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证的北大外哲所（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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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常听说北大外哲所走向了衰落。作为从那里毕业出来的学生，我深为此惋惜，但我以为，她的衰落是无可避免的，以她大约十年前我看到的状况，就已注定了要走向这一天。
我于1993年考入外哲所，攻读现代欧陆哲学（硕士），一年后选择了王炜作为我的导师，以胡塞尔哲学为我论文主题。由于恶性神经衰弱始终折磨、困扰着我，加之找不到工作，不得不休学一年，延迟毕业。算起来，我在外哲所呆了四年光阴。
这四年里，我接触了熊伟、张世英这样的前辈，和陈启伟、杜小真这些当时小有名气的学者，他们已是外哲所的顶梁柱，在我刚步入外哲所前后，又加入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张祥龙、陈嘉映两位后来使外哲学增辉的年轻哲学家。当时的所长是陈启伟，其恩师是前任所长洪谦先生，他在我进所前一年谢世，二年后也即1994年，熊伟先生也离世。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给我们讲德文原著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形而上学》。我刚进所时，人们偶尔会谈起洪谦先生，但不久他就消逝在人们视界内（虽然后来开了一个洪谦国际学术讨论会）。熊伟先生过逝后，人们也很快就遗忘了他，尽管出了一本文集，算是对他的纪念，该文集后来从40多元一本降到5元一本。张世英先生尽管带有博士，但几乎不来所里，基本上相当于外哲所没有了他。另有一前辈任华，我就根本没见过。
洪谦和熊伟两位过去的人物奠定了外哲学的知识格局：洪谦的分析哲学——主要是逻辑语言派哲学—
—传给了陈启伟，陈启伟又培养了韩林合以及众多弟子；熊伟的海德格尔哲学传给了陈嘉映、王炜等人。张世英尽管培养了李超杰（研究狄尔泰哲学）等人，但由于其重心在古典德国哲学这一块，故对于以现当代哲学为重心的外哲所知识状况失去了影响力。当然，时代的变化，也把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推向哲学浪尖上，而古代、近代，德国古典哲学退到了幕后，留给那些沉得住寂寞的人去继续钻研。
分析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在外哲所，海德格尔几乎就等于现象学，胡塞尔倒成了其次人物——是外哲所的两大知识板块。
陈启伟偏向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这些早斯人物，而韩林合专做维持根斯坦。按说，陈嘉映是最正宗的熊伟弟子，他于1978年从德语系（在读）直接考取其研究生，专攻海德格尔哲学，熊伟极为器重他，他与王庆节合译了《存在与时间》，堪为译界佳本，也许熊伟以有人承继其学而释然吧。可是，陈嘉映于80年代末写完（甚至可能在写作其间）那本著名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后就随意地告别了海德格尔。从美国归来后，他加入到了分析哲学的阵营里来，以维持根斯坦后期哲学为中心，向牛津学派的奥斯丁等人扩散，在外哲所极受学生欢迎，形成洪谦嫡传之外的分析哲学领军人物。可是，在外人看来他仍然是海德格尔专家，他的译本和关于海德格尔的著作奠定了他在现象学界的永久名声。然而，这是一个错觉，他早已离开了海德格尔。发生误解的原因是，他在分析哲学方面没有著作（除一本重复的但却是最好的译著——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外），倒是出了一本旧著《<存在与时间>读本》,而且，他经常被邀参加现象学方面的会议，人们误以为他仍在搞海德格尔。
自张祥龙加盟外哲所后，他成了海德格尔哲学的领军人物。熊伟嫡传弟子王炜由于下海经营书店，几乎放弃了学问，但仍以他作为海德格尔推崇者的执着精神推动着、影响着外哲所的海德格尔情结。不过他已失去了领袖地位，张祥龙才是真正的海德格尔哲学领袖。加之有哲学系靳希平——一个真正的海德格尔专家——的呼应，哲学系以至整个北大，海德格尔的地位如日中天。
法国现当代哲学相对而言在外哲所要弱许多，只有杜小真一人在做。沾点边的李青宜（外哲所党机构的书记，研究法国“西马”）也勉强算一个，但在我来所后一年多即因剽窃而被陈启伟在全所会上痛斥，终于呆不下而去了他该去的地方——马列学院。书记一职传给性格柔弱，谁也管不了的徐凤林，外哲所这才解脱了她在政治上的紧箍咒。
