》也在打工子弟学校家长中进行了放映。在此处，新工人影像小组继承了68年之前的工人影像行动方式，并将其接续到今日北京。但后来才出现的问题他们也需要面对：当年，由于“解放”愿景近在眼前，在现有体系中的“承认”不具有迫切性；但今天，“承认”和“解放”同样成为具有迫切性的问题：在穿插影片之间多数的对饰演主人公的演员/移民二代访谈，无论是人物的穿着、语言方式以及灯光、舞台效果，都很像媒体对创业成功人士的包装方式，也意味着被社会主流“承认”。影片策划宋轶在访谈中说，他坚持在影片中加入访谈是出于尊重，但是否也有从美学前线退却的危险？这种“承认”，在“解放”的过程中，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