作者： 天下思想 2006-10-10 01:5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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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所见证的北大外哲所（转贴）
杜小真是我所见过的最温文尔雅、柔弱腼腆、与世无争的一位女学者，她甚至在具备带博士资格后仍不申请博导，这与争名逐利的时代格格不入。在中国也许真正具有做法国当代哲学之潜能的只有她，她于1965与法国建交那年即派往法国留学，此后几乎每年都要去一趟法国。可惜，她可能对法国文学的兴趣要大于对法国哲学的兴趣，也或许她性格的原因，她对法国哲学始终没有投入太大的热情，只是翻译了一些书，没有再出什么成果。
其实，不仅杜小真一人如此，外哲所大多数人皆有热情缺乏症。执着是执着，可是却不投入，洪谦、熊伟是如此（两人皆无多大建树），陈启伟、陈嘉映、王炜皆如此，这严重影响了外哲所本该具有的功能。陈启伟以一部译作和若干文章评为博导，可是他肚子里的博学是人尽皆知的，就是不去著书立说，严守洪谦实证求实之学风。严谨倒是严谨，可是过了头，走向学术保守。在他的影响下，所里弥漫了这种消极不为之风，几乎给人以死气沉沉之感。
陈嘉映倒不是受所长影响，而是他自己的一种风格。记得我刚上他的课时（讲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二学期下来居然未讲完），对他的学术风格很不适应。我按中国惯常做学问的方式，尤其80年代的方式，把一套大概念、大论证、大结论带入讨论课堂上，经常与陈嘉映老师发生争论。可是，当这门课结束时，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整个地改变了我的学风，甚至成为我心目中把哲学玩得纯熟至精的偶像。他的大脑似乎天生适合做哲学，可是却轻蔑地对待哲学，他受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太深了，以至认为哲学应当消亡。他与海德格尔的超验风格、诗化语言和贵族主义气质完全不合拍，这正是他逃离海德格尔而另辟一路哲学的原因。在课上，他经常将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作比较，指出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语气中却常常透出对后者的嘲笑、揶揄。我听说他被某些人批评为不讲逻辑。确实，他对逻辑语言派哲学几乎全盘否定，这与他否定一切先验的、超验的东西的风格是一致的。但是，若“不讲逻辑”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说的，意指语言混乱、条理不清，那么陈嘉映完全不是如此，相反，他对语言规则之讲究，几乎让我们这些智慧上跟不上他的人极为吃力。他的一个根本观点是，看到的东西是一切想出来的东西的“逻辑”，而不是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他认为是生活中已有的规则，又称之为“语法”，这些规则、“语法”不是构想出来的，更不是先验的，而是规范性事实存在，其来源无以追究，我们老老实实遵从就是了，否则就会出谬误。由此，陈嘉映极为重视日常生活对于哲学的意义。这种哲学风格与北大素有的“终极关怀”风格迥然相异，等于消解那些宏伟、崇高的哲学追求模式。他自然在北大吃不开，而他故意不写“大”作品，始终玩着他的小文章，更使他不容于北大。据说他准备离开北大。可惜，若外哲所失去他，名声定将减去一半。
张祥龙是外哲所唯一对哲学饱有巨大热情的一员，与几乎所有其他人的风格有异。他的诗性思维天然的与海德格尔有亲和力，写起文章饱含浪漫主义的激情，未见其人，会以为他是一个性格奔放、高谈阔论、流长发、豪饮酒、狂抽烟的那类人。可是，一接触方知他书生气十足，性格严谨，不苟言笑，不善交往，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吃荤，生活简单以至刻板，对哲学痴迷到身体力行的程度。他在美国读书时的导师是一位印度裔美国人，这使他深深迷上印度教，而他对中国传统孔、老、庄、佛的崇拜更是无以复加，海德格尔不过是用来体证东方文化的一个西方范本而已。他将海德格尔东方化，然后又把他喜欢的维特根斯坦、胡塞尔、甚至弗雷格等等海德格尔化。无论是讲课还是著书立说，都没有什么逻辑规则，可以任意比附、连带、引伸。他感情奔放、爱憎分明，总是凭他自己的情感好恶标准贬一批哲学家而颂扬另一些哲学家，不过，可颂扬者少之又少，而贬斥者不计其数。在中国，孔、老、庄是源，是真理，是无蔽，此后除佛禅外皆是源头的脱落，真理的遮蔽（靠近佛禅的王阳明等尚有一点光亮）。在西方，只有海德格尔完美无缺，其他哲学家如康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只有与海德格尔相似的那点才被颂扬，否则同样遭贬斥。他执着地追求一个以时间为状态的源始视域境界，作为万事万物开启之源和归入之根，以对此视域境界的揭示程度来评价一切哲学家的价值。他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要围绕着这一视域境界主题来开展问题，几乎到了执拗的程度。
作者： 天下思想 2006-10-10 01:5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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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所见证的北大外哲所（转贴）
张祥龙的风格与陈嘉映的风格必会冲突，也发生了冲突。上帝把两个最不相似的人派到外哲所来，正如当年卢梭与狄德罗等启蒙派之间巨大鸿沟的存在一样，在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陈嘉映倾向于明晰的“逻辑”，不容有混乱和“违规”。对于他，智慧就在于说出语言日常使用中所蕴含的道理，他最讨厌大而无当的形而上之理，天马行空的语言制造。他之所以不写东西，是因为认为现在图书馆堆砌于太多的语言垃圾，人们几乎在任意制造思想，语言几乎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而张祥龙，倾向于模糊的思维，空灵的境界，宏伟的构想，他的气质天然适合语言舞蹈，天马行空正是他的写照，他蓬勃喷发的情感支配了对话言的使用，情感指向之处没有规则，思想所发之源不循逻辑。他不断地、刻意地强调根本性思维的“非概念”、“非逻辑”特征。在陈嘉映眼里，他不堪忍受张祥龙对语词作随意的、牵张附会的发挥、比喻、联系，那简直在粗暴的践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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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常听说北大外哲所走向了衰落。作为从那里毕业出来的学生，我深为此惋惜，但我以为，她的衰落是无可避免的，以她大约十年前我看到的状况，就已注定了要走向这一天。
我于1993年考入外哲所，攻读现代欧陆哲学（硕士），一年后选择了王炜作为我的导师，以胡塞尔哲学为我论文主题。由于恶性神经衰弱始终折磨、困扰着我，加之找不到工作，不得不休学一年，延迟毕业。算起来，我在外哲所呆了四年光阴。
这四年里，我接触了熊伟、张世英这样的前辈，和陈启伟、杜小真这些当时小有名气的学者，他们已是外哲所的顶梁柱，在我刚步入外哲所前后，又加入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张祥龙、陈嘉映两位后来使外哲学增辉的年轻哲学家。当时的所长是陈启伟，其恩师是前任所长洪谦先生，他在我进所前一年谢世，二年后也即1994年，熊伟先生也离世。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给我们讲德文原著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形而上学》。我刚进所时，人们偶尔会谈起洪谦先生，但不久他就消逝在人们视界内（虽然后来开了一个洪谦国际学术讨论会）。熊伟先生过逝后，人们也很快就遗忘了他，尽管出了一本文集，算是对他的纪念，该文集后来从40多元一本降到5元一本。张世英先生尽管带有博士，但几乎不来所里，基本上相当于外哲所没有了他。另有一前辈任华，我就根本没见过。
洪谦和熊伟两位过去的人物奠定了外哲学的知识格局：洪谦的分析哲学——主要是逻辑语言派哲学—
—传给了陈启伟，陈启伟又培养了韩林合以及众多弟子；熊伟的海德格尔哲学传给了陈嘉映、王炜等人。张世英尽管培养了李超杰（研究狄尔泰哲学）等人，但由于其重心在古典德国哲学这一块，故对于以现当代哲学为重心的外哲所知识状况失去了影响力。当然，时代的变化，也把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推向哲学浪尖上，而古代、近代，德国古典哲学退到了幕后，留给那些沉得住寂寞的人去继续钻研。
分析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在外哲所，海德格尔几乎就等于现象学，胡塞尔倒成了其次人物——是外哲所的两大知识板块。
陈启伟偏向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这些早斯人物，而韩林合专做维持根斯坦。按说，陈嘉映是最正宗的熊伟弟子，他于1978年从德语系（在读）直接考取其研究生，专攻海德格尔哲学，熊伟极为器重他，他与王庆节合译了《存在与时间》，堪为译界佳本，也许熊伟以有人承继其学而释然吧。可是，陈嘉映于80年代末写完（甚至可能在写作其间）那本著名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后就随意地告别了海德格尔。从美国归来后，他加入到了分析哲学的阵营里来，以维持根斯坦后期哲学为中心，向牛津学派的奥斯丁等人扩散，在外哲所极受学生欢迎，形成洪谦嫡传之外的分析哲学领军人物。可是，在外人看来他仍然是海德格尔专家，他的译本和关于海德格尔的著作奠定了他在现象学界的永久名声。然而，这是一个错觉，他早已离开了海德格尔。发生误解的原因是，他在分析哲学方面没有著作（除一本重复的但却是最好的译著——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外），倒是出了一本旧著《<存在与时间>读本》,而且，他经常被邀参加现象学方面的会议，人们误以为他仍在搞海德格尔。
自张祥龙加盟外哲所后，他成了海德格尔哲学的领军人物。熊伟嫡传弟子王炜由于下海经营书店，几乎放弃了学问，但仍以他作为海德格尔推崇者的执着精神推动着、影响着外哲所的海德格尔情结。不过他已失去了领袖地位，张祥龙才是真正的海德格尔哲学领袖。加之有哲学系靳希平——一个真正的海德格尔专家——的呼应，哲学系以至整个北大，海德格尔的地位如日中天。
法国现当代哲学相对而言在外哲所要弱许多，只有杜小真一人在做。沾点边的李青宜（外哲所党机构的书记，研究法国“西马”）也勉强算一个，但在我来所后一年多即因剽窃而被陈启伟在全所会上痛斥，终于呆不下而去了他该去的地方——马列学院。书记一职传给性格柔弱，谁也管不了的徐凤林，外哲所这才解脱了她在政治上的紧箍咒。
作者： 天下思想 2006-10-10 01:5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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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所见证的北大外哲所（转贴）
杜小真是我所见过的最温文尔雅、柔弱腼腆、与世无争的一位女学者，她甚至在具备带博士资格后仍不申请博导，这与争名逐利的时代格格不入。在中国也许真正具有做法国当代哲学之潜能的只有她，她于1965与法国建交那年即派往法国留学，此后几乎每年都要去一趟法国。可惜，她可能对法国文学的兴趣要大于对法国哲学的兴趣，也或许她性格的原因，她对法国哲学始终没有投入太大的热情，只是翻译了一些书，没有再出什么成果。
其实，不仅杜小真一人如此，外哲所大多数人皆有热情缺乏症。执着是执着，可是却不投入，洪谦、熊伟是如此（两人皆无多大建树），陈启伟、陈嘉映、王炜皆如此，这严重影响了外哲所本该具有的功能。陈启伟以一部译作和若干文章评为博导，可是他肚子里的博学是人尽皆知的，就是不去著书立说，严守洪谦实证求实之学风。严谨倒是严谨，可是过了头，走向学术保守。在他的影响下，所里弥漫了这种消极不为之风，几乎给人以死气沉沉之感。
陈嘉映倒不是受所长影响，而是他自己的一种风格。记得我刚上他的课时（讲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二学期下来居然未讲完），对他的学术风格很不适应。我按中国惯常做学问的方式，尤其80年代的方式，把一套大概念、大论证、大结论带入讨论课堂上，经常与陈嘉映老师发生争论。可是，当这门课结束时，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整个地改变了我的学风，甚至成为我心目中把哲学玩得纯熟至精的偶像。他的大脑似乎天生适合做哲学，可是却轻蔑地对待哲学，他受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太深了，以至认为哲学应当消亡。他与海德格尔的超验风格、诗化语言和贵族主义气质完全不合拍，这正是他逃离海德格尔而另辟一路哲学的原因。在课上，他经常将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作比较，指出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语气中却常常透出对后者的嘲笑、揶揄。我听说他被某些人批评为不讲逻辑。确实，他对逻辑语言派哲学几乎全盘否定，这与他否定一切先验的、超验的东西的风格是一致的。但是，若“不讲逻辑”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说的，意指语言混乱、条理不清，那么陈嘉映完全不是如此，相反，他对语言规则之讲究，几乎让我们这些智慧上跟不上他的人极为吃力。他的一个根本观点是，看到的东西是一切想出来的东西的“逻辑”，而不是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他认为是生活中已有的规则，又称之为“语法”，这些规则、“语法”不是构想出来的，更不是先验的，而是规范性事实存在，其来源无以追究，我们老老实实遵从就是了，否则就会出谬误。由此，陈嘉映极为重视日常生活对于哲学的意义。这种哲学风格与北大素有的“终极关怀”风格迥然相异，等于消解那些宏伟、崇高的哲学追求模式。他自然在北大吃不开，而他故意不写“大”作品，始终玩着他的小文章，更使他不容于北大。据说他准备离开北大。可惜，若外哲所失去他，名声定将减去一半。
张祥龙是外哲所唯一对哲学饱有巨大热情的一员，与几乎所有其他人的风格有异。他的诗性思维天然的与海德格尔有亲和力，写起文章饱含浪漫主义的激情，未见其人，会以为他是一个性格奔放、高谈阔论、流长发、豪饮酒、狂抽烟的那类人。可是，一接触方知他书生气十足，性格严谨，不苟言笑，不善交往，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吃荤，生活简单以至刻板，对哲学痴迷到身体力行的程度。他在美国读书时的导师是一位印度裔美国人，这使他深深迷上印度教，而他对中国传统孔、老、庄、佛的崇拜更是无以复加，海德格尔不过是用来体证东方文化的一个西方范本而已。他将海德格尔东方化，然后又把他喜欢的维特根斯坦、胡塞尔、甚至弗雷格等等海德格尔化。无论是讲课还是著书立说，都没有什么逻辑规则，可以任意比附、连带、引伸。他感情奔放、爱憎分明，总是凭他自己的情感好恶标准贬一批哲学家而颂扬另一些哲学家，不过，可颂扬者少之又少，而贬斥者不计其数。在中国，孔、老、庄是源，是真理，是无蔽，此后除佛禅外皆是源头的脱落，真理的遮蔽（靠近佛禅的王阳明等尚有一点光亮）。在西方，只有海德格尔完美无缺，其他哲学家如康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只有与海德格尔相似的那点才被颂扬，否则同样遭贬斥。他执着地追求一个以时间为状态的源始视域境界，作为万事万物开启之源和归入之根，以对此视域境界的揭示程度来评价一切哲学家的价值。他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要围绕着这一视域境界主题来开展问题，几乎到了执拗的程度。
作者： 天下思想 2006-10-10 01:59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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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所见证的北大外哲所（转贴）
张祥龙的风格与陈嘉映的风格必会冲突，也发生了冲突。上帝把两个最不相似的人派到外哲所来，正如当年卢梭与狄德罗等启蒙派之间巨大鸿沟的存在一样，在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陈嘉映倾向于明晰的“逻辑”，不容有混乱和“违规”。对于他，智慧就在于说出语言日常使用中所蕴含的道理，他最讨厌大而无当的形而上之理，天马行空的语言制造。他之所以不写东西，是因为认为现在图书馆堆砌于太多的语言垃圾，人们几乎在任意制造思想，语言几乎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而张祥龙，倾向于模糊的思维，空灵的境界，宏伟的构想，他的气质天然适合语言舞蹈，天马行空正是他的写照，他蓬勃喷发的情感支配了对话言的使用，情感指向之处没有规则，思想所发之源不循逻辑。他不断地、刻意地强调根本性思维的“非概念”、“非逻辑”特征。在陈嘉映眼里，他不堪忍受张祥龙对语词作随意的、牵张附会的发挥、比喻、联系，那简直在粗暴的践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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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你的贴怎么办?? [s:328]